政治运动中的《牛虻》

　　1955年版苏联电影《牛虻》剧照：牛虻和琼玛

——《牛虻》在中国的流行与误读（三）

王 蔚

《牛虻》以删节版一再重印。到了1957年春天的鸣放时期，批评的声音有机会见诸报端，译者李俍民终于公开发出了对出版社的异议。在1957年3月27日的《文汇报》上，李俍民撰写了《奇特的删节法——对〈牛虻〉删节本的意见之一》，以原书第二卷第九章中牛虻和琼玛关于暴力革命的对话为例，批评出版社采取一种“电影剪接式的方法”，将两段话拼接到一起，中间删除了琼玛对使用暴力可能成为危险习惯的论述。他认为这反映了对古典名著的不尊重，即使是出于保持思想正确性的目的，删除这些内容，而不删除上下文中同样不够正确的其他对话，也显得缺乏统一标准。6月12日，李俍民又发表了《阿尔卑斯山的夕照——对〈牛虻〉删节本的意见之二》，大段引述了第一卷第二章中亚瑟和蒙泰尼里同游阿尔卑斯山时，二人对山谷中落日的奇异景象发出的不同感慨。在亚瑟眼中，悬崖下的黑暗如同地狱，而蒙泰尼里则认为像是人的灵魂。李俍民分析道，这段文字不仅极具诗意和美感，也与人物的心理紧密结合，体现了蒙泰尼里内心的痛苦和沉重，并与第二、第三卷中的描写相呼应。《牛虻》写作上的特色是细节的反复暗示和呼应，作为一位认真的译者，李俍民自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译本中遭到删除的阿尔卑斯山夕照一节，以及结尾时蒙泰尼里发疯等描写，都是被错误当作糟粕的艺术瑰宝。他还希望中青社的编辑“在经过几年的研究以后能够得出结论”，将这些部分还与读者。

此番鸣放并没能改变《牛虻》译本的面貌。当时中青社的出版重心已从外国文学翻译转到“三红一创”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上，《牛虻》不再是编辑关注的焦点。1958年，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伏尼契作品全集，书后附有伏尼契与波列伏依等人的部分通信，以及根据伏尼契的回忆材料所作的传略。此前《牛虻》的俄译本均有删节，在这一版本的文集中，则首次以全本译出。1958年1月的《读书月报》刊登了伏尼契全集在苏联出版的消息，但在中国，伏尼契的作品却并未被进一步译介。

此时的中国，整风与反右斗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中青社的总编辑李庚、文学编辑室的副主任吴小武（萧也牧）和陶国鉴均在1958年成为右派，主任江晓天两年后也被免职。195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论伏尼契的〈牛虻〉》。编者在书前的说明中表示，某些右派分子“引用外国古典作品中的片言只句”，“宣扬一些有害的资产阶级思想”，因而对外国古典文学有必要进行分析和批判。在这本由北京大学西语系的学生和青年教师撰写的小册子中，几位作者批评了牛虻的思想局限性和性格缺陷，并以严厉的措辞抨击蒙泰尼里的虚伪卑鄙，认为一些读者对他的同情是分不清敌我的糊涂立场，为资产阶级抽象的“爱”、“人性”等观点所蒙蔽。

耐人寻味的是，同样在1958年，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写的《英国文学史 1870-1955》为伏尼契辟有专章，对《牛虻》主要人物的评价已不再像几年前的电影版那样简单化。文学史的作者将牛虻对蒙泰尼里的感情描述为“真诚的而被痛苦压抑着的爱”，蒙泰尼里是“相信自己在做善事的温情的利他主义者”，“在品质上善良而高尚”，结果“不仅使自己成了虚伪的宗教思想的牺牲品，而且使别人受这种思想的统治”（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中译本）。评论者批判的矛头是指向宗教，而不是个人的反动或伪善。这套文学史仍是以强调革命与进步的评价标准贯穿始终，对《牛虻》的理解发生变化似乎主要是从伏尼契对苏联学者的答复中吸取的意见。但当时的中国读者没有机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牛虻》出版后曾首先撰文分析的巴人在1957年初写过一篇题为《论人情》的文章，认为“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总是具有最充分的人道主义的”，而当前的文艺作品则“缺乏人情味”，“缺乏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1960年2月，姚文元发表《批判巴人的“人性论”》，称巴人的多篇言论“露骨地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由此在文艺界掀起了痛斥巴人的旋风，人性和人道成为过街老鼠。而政治形势也在迅猛变化着，中国和苏联由昔日的亲密盟友转为恶言相向的敌人，曾经左右了中国欣赏趣味的苏联文艺作品越来越多地沦为修正主义毒草。《牛虻》虽然没有正式受到批判，但这样一部体现了资产阶级人性，同时打上“美帝”与“苏修”烙印的作品，无疑显得不够正确，不合时宜。

1960年7月27日，九十六岁高龄的伏尼契在纽约寓所病逝，这一消息在中国未见报道。从1960年起，由于“三年困难时期”纸张缺乏，报刊、图书用纸的定额均被大幅削减，文艺书籍的印量尤其受到限制。《牛虻》自从1959年第九次印刷后，便没有再重印。“文革”开始后，文艺刊物纷纷停刊，绝大部分外国文学作品成为禁书，书店不再经销，从此失去了公开传播的渠道。在破“四旧”，批“封资修”的狂潮中，大量图书被收缴封存甚至焚毁，曾经的革命小说《牛虻》也在其中。无论是错误的阶级立场，还是“小资情调”的爱情描写，都足以令这本书成为毒草，不再符合新的“革命”标准。另一方面，此时宣传机构早已树立起了大批贴合当下形势的英雄典型。如1966年7月28日《人民日报》为号召学习烈士刘英俊而发表的社论《人民的好儿子》中，列举了从董存瑞到雷锋等十余位在不同情境下可供效仿的本土楷模，认为这些持有“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的英雄是“历史上一切英雄豪杰无法比拟的”，并将这种革命精神的来源归结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这样的语境中，牛虻显得隔膜和落伍，已不具有推广的价值。

但民间的流传从未停止，《牛虻》仍是青年中最热门的读物之一。许多知青写下的回忆不约而同地提到当年私下传阅《牛虻》，一本书辗转多人之手的经历，甚至常常用手抄的方式满足对精神食粮的渴求。在1977年开伤痕文学先声的小说《班主任》中，作者刘心武将《牛虻》用作“文革”禁书的代表。积极向上的好学生与劣迹斑斑的小流氓都想当然地将《牛虻》视为黄书、坏书，作者用这一典型事例抨击“四人帮”对青少年心灵的毒害。不久，苏联的《牛虻》电影在中国再度上映，重现了当年观者如云的盛况。随着否定它的那个时代本身受到否定，这个曾经广泛传播的故事又重新进入了主流视野，以“拨乱反正”的姿态，被重新肯定。

再度流行

1978年4月，为缓解“文革”禁锢导致的严重书荒，国家出版局调拨了印制《毛泽东选集》的专用储备纸张，重印了三十五种经典文学名著，含外国古典文学十六种，《牛虻》也在其中。“文革”期间新译的外国文学均为内部发行的“黄皮书”，号称供批判使用，普通读者无权购买。此次重印是十多年来首次大规模公开发行外国文学作品，反响极大，出现了读者在各大书店门前排长队等候购书的热烈场面。

中青社此番新印的《牛虻》以1959年的版本为底本，但与旧版差异颇多，不但更换了封面，也去掉了苏联人所作的序和插图。书前加了一篇署名“编者”的导言，对牛虻认识不清阶级冲突，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以及冒险主义的倾向做了批判，对蒙泰尼里则严厉地指责为“反动阶级的鹰犬”、“阴险狡猾”。书后附有李俍民的后记，控诉“四人帮”将《牛虻》指为毒草横加禁止，并简要介绍了伏尼契的生平（其中某些细节并不准确）。这个版本为《牛虻》的第十次印刷，也是最后一次以繁体竖排的面貌出现。1978年底再次重印时，《牛虻》改为简体横排，保持上一版的基本内容不变，加入了由中国画家新绘制的插图。1979年和1980年，这本书以二十万册的印量各重印一次，充分反映了当时畅销的程度。到了1981年12月第十四次印刷时，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李俍民撰写的语言带有时代痕迹的后记被修改，删去了毛主席和华主席的语录。此时《牛虻》的累计印数已达到一百六十三万多册。

重印后，无论是编者的前言还是译者的后记中都没有再提及译本有所删节，但读者却并未忘记这回事。1980年第五期《读书》发表了一位读者的来信，信中呼吁出版《牛虻》全译本，不满此前的版本“二十多年来竟然一直带着俄译本的可恶的‘胎记’”。然而这一呼声和李俍民当年的抗议一样没有得到回应。

1978年8月，被称为新时期第一本文学刊物的《十月》杂志创刊。主创人之一张守仁在创刊号上发表《〈牛虻〉是怎样写成的？》，较为翔实地介绍了伏尼契的生平经历。1979年夏天，王刚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牛虻》广播剧，于一年后播出。这是他演播的第一部长篇广播剧，也是中央电台在“文革”后播出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为这部小说带来了更多听众。

在这一时期，《牛虻》的影响持续不衰，伏尼契的其他作品也随之成为出版界的热点。1981年，描写亚瑟离开意大利十三年间经历的An Interrupted Friendship同时有了两个中译本，分别译为《牛虻在流亡中》和《流亡中的牛虻》，均根据俄文转译，书名的更改也是承袭自俄译本。次年，又出现了第三个中译本《中断的友情》。描写牛虻曾祖一辈生活的Put off Thy Shoes也被译为《牛虻世家》出版，亦是从俄语译出。Put off Thy Shoes是伏尼契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于1945年出版。在伏尼契的构思中还有两部作品，主人公分别是牛虻的祖辈和父辈。但这两部并未实际动笔，只是在Put off Thy Shoes书后附有故事梗概，原拟完成的“牛虻五部曲”最终以“牛虻三部曲”行世。随后，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包括五部作品的《伏尼契小说集》。其中《牛虻》直接采用了李俍民的译本，没有重新翻译。《牛虻在流亡中》和《牛虻世家》采用该社此前已出版过的单行本，其余两部小说《杰克·雷蒙德》（Jack Raymond）和《奥莉夫·拉森》（Olive Latham，该书后来又有两个中译本，书名分别译为《要塞钟声》和《苦爱》）也是由同一批译者根据苏联的俄文版全集转译（经过一道转译后不乏扭曲原意之处）。

1984年第一期《十月》杂志上发表了张承志震动文坛的中篇小说《北方的河》。小说主人公将牛虻和马丁·伊登、保尔·柯察金并称为“真正的男子汉”，引为同道。打动主人公的是牛虻刚强不屈的意志。在《牛虻》走红的时代成长的作家中，不止一位在小说或回忆里谈及对这部作品的喜爱，史铁生便是其中的典型。他曾表示，最初使他对小说发生兴趣的就是《牛虻》（见《随笔十三》，发表于1992年第六期《收获》）。在他仅有的两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和《我的丁一之旅》里，《牛虻》都作为主人公喜爱的作品反复被提及。他甚至还亲自编写了一个面向少年读者的缩写版《牛虻》。从史铁生顽强忍受肉体痛苦的体验，对生死的通达态度，乃至对神性的反复追问中，都俨然可见牛虻的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