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冉凤。本报记者张涛 摄
原标题:农妇何冉凤:邱兴华毁了我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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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邱兴华的妻子,太多的冲突和矛盾发生在何冉凤这个农村妇女身上,这是一个被夫权、族权、神权、政权束缚的现代“祥林嫂”。
10年前的2006年,陕西省石泉县农民邱兴华在陕西汉阴县平梁镇凤凰山山顶上的铁瓦殿,持刀斧砍死9男1女。12月28日,邱兴华被执行枪决。
这是记者在杀人事件过去一年多以后的回访稿件,除了具有写作标杆价值,本文刻画了一个21世纪的中国农村妇女和生活和世界的关系。即使10年过去,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文|杨继斌 编辑|涂重航►二十二年和一年都过去了。 在和邱兴华做了二十二年的夫妻之后,前一个秋天,她被刻画为一名死刑犯家属,一名母亲,一名被丈夫指认为不洁的中国乡村女性,在社会力量的干预下成为一名悲苦的公众人物。 但现在,何冉凤似乎已经从命运的漩涡中走出。她甚至给自己化了淡妆。桃红色的眼影,脸颊上搽了白粉。农村妇女常留的辫子,但是头发是染过的,浅红色。米黄色的高领毛衣套着一套女式西服。她悠闲地择着香菇,从菜市场买来的。两斤,6块钱,是她在外打工一个月收入的百分之一。今天是周五,住校的二女儿和儿子两个小时以后将从学校返家。租来的房子,昏暗。有发霉的味道。另一种浓烈的味道应该来自于她的洗发水,水果味的。墙角,电视机一直在开着。这台21英寸的彩色康佳,是家里不多的邱兴华的遗物。电视里播放着《金婚》,讲述一段漫长的坎坷爱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画外音说。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何冉凤应该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但她还是愣了一下,并随即换台。“有时看到一个背影也会想起他”偶尔还会想起他吗?当然会。那是1984年。何冉凤19岁,秀气,漂亮,在何家梁、这个隐匿于汉江峡谷中的小山村里是公认的一枝花。那时公路未通。到后柳镇要乘船过河,来回两个小时。去县城石泉,则大多乘船,来回得半天。村里的人如果去一趟安康,路上的见闻,差不多可以作为大半年的谈资。我家和邱兴华家原来住一个院子,安康发大水那年(1981年),他和同学去安康玩,回来后跟我说那边水灾的事。我觉得这个男人很有见识,开始对他有好感。怎么就嫁给他了呢?命吧。手里的活停了下来。那时,邱兴华初中毕业,是村里的文化人。过年的时候,何家梁有好多人家找他写春联。谈恋爱后,邱曾给何冉凤家写过一副。但她一拿回家,就被父亲给撕了。邱兴华知道这副对联的下落后很是丧气。但何冉凤说,我就跟你你怕啥。后来,私奔。两人又被抓回来。告官,结婚。1998年冬天,何冉凤跟着邱兴华离开了何家梁,到了距离老家一百多公里的佛坪县。在此之前,她已经为后者生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刚到佛坪,租不到房子,那天下雨,邱兴华出去找房子。何冉凤自己带着年龄分别是9岁、8岁、6岁的三个儿女,在一家旅社的屋檐下躲雨。旅社的老板看母子4人可怜,便给每人端了一碗热汤喝。当时想家吗?想,但是更想过上好日子。结婚后,邱兴华和何冉凤的家人关系一直不好。经济上,5个人每年要交700多块的税,再加上超生的罚款,老家呆不下去了。阮班超,如今何家梁的船夫。当年,何冉凤夫妇迁出何家梁的时候,乘坐的便是他的船。在他眼里,这女人的心思不在何家梁。对村里人的质疑,何冉凤不置可否。在佛坪的几年里,何冉凤遇到一个做媒的人,这人看她跟邱兴华过得落魄,就私下给她介绍了一个江苏人,条件比邱兴华强得多。何冉凤断然拒绝。那时邱兴华对我和孩子都很好。雨。屋内几乎和室外一样潮湿。有时在大街上走着,突然看到前面有一个背影,还会想起他。但是,到底是想起邱兴华的好抑或是不好,何冉凤却说不出来。“或者给我们搬家,或者从我们身上轧过去”不管怎么说,一切都结束了。当然,另外的一切也才刚刚开始。儿子邱龙阳这周在学校花完了何冉凤给他的最后一分生活费,放学后没钱坐车,步行了一个多小时回家。坐着一把椅子,把腿放在另一把椅子上。但放腿的那张椅子很快被何冉凤抽走。要有礼貌。儿子不满的瞄了她一眼,腿疼。又把椅子拉了回来。母子俩开始拌嘴。何冉凤最终胜出。我们一家人都很倔。她说。但在何冉凤的父亲何清德看来,她的女儿尤其倔。当年她要嫁给邱兴华,村里人都说麦种撒在了荒坡上,她还是嫁。为了一个男人甚至愿意把自己的亲人诉诸公堂,这在信仰“冤死不告官”的人看来是违反天伦的。对于她的倔,曾代理何冉凤向最高院提起上诉的陈志华律师将此称之为坚强。“她的这种坚强是生活强行塞给她的,和她天生的软弱纠缠在一起。”陈志华说。“她认死理。”妹妹何冉彩说。
邱兴华(中)。图片来源网络逮捕邱兴华后第三日,汉阴县刑警队队长姚润到邱兴华家的出租房清理物证,走的时候,他挂着警徽的越野车却被何冉凤母子四人手拉着手拦住了。当时,他们在我们家蹲点逮捕邱兴华的时候,答应3天后派车把我们从佛坪送回石泉。我们全家一大早就把所有家具打包,他却只来了一辆小汽车。说话不讲信用。你今天或者给我们搬家,或者把车从我们身上开过去。我当时指着姚润说。越野车低声吼叫着,但母子四人一动不动。后来,无奈的姚润从自己兜里掏了100块钱,往何冉凤手里塞,让母子四人自己雇一辆车,拉着行李回石泉。但何冉凤看都没有看那张钱。姚润继续把钱往不满15岁的邱龙阳手里塞。也塞不进去。钱掉到了地上,姚润没办法。回忆起当时情景,何冉凤眼角开始发亮。后来,姚润许诺让当地的派出所所长负责给何冉凤搬家,母子四人才松开手。你不怕他们告你妨碍公务把你逮起来?当时没想到这些。只是想着,邱兴华没给家里留一分钱,姚润给我那100块钱哪够搬家?公安局要不给我搬家,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但是,何冉凤不认为自己倔,或者说自己坚强。她说,有的事情必须争,不争“莫办法”。“莫办法”、“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是何冉凤挂在嘴边的感叹句或判断句。它感叹或判断的对象包括子女上学的学费、每星期的生活费、全家租房子的房租等等所有原来由邱兴华承担的东西。这似乎展示了这个妇女的软弱和无助。而“软弱”恰恰也是媒体或者公众在铁瓦殿血案之后,留给何冉凤的标签。今年1月9日,由部分诗人、作家及学者投票产生的“2006年中国诗歌排行榜”,将何冉凤列为“2006年最具诗性人物”。评委会认为,中国农村妇女柔弱和坚强这两种不同的性格,奇妙的在何冉凤身上糅合在一起:“她以最柔弱的姿态承受着疯狂与法理的多元倾轧,受丈夫的怀疑并险些死于丈夫之手,她没有获得死刑知情权,不能拿到亡夫的狱中文本。最可悲的是,她的贞洁成为案情至关重要的呈堂证物。”而这一年的生活似乎证明了这一点。甚至在何冉凤16岁的儿子邱龙阳看来,妈妈也比以前强势得多了。当然也比以前快乐了。龙阳补充道。以前,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邱兴华说了算,几乎没有任何主意需要何冉凤去拿或者坚持。告自己的父亲破坏婚姻自由,她听邱兴华的;计划生育超生,她听邱兴华的;背井离乡到佛坪县,她听邱兴华的;去铁瓦殿上香,她也是听邱兴华的。有做过违背邱兴华意愿的事吗?有,就一次。去年上半年,他跟我说他怀疑两个女儿不是他的。我很生气,没有给他做晚饭。惟一的一次。这“惟一的一次”忤逆,被邱兴华惦记着。夫妻俩最后一次谈话是在邱兴华被拘留于汉阴县看守所之后,邱兴华在电话里指责何那天没给他做饭。但是,就是这样一个逆来顺受的农村妇女,却在汉江河边的一声枪响之后变得坚强。她开始一次申诉,对象是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我的清白被他毁了”天光变暗,黄昏正在消失。二女儿龙彩终于也放学回家了。她悄悄地从背后拿出一枝玫瑰,花骨朵包着。没有花瓶,龙彩把花别到电视机上面的塑料泡沫上。哪来的花?母亲问。同学送的。女儿答。男同学送的吧。儿子插嘴。龙彩沉默不答。去厨房做饭。何冉凤没有再纠缠这个问题。在她看来,这枝花证明,儿女在学校和同学们的关系,已实现“正常化”。为了让儿女以正常人的身份上学,她甚至到派出所重新办了一个户口本,让孩子们跟着她姓何。但是,一切都是徒劳。龙阳上学的第一天,班主任拿出一张纸要登记全班学生家长的姓名。龙阳在纸上写上了母亲的名字。班主任笑吟吟地看着他,不行,必须写父亲的名字。龙阳转身走出了教室。何冉凤知道这件事情后,想去找龙阳的班主任,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儿子所遭受的尴尬,和她遭受的相比,根本不值一提。自从邱兴华被捕,何冉凤就被钉在一个异常尴尬的位置———这个“杀人狂魔”是因为自己妻子的“不贞”而行凶。为此,何冉凤不得不面对公安、法院和无数记者就同一问题的无数次追问:你跟熊万成到底有没有那种关系?有时甚至当着她孩子的面问。
何冉凤掩面而泣。图片来源网络全家从佛坪搬回石泉以后,孩子的上学成了首要问题。何冉凤找了好几所学校,都不愿意接收。最后她来到石泉县信访办。警察在我家蹲点时、拉着龙霞(大女儿)、龙阳上山喊话时,多次答应,只要我们配合,就一定会帮我们解决孩子的上学问题。现在人逮住了,没人管了。我只好找信访办。但是,何冉凤刚说明来意,信访办的一名工作人员就大声质问她,你还有脸来我们这里?你知道邱兴华为什么杀这么多人吗?还不是因为你?我当时想到了死,人没有脸了怎么活?那天晚上,我在(石泉汉江)大桥上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想跳,但想到娃们以后怎么办,想了会,就回家了。陈志华律师后来主动联系到何冉凤,提出给邱兴华做一个缺席的精神病鉴定。何马上就同意了。邱兴华没死的时候,人们都以为何冉凤“受专家怂恿”要求给邱做精神病鉴定,是为了救邱兴华,其实不是这样的。当时何冉凤情绪低落,做一个精神病鉴定,不仅牵扯到邱兴华是死是活,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牵扯到何冉凤是死是活。陈志华说。但是,局外人难以理解“不贞”对于农妇何冉凤意味着什么。1月份的一天,何冉凤绕了个大圈,去一个小商店买东西。她以为这样子,就没有人认识她了。付钱的时候,老板突然很郑重的对她说,孩子还小,你也还年轻,再重找个男人吧。但是,以后不要再像对邱兴华那样,对待你的男人了。何冉凤哭着说,我对我男人怎么了?对方不屑于跟她争论。这些事情促使何冉凤坚持要给邱兴华做精神病鉴定。因为只要政府或者专家宣布邱脑子有病,是在说胡话,就可以证明她的清白。从邱兴华被捕开始,何冉凤就陆续接到一些社会捐赠,大概有5000多元。而这也是当时他们家仅有的一笔现金。但这些天有一大半都花在了找人证明邱兴华有精神病上。何冉凤的这些努力被媒体诠释为她对于邱兴华的爱和不弃。当然爱他,可他杀这么多人,天都救不了他。做精神病鉴定,主要是为了我自己。他可以不清不白的死了,但是留下我不清不白的怎么活?“妈就是抢劫,也要供你们读书”厨房的热水壶开了,鸣笛像远处火车的汽笛。何冉凤抹了抹眼角。她努力回忆着12月28日邱兴华被枪毙那天她在什么地方。但是一无所获,她甚至连日子都记不清了。好像是被一家媒体的记者关在了宾馆;又好像是在家里呆呆的坐了一天。翌日。何冉凤带着三个孩子,在支付了350元火葬费用后,把邱兴华的骨灰带回了何家梁安葬。入土的时候,大女儿不磕头。何冉凤抄起一块石头。你不磕头试试看。三个儿女全跪下了。你那天哭了吗?哭啊。帮忙安葬的人都走了。娃们也都先走了。我就一个人坐在他的坟上哭。想着房租怎么办,想着娃们上学的生活费怎么办,想着自己以后被所有人戳脊背怎么活。我恨不得从墓里把他揪出来。邱兴华安葬没多久,何冉凤收到一封信。是被杀者———邱兴华口中何冉凤的“奸夫”熊万成———的妻子尹行巧寄来的。这封信没写一个字,信封里全部是邱兴华杀人案报道的剪报。后来清明的时候,何冉凤把这当纸钱全烧给邱兴华了。让他知道他的罪孽。她说。烧之前,大女儿选了一些报道给何冉凤听:熊家原来也很穷。于是我常给三个孩子说,你们一定要把书读出来,好有能力弥补你爸爸的罪孽。因为经济拮据,三个孩子曾跟我说不想念了。我便跟他们讲,钱不用你们操心,妈就是去抢劫,也要把你们供出来。但是,截止到10月5日。何冉凤分别打过两次工。第一次是5月份,在安康给一家搞装修的包工队做饭,45天,赚了700块钱。第二次是帮家附近的一户照顾老人,10天,300块钱。而每星期两个儿女(大女儿已经毕业,在广州实习,不再需要花家里的钱)的生活费就需要100元。所有的支出,主要是依靠去年社会上的捐赠。这学期还有11周呢,何冉凤掰着手指,至少还得1000元。莫办法!她叹了一口气。好消息是,曾和女儿22年不来往的何清德,因为邱兴华去世,开始到女儿家走动。常常带着一些土特产来看望女儿和外孙、外孙女。8月份,大女儿去广州之前,劝何冉凤再找一个。这样何冉凤的负担就小一些。找吗?何冉凤笑了。莫办法。她答非所问。二女儿已经把饭做好。夜幕也已经从天而降。电视机依然在墙角盯着这间房子的每一个角落。阴冷,但电视机上的那枝玫瑰却给人以暖色。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