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凭特事写新篇
特区报早期的印刷机。
１９８１年本报试刊５期的报头。试刊第一期报头为秦萼生教授用爨宝子体所书，试刊第二期起改用秦教授所题行书，沿用至今。 （本报资料图片）
■ 曾锦棠
一报震南天，旗帜鲜鲜。但凭特事写新篇。曾几何时成局面，阔视山川。
试刊记当年，三两狂编。孤灯斗室不曾眠。闻道而今安广厦，意慰情牵。
上面所录这首《浪淘沙》，为广东著名诗人、原深圳市委副书记黄施民于１９８３年为庆祝《深圳特区报》创刊一周年、深南中路报社大楼落成有感而作，真实地记录了当年创办《深圳特区报》的情景。我曾亲自参与《深圳特区报》创办工作，在《深圳特区报》工作近两年时间，今天重温这首词，百感交集，万绪纷来，不由得又记起了当年创办《深圳特区报》的苦与乐。
筹划
１９７９年深圳改为市建制后，全市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经济改革开放的路子，当年就引进了２０多个来料加工项目，举国瞩目。
那时我担任市委新闻秘书，感觉深圳十分需要办一张有自己特色的报纸。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长陈江同志说：“这个设想很好，只是市政府拿不出钱办报啊！”
办报的问题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１９８０年初夏，市委宣传部设立新闻科，我是负责人，其余４人是刘学强、黎珍宇、丘盘连、刘叶城。我说了办报的想法，他们个个拍手叫好。
是年初秋，李伟彦同志调任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是吴南生同志，我给他们的见面礼，就是反映我们要办报的建议，希望得到支持。李伟彦同志笑了笑，不久就把办报的问题正式列入宣传部的工作议事日程，并叫我给市委写一份办报的建议报告。在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１５日的市委常委会议上，作出了办深圳报的决定。
同年１１月１８日，宣传部副部长张坚同志告诉我：“市委指示宣传部做出办报方案送市委审定，部里决定，由你起草办报方案。”李伟彦还对我说：“你可根据目前市财政困难的情况，多搞几个方案，供市委选择。”
一个刚成立的经济特区，要办成一张报纸，确实困难重重。当时，我们既没钱，也没有办报人才。为此，我做办报方案时，立足于能够解决办报人才和报纸的印刷问题。和内地及香港的多家新闻出版单位联系洽谈之后，呈送市委审批的方案有两个，一个和中国科普出版社合作，对方负责印刷设备和办报初期从北京选派２５名采编、管理人员；我方负责提供建报社的地皮和部分开办费。这样，我们需要负担资金５０多万元。另一方案是自己办报，按发行１０万至１５万份报纸预算，需投资４００多万元。考虑到市财政困难，可两条腿走路，边筹建报社边试刊出报。在试刊期间，可由其他印刷厂承担印报任务。
不论采取哪种方案，办报的宗旨是一致的，那就是以宣传深圳特区为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改革开放政策所取得的成就、经验为主旋律，辅以其他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闻；报纸应立足深圳，面向全国，兼顾港澳及海外；报纸版面安排既区别于内地报纸，又不同于港澳报刊，但可以借鉴港澳及海外报刊生动活泼的版面安排经验。
方案中提出了３个报名供选择。一是《深圳特区报》，二是《深圳商报》，三是《深圳报》。考虑到是市委党报，倾向于定名《深圳特区报》。
过了一个月左右，宣传部接到市委口头批复，同意自己办报的方案，并指示要因陋就简，大胆尝试，迅速出报。既没有下发“红头文件”，也没有批钱批人。特区兴办伊始，我们理解市委市政府当时面临的困难，也更加明确我们肩负的重任。怎么办？那就是大家同心协力，艰苦奋斗，解放思想，勇闯新路。
试刊
市委决定自己办报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动员令。为了做好市属各部门的协调工作，让大家都来关心和支持办报，由宣传部牵头组成筹办深圳特区报领导小组。组长由市委副书记黄施民兼任，副组长是李伟彦和市委组织部长欧阳杏，领导成员是市计委主任江兆新，市财政局长蔡自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坚及宣传部新闻科、宣传科负责人曾锦棠、黎颖。领导小组下设《深圳特区报》试刊采编组，由我担任采编组长。
采编组在试刊前期的人员组成，除了新闻科５人加宣传科的彭茂光外，还从内地调进及从本市各单位抽调了一些人参加。那时，报社急需一批采编人员，只要有人介绍或毛遂自荐，我签字报李伟彦同意后即可送交组织部审批调入。后来，人事权被下放给报社，指定由我、张洪斌和江式高共同审查研究决定便可调入人员。
张洪斌同志当时是新华社内参线记者，较长时间住在深圳，对特区情况熟悉，又有采编经验。在我做方案筹划办报期间，曾多次请他协助我们办报。他不负众望，在我们即将试刊的关键时刻，向市委主动请缨前来办报。我们都很尊重他，把他看成是报社的顶梁柱，每期报纸的主要稿件选编和版面安排都是由他负责。
基本队伍组织起来后，就解决办公场所问题。地处蔡屋围侧的原宝安县委所在地，就是那时的市委大院。在靠近市委宣传部旁边有幢旧平房，靠中一间约１２平方米的房子就是深圳特区报最初的办公地址。我们在这间房摆了３张旧办公台、椅子，要是多几个人进来，连坐的凳子都没有。一天傍晚，我和江式高散步，发现大院围墙下有张被丢弃的木匠用来刨木的长凳，如获至宝，一齐把它抬进报社办公室，大大方便了来人。
试刊期间，这个办公室是报社的总编室，又是当时特区报社的指挥部。除了这间办公室外，还有一间鲜为人知的社外总编室，那就是桂木园５４号我的住宅。李伟彦是我的邻居，我的住宅自然成了我和张洪斌经常研究报社工作和编稿的地方。
我和张洪斌还就《深圳特区报》的报头请谁书写的问题，商量过几次。几经考虑，最后决定请广东的著名书法家秦咢生先生书写。他写了爨宝子体及行书这两种字体，每种字体都各书写了两份，《深圳特区报》试刊第一期是采用爨宝子体，但有部分读者反映，这种字体有许多人看不习惯。于是，从《深圳特区报》试刊第二期开始，报头便改为秦老书写的行书，一直沿用至今。
试刊前期工作准备得差不多了，只有报纸的印刷问题尚未解决。我们曾考虑让深圳一家印刷厂承担特区报的印刷，但因印刷成本费较高而放弃。正当为难之时，香港《文汇报》总编金尧如来到深圳。李伟彦立即去找他寻求解决特区报的印刷问题。双方一谈即合，文汇报表示大力支持，答应印刷费以成本价计算，等特区报有了收入时再一起付款。
这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们马上组织稿件，准备出报。首先，我在市委小礼堂主持召开了全市通讯员会议，动员大家积极投稿，共同为办好特区报出谋献策。当时涌现了不少热心于特区报的通讯员，如曾锦初、廖虹雷等积极投稿，还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前几年，报上刊登了《鹏城缘起何处？》的文章，谁也说不清楚。其实，那时特区报设立“大鹏”副刊这一刊名，就是采纳了通讯员曾锦初的意见。在特区报正式创刊前，即１９８２年４月１２日，我又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市通讯员会议，为特区报的正式创刊打下了牢固的群众基础。
我在采编组里也集思广益。要求大家提供新闻线索，然后归类排队，挑出有用的线索，按采编人员分配采写任务，平均每人要完成稿件三至五篇。以后每期试刊都采取了这种办法。
考虑到深圳毗邻港澳，为了照顾到港澳读者，扩大对外影响，试刊报纸采用竖排繁体字，而且第一版就有四通栏的广告。试刊第一期的稿件，在１９８１年５月３０日前就全部编好，组织上委派我与刘叶城前往香港《文汇报》负责试刊的印报工作。我于５月３０日下午带着稿件和画好的版样到了香港，当晚拜访《文汇报》社的领导，第二天由《文汇报》副总编辑张云枫协助我修改了一些稿件标题，便打出小样交给我校对。６月１日印出大样，立即送回深圳交市委领导审定。原计划第一期试刊是在６月６日星期六出报，可是当大样送回深圳时，市委书记吴南生已赴京参加特区工作会议了。于是，报社决定先印５０份报纸由张洪斌送往北京，呈送谷牧、任仲夷、吴南生等领导审阅后，才能正式出报。
那时《文汇报》印刷厂有两台印报的轮转机，其中一台专门供我们印报。第一期试刊已制版上机。万一６月６日不能按时出报，只要市委没有提出修改意见，就不拆版，日期也不作更改，反正是六六大顺，好兆头。
那几天我一直坐在《文汇报》社不敢轻易走动，以便随时接听张洪斌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晚上，我们就住在《文汇报》大楼内的招待所，白天吃饭是在《文汇报》社的员工饭堂。那时我们在境外工作，市政府没有给我们“特殊”待遇，特区报社更是一穷二白，没有给我们分文的补贴，最优惠的待遇就是市财政局一次性给我们补助了８０元人民币做了一套普通西装，那算是最应时的装束了。然而，我们从来没有计较生活待遇，身在“花花世界”，却一心扑在工作上。
６月１０日晚上９点５０分，我守候着的电话机终于响了，我急忙拿起话筒。深圳市委办公厅罗秘书向我转达了黄施民的意见，说市委领导对试刊第一期从内容到版面安排都很满意，同意付印。这天晚上，我再次审慎认真地审阅了试刊清样，翻来覆去睡不着，日夜盼望的特区报就要诞生了，怎能不激动呢！到了凌晨３点，我和刘叶城到了文汇报楼下的印刷厂，告诉印刷厂的陈厂长：“可以开机了！”接着，就听见“轰隆”一声，印刷机转动，天刚蒙蒙亮，８万份首期试刊的特区报就这样印了出来。
当这些报纸从香港运到文锦渡深圳口岸时，早就等候着的报社的七八个人充当了临时搬运工。除了大部分报纸交由市邮电部门发行外，报社每个人都提着一捆报纸上街卖报。市民看见这些“报童”都十分好奇，当他们发现是《深圳特区报》时，便蜂拥而至，抢着先睹为快。看见新出版的试刊特区报受到那么多人欢迎，报社工作人员的心头都是乐滋滋的。
风波
《深圳特区报》的诞生，在边陲小镇引起了广泛和深刻的反响。本市和境内外许多读者纷纷来信、来电，表示祝贺，并赞扬《深圳特区报》的诞生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产品，让人耳目一新。但也出现一些不同的舆论，如《深圳特区报》和香港报纸没有多大区别、商业味太浓……
我们对此头脑清醒，这也是意料中之事。新事物的出现，如同一艘帆船在茫茫大海里航行，它要冲破许多狂风巨浪，绕过无数暗礁险滩，才能到达光明的彼岸。我们自信，《深圳特区报》从试刊首期开始，就把握住了大方向，那就是坚定不移宣传改革开放，宣传深圳特区的建设成就、新人新事。在此前提下，融进自己的地方特色。
社会上的舆论也引起了中央宣传部的重视。出了两期试刊以后，中央宣传部委派新闻局长王揖前来深圳特区报了解情况。经过参观、听取汇报后，王揖对特区报有了较清晰的理解。他说，看了两期特区报试刊，觉得很活泼，有新的突破。有人反映《深圳特区报》没有突出政治，什么叫政治？政治亦不是干巴巴的，报纸不能照念一本经。深圳报纸试刊第一期不是开辟了一个“新风尚”专栏吗！这个专栏里刊登了深圳一个基层党支部书记廉洁奉公的事迹，就很有教育意义。又如试刊第二期发了一个“三热爱”专栏，这个专栏可以搞大一些。并指示说，特区有它的特殊性，既要满足全市人民的需要，又要满足全国人民的需要，还要满足外商投资者的需要，这三者要很好地结合起来。总之，报纸一定要办活，可以多试几期，然后正式出版。
是的，《深圳特区报》从试刊第一期开始就办活了，这是我们敢于打破常规，大胆创新的硕果。《深圳特区报》的开拓者和深圳特区的开荒牛一样，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克服了多少艰难险阻，终于闯出了一条光明大道。《深圳特区报》的社址，由原来连路名门牌都没有的深南中路一号的旧平房，经过四易社址，最后迁至今香蜜湖畔巍峨的报业大厦。看着深圳特区报社今天的辉煌成就，怎不令人心潮起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