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道群：他没有得到时代慷慨的回赠

林道群　　晶报记者 庄向阳 摄

晶报记者 刘忆斯

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公司普及出版部总编辑林道群，是促成我们此次高伯雨纪念专题的主要推手，他不仅提出专题思路，居中策应，助我们联系采访，还无私地将高伯雨先生的稿件借给我们一用，条件只有一个：“在篇幅允许的情况下，请尽量多登一些高先生的文字”。“我认识高伯雨先生比较晚，和他相识时他已是晚年。”林道群的话里透着遗憾。

一份“迟到二十年的礼物”

1980年代末，才从香港中文大学校园走出的林道群，经香港作家、学者卢玮銮（小思）的介绍，与高伯雨先生相识。当时，高先生很想出一本“惬意的自选集”，在香港社会理论出版社任职的林道群就尽力玉成了此事，由社会理论出版社出版的《听雨楼随笔》单行本（也就是今日牛津大学出版社这套《听雨楼随笔》的第一卷）于1991年7月出版。

“这本书是高伯雨的子女为了让父亲高兴，背着他自己出钱来出版的。”林道群忆及往事，觉得香港出版界、香港文化界乃至整个香港以及时代，都对高伯雨有所亏欠。“他（高伯雨）慷慨地用他的一生记录着时代，然而他却并没有得到时代慷慨的回赠。”

《听雨楼随笔》的单行本出版后，高伯雨继续出书的想法变得更加迫切，但因为他的文章过于零散，缺乏必要的整理，而彼时香港图书出版界也不够专业，高伯雨著作的出版就因此搁浅。翌年初，高伯雨先生去世，他的千万字掌故文章，也就此被时代匆匆飞驰而扬起的尘土湮没了。不过，在林道群心里，一直牵挂着出高伯雨的书。

高伯雨一生所著超过千万字，“可现在香港的出版界发达了，搞研究的人也多起来了，大家却仍对高伯雨视而不见。”林道群一语道破个中原因：“就是因为高伯雨的文章很少写香港，他研究和撰写的是整个中国的近代史”。在高伯雨生前亦友亦徒的卢玮銮的力促下，以及在利希慎基金的赞助下，牛津大学出版社终于在今年初开始陆续出版高伯雨文集，这包括《听雨楼随笔》（九卷），以及高伯雨翻译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这套书在林道群看来，是献给高伯雨先生一份“迟到二十年的礼物”。

“随”“笔”二字是其一生写照

为什么时隔经年，牛津大学出版社这版高伯雨文集，仍要保留“听雨楼随笔”这个当年的老书名呢？林道群觉得“随”、“笔”二字正是代表了高伯雨一生写作的态度。“高伯雨在世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记录历史的重任。”林道群认为，高伯雨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他写作没有那么多目的，写文章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这一点，我们从他写作的全情投入就可以看出，有目的的人是不会像他那样投入的。”

如果说高伯雨是无意中记录历史，那么林道群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就是在有意抢救历史了。这套十卷本高伯雨文集整理、出版了高伯雨近两百万字的文章。不过，林道群依然坦言很遗憾，这次高伯雨文集的出版，准备得并不充分，出版编排的方式也不是很严谨，“我们可能会取材重复，造成文稿雷同，我们还可能漏掉了他很多好文章，另外，我们也没有时间去加一些注释，组织一些研究他的文章……”

虽然在没有人好好整理高伯雨先生所作的一切事功之前，牛津大学出版社便一口气出版十卷本文集，已属十分难得，但，林道群对自己“抢救历史”的说法，还是称“不敢愧领”，他觉得自己所做的，就是为了让高伯雨和他的文章能重新浮现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看到。林道群说，“希望我们这次出版的书，能引起香港乃至内地学者或有志趣于文史掌故的青年一辈注意，大家一起投入更多的精力，搜集、研究高伯雨。”

一生信奉“写的东西要好看”

说起高伯雨，林道群认为这位勤于笔耕六十载的掌故大家不只是“博”，“他写的文章也非常准确，不是道听途说的。”在林道群眼里，高伯雨绝不单单是一个在香港写掌故的作者，他是有自己的谱系和师承的。据林道群介绍，高伯雨是香港著名的元发行后人，可他从小就不喜欢做生意，只喜读书、写文章。高伯雨早年曾赴英国、日本求学，后来他北上上海、北京，认识了很多前清遗老和掌故名家，慢慢地迷上了写历史掌故。“高伯雨起初写文章是跟人家学的，包括郑逸梅、周作人。你看高伯雨的文章，很容易就能知道他的师傅是谁了。”林道群说。

从1950年代开始，高伯雨在香港就不停地办报纸，办杂志，这主要是因为他想帮助自己的老师和朋友们发表文章。在1950、60年代，郑逸梅、周作人等人的生活艰难时，都是把文章发给高伯雨，在高伯雨办的《大华》、《大人》等杂志上发表，以取得稿酬度日的。而香港的文化名人，如林行止、饶宗颐，也对高伯雨很照顾，他们付给高不菲稿费，一是高的文章确实值高价，二是朋友之间也有一种照顾的情分。

高伯雨写随笔，以广泛的兴趣见称，上知天文，下识地理，旁及巫医星相。于学无所不窥；从政治、经济、社会、教育以及各部门的文学，甚至金石书画，他都有浓厚的兴趣。文字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此外，高伯雨的文笔也极好，他一生都把“写的东西要好看”作为自己写作的宗旨，他的文章往往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在一些文章中，他像侦探小说家的笔法，也给一些逝去的历史事件增添了新鲜感与悬念感。

文章作为港大经济研究教材

在坊间有一种误解，就是高伯雨只会写小文。其实，高伯雨不仅写在报纸刊发的小文，他还写在杂志上刊发的长文，比如他的读小说札记，通常一篇都在两万字以上。就算是千字小文，高伯雨往往也能写得纵横捭阖、妙趣横生。在1960、70年代高伯雨创作最高峰时期，他在很多报刊上都有专栏，不少专栏是每天一篇连载的形式，他有时一写就是60多篇，不少篇幅都是首尾相连，所述同一个人物、同一个事件，所以把他的很多短文连接起来读，也是一篇长文。

在林道群眼里，高伯雨最难得的地方还不在于他是南方少有的掌故专家，也不在于身在香港的他并不仅仅写香港的掌故，还写整个中国的近代史，而是他的文章比北方很多掌故家都更准确。“高伯雨除了认真搜罗材料、研读史料外，他比北方很多掌故家还有一个长处，就是他的外语很好。”中国自晚清以降，与欧洲、美国、日本的来往很密切，有很多外国学者都记录了中国当时的情况，学贯中西的高伯雨利用他的语言优势，在很多材料中进行对照、比较和筛选，并加以使用，这也让他的文章有当时中国许多掌故家文章中所没有的东西。

新中国成立后，香港、广州的地方历史、民生情况、经济发展等方面就少有人记录了，而高伯雨文章中有不少对历史中香港、广州的故人、故地的记录，就显得弥足珍贵。林道群认为，“我们现在研究香港、广州的历史，很多东西要靠高伯雨来接上。”比如高伯雨写的《从元发行盛衰看南北行》等文章，里面就有种种对旧时香港商贸、金融活动的记录和比较，是典型的香港经济史，目前，这篇文章已经被香港大学作为经济研究的教材。“高伯雨去世的时候，香港的学术发展还没有成型，因此很少有人意识到高伯雨的重要性。”林道群说，“二十年过去了，希望我们不要再忽视高伯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