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信被丢失，信用不能迷失

现在时代的发展的确要告别很多事情，仅仅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来说，比如手摇电话，比如电报，也比如数量正在减少的平信。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虽然平信它未曾消失，却经常丢失。据央视《新闻1+1》节目日前报道，有央视记者做了一个调查：投递100封平信到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熟人，并通过与收信人联系来查看信件最终寄达情况。调查的结果是，其中的33封信没了下落。

值得一提的细节是，在这丢失的33封信中，记者选择了一封寄往北京平谷去的信件做了追踪。一个城市里，20多天后，收信人仍未收到信件。据中国邮政客服称，平信的丢失没有办法查询，并且无法赔偿。

这样的情形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尽管，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的通讯联络方式正变得越发即时和便捷，但，书信作为一种传统的联络方式，依旧履行着它的公共使命。虽然邮寄平信的人越来越少，但是既然这项业务依旧存在，那么就有着它的社会价值。而作为承载着这项使命的邮政机构，理应尽职尽能。

而站在契约的角度，从邮寄人交完邮费，邮政机构盖上邮戳那一刻起，一份契约就产生了。邮政机构就必须按时准确地投递履行契约，如果未能妥投，那也必须按照契约的要求退还给寄信人，丢失也应该进行应有的赔偿。但从现实来看，三成多的平信没有下落却得不到应有的交代，更别说赔偿，甚至邮政机构还理直气壮，这无疑是对契约公平的践踏。

《邮政法》的法律规定和《万国邮政公约》的国际惯例，或许是推卸责任的理由，但不能因为邮费廉价，服务就粗糙。央视评论员白岩松认为，这需要回归到职业道德方面来做文章。但我们很清楚，道德更多的时候只适用于律己，对制约和规范他人的行为作用有限。因此，无论这是一份商业契约也好，提供公共服务也罢，唯有依靠法律和制度，才不会制造“杳无音信”的焦虑和无奈。如果是一份商业契约，那么应该完善赔偿机制，确保契约双方履行责任和义务；如果是公共服务，那么则对投递过程进行更为规范严格的监管，对丢失信件应有交代，对丢失信件的工作人员要有问责。无论是法律还是国际惯例，都应该是以保障公平而存在。

无论是市场契约还是公共契约，都是社会信用建立的基础。平信丢失率高到三成，无论如何都是邮政机构失信的表现。虽然，平信的遗失有着许多复杂的原因，但邮政机构在投递的环节和程序设计上，又是否考虑过改进呢？如今，人口的流动和家庭搬迁频率在加快，如果邮政的投递模式依旧按照以往居民住址相对固定、单位相对稳定的环境去设置，怎能不出现纰漏和失职？这些，通过科学的流程设计都是可以克服的，但邮政系统因时改过了吗？

平信投递上的乱象，让我们何处去寻找那值得托付的“信使”？“信使”的迷失，是社会信用的迷失，是公共责任的迷失。平信这种传统的联络方式也许会被淘汰，陈旧的投递模式也会让平信发生遗失，但社会信用不能被淘汰，公共责任和职业操守不能被遗失。小宅（江西 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