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改兰是盛世蝼蚁，可蝼蚁不能挥刀向更弱的蝼蚁
摘要：当你在说“虽然杨改兰杀害了四个孩子，但她是被绝望所迫”时，我更倾向于采取另一种转折表述：“虽然杨改兰是绝望的，但她杀害了四个孩子”。文丨佘宗明1这世上有些柔软的词汇：血浓于水，舔犊情深……这世上也有些坚硬得让人不忍听闻的悲剧：母亲杀掉四个孩子。也正因有那些温情词句，悲剧才更加虐心：它超出了我们的情感阈值，用非人的方式制造了人间最深沉的痛，这种痛发轫于现实，却让置身现实的我们失去了所有语言能力，也足以让所有鸡汤与政治宣传含羞自刎。因为覆巢之祸式的死亡，已宣示了悲剧的无法劝解：而“不可劝解”，也就意味着鸡汤劝不回，政治口号击不退。这一场杀子悲剧，重到可以让所有“不能承受之重”的表述显得轻飘，痛得能将许多“多么痛的领悟”衬成无病呻吟。凤姐说，将悲剧主人公杨改兰逼到绝境的，是绝望。对这说话没法同意更多：绝望就是挂在宿命之树上的白绫，历尽一切希望的破灭，蹈死的合理性就无需再证。在此事刚被曝出后，周遭有朋友说：杨改兰“自我灭门”的极端做法，未必是因为贫困。但我自始至终都觉得，这是个伪命题：现实中，自杀多是“多因一果”，被穷厄围困，或许不是逼人自杀的直接原因，却可能是最主要的诱致因素，对穷到了“山重水复已无路，柳暗花明也没一村”境地的人来说，穷和无法摆脱穷，可能就是绝望本身，他们的自杀跟穷几乎是100%有关系，只不过，有些自杀的缘由可能是“穷”的链式反应，比如因为穷有病看不起，因为穷产生了对生存的倦怠感。穷是根源，在很多穷人的悲剧上。这是现实。毕节四兄妹集体喝农药自杀，当地官方就否认是“贫困致四儿童自杀”，说是因孩子中的老大性格孤僻，缺乏关怀。可缺乏关怀和留守儿童的背景，本就指向了城乡二元体制制造的贫穷沟壑，和贵州农村当地作为发展洼地的极度贫困。要将穷从其死亡因由链上摘除，真的太难。杨改兰杀子的悲剧也是：在“人死如灯灭”后，在死意味着无对证的情况下，以“等等真相，别断言她的杀子及自杀跟穷有关”的态度去执果索因，而罔顾她的家庭穷到了何种程度，是荒诞的。谨慎归因当然重要，可她的穷跟死作为两个基本事实，其间的关联，在悲剧层面有着同一性，用“兴许压根没关系”的说法劝人谨慎断言，同样是不谨慎。就算杨改兰杀子是“扩大自杀”“内攻击”，这可能也是表征，而无法排除其赴死的深层原因跟穷有关。2杨改兰是实打实的悲剧人物，她被极度穷困困了一生，却少被这个世界以健全基本保障和不浮于表面的精准扶贫，温柔以待，这埋下了其悲剧的伏笔；但在我看来，她最悲剧的地方在于跟悲剧相处的方式——她以悲剧的方式终结悲剧，但却将悲剧带向了绝望到不留一丝回环空间的地步。她杀害了4个孩子，用砍杀的方式。在发现孩子未死后，又逼迫他们喝下农药。在网上，一篇《盛世蝼蚁》的文章刷屏，对此作了这样的结论：不是杨改兰容不下她的孩子，而是这个社会容不下杨改兰及其孩子。文章写得很带感，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朋友陶舜还写了篇《这盛世如你所愿，但蝼蚁除外》。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说，“不是杨改兰容不下她的孩子，而是这个社会容不下杨改兰及其孩子”，有着致命的逻辑缺环：这个社会容不下杨改兰及其孩子，大抵是真的，但以某种“非A即B”的逻辑，去论证“不是杨改兰容不下她的孩子”，进而给杀子抹上了“可以理解”的油彩，却很荒诞。那残忍的杀子方式，不是用“对社会绝望”就可以解释清的，这甚至是两个命题。杨改兰是“盛世下的蝼蚁”，但蝼蚁在以死作为最无力的抗争和杀子之间，缺乏必然的因果关联。把它们混为一谈，很容易将几种底线混淆。最简单的理解路径是：当杨改兰绝望地走向悲剧时，她的四个孩子不被这份绝望“绞杀”的希望，是否也一块被砍死了？他们生的欲望，就该为“社会对杨改兰不仁，杨改兰对孩子下狠心”的“边缘博弈”而殉葬？3杨改兰家确实太穷，她住的地方，是村里人说的最穷最破的房子、大风几乎都会吹翻的土坯房，是连大门都关不严、家里任何值钱物件都没有的危房，10平方米左右的、连电都不舍得多用。确实，“用尽词典中对于贫穷的形容都毫不为过”。《盛世蝼蚁》里将这类贫困归结为“盛世”表象下的溃烂，没有任何问题，就像昔日兰考弃婴“命若垃圾”一样，并不夸张。文章用了“拉古迪亚的拷问”：一个人为钱犯罪，这个人有罪；一个人为面包犯罪，这个社会有罪……也很在理。现代社会，不该有因为被贫困逼上绝路的景象，哪怕任何社会都无法避免有穷人。哪怕杨改兰的杀子与自杀，夹杂了对社保资格被村里人劫夺的怨怼，也不妨碍对社会问题的攻瑕索垢：就因为家里有三头牛，就能僵硬地取消兜底的低保？而眼下，官方力图将其死因跟穷撇清，以期将政府兜底和扶贫责任从中移除；包括有些“理智者”将其行为归结为“精神失常”等，但这些明显的污点没法轻易抹掉。实质上，现在官方都在以“杨改兰杀子”的极端性，去从道德层面否定掉其行为连带动机，织起通过外部阻隔对死亡动机追溯加以阻截的“大棚膜”。但政府托底不力的过失，是真切的存在，也很难用舆情管制的橡皮擦擦掉。4可《盛世蝼蚁》这篇文章让我反感的是，轻佻地用杨改兰遭际的悲剧性，去消解她“杀子”做法的悲剧性。因为杨改兰是蝼蚁，她为穷所迫，所以蝼蚁就可以挥刀向更弱的蝼蚁？荒唐。在我看来，杀害孩子是无论如何不可为之，也无法被原谅的，哪怕是受困于极端的贫穷。我们同情杨改兰，并生出物伤其类之悲，也该分清她在两种处境里的角色切换：被绝望所困的她是社会痼疾的受害者，而举刀砍杀孩子的她则是作恶者。不是说她是受害者所以砍孩子就能被理解。这不是顺着官方对其“心智扭曲”的卸责式归因倾向，也不是简单的“虎毒不食子”的情景嫁接，而是说人性的通理：总有些恶，是任何理由都无法为之辩解的，这包括残忍杀害小孩，更别说自家孩子。人类对爱幼、护犊等基本伦理的确认，也是源于这些底线在人性截面上被一体接受。古代有“易牙烹子”，那是历史上最没人性的一次溜须。在黑帮片里，肯对孩子下手的，一定是无比心狠手辣的。杨改兰展示绝望的方式——对孩子砍杀和逼其服毒，本质上跟冀中星机场自爆及李绪义抢劫运钞车都不一样。同样是绝望的表达，同样对舆情造成巨大冲击，却有根本区别：机场自爆与劫运钞车，都挺极端，都不应被推崇，但其“极端”是就手段的剑走偏锋而言，而非其真正破坏力与伤害面；而残忍地对孩子屠刀所向，则是拿那些幼小生命献祭，这也是最难被容忍的。或许有人搬出“子非鱼安知鱼”的逻辑说：你又不是杨改兰，没经历她那样的绝望，你怎么知道你会忍住对孩子的挥刀？我当然不敢说，在经历了突破极值的穷困后，我还能靠着鸡汤活得满面春风，还能拿“人还是要有梦想的，万一见鬼了呢”将自己麻痹得安于蝼蚁般过活，可在不对孩子挥刀方面，我真不觉得是什么修为和高要求。这本是底线中的底线。或许还有人说：有些部门、官员难道就没荼毒孩子？为什么非得跟坏的比，陷入比烂逻辑呢？杀子行为之恶，并不亚于社会对极贫家庭不管不顾之恶。我们没必要因为一种行为罪孽深重，就对另一种主动为之的罪孽深重故意装作看不见。当你在说“虽然杨改兰杀害了四个孩子，但她是被绝望所迫”时，我更倾向于采取另一种转折表述：“虽然杨改兰是绝望的，但她杀害了四个孩子”。“饿殍遍野易子而食”，这是蒙昧年代的荒诞景象，也是绝对的社会性悲剧。但我更愿意相信，“易子而食”是“极言”天灾人祸所造成的惨象，而非实指。在《少年派》里，杀人吃人的惨剧都让人发憷。何况是挥刀向自身的孩子，不属于父母附属品、有生存愿望的孩子？如果说，杨改兰杀子是心智扭曲，无可怪责，那觉得她杀子之举因其“蝼蚁”处境变得不难理解的心态，也是扭曲的。还是那句：杨改兰是“盛世蝼蚁”，可蝼蚁不能挥刀向更弱的蝼蚁；而当其挥刀砍向了更弱的蝼蚁时，请不要因为蝼蚁的“无奈”，而觉得这可以被理解或谅解。『凤凰评论原创出品，版权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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