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将领张权的传奇人生 (2)
首建中国机械化战防炮部队
1923年，张权由日本学成回国。他先是到陆军六师十二旅二十三团担任上尉连长，后又升任苏皖赣巡阅使少校参谋，接着出任浙闽苏皖赣联军总司令部训练处上校科长，开始在军界崭露头角。在这期间，怀着满腔爱国豪情，张权曾上书大军阀孙传芳，希望其能护国救民。但是让张权始料未及的是，其拳拳爱国之举竟然招致孙传芳反感，被其解职。
眼见北洋军阀腐朽至此，张权极度失望，遂赶赴广东投身国民革命，希望由此觅得救国救民之道。到达广州后，张权先后担任浙东警备师上校参谋处长、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十九师少将副师长等职务，期间与该军中共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结下深厚情谊。北伐战争开始后，六军十七、十九师奉命进攻乐化。在遭遇敌军全力阻击、十九师五十六团团长阵亡后，张权兼任团长，他身先士卒，率全体官兵艰苦奋战，最终击溃敌军，取得胜利。1927年3月，在进击南京的战斗中，也正是由于张权率领的五十六团苦战三昼夜，大败敌军，占领了牛头山，才保证了国民革命军胜利攻克南京。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蒋介石将第六军十九师解散，并逼迫军长程潜去武汉，任命杨杰担任军长，积极赞成讨蒋主张的张权遂投奔安徽陈调元，任其部五十七师参谋长。在陈调元处，张权遇到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时任四十六师中校团副的共产党员綦书田，两人自此联系密切。在綦书田的耳濡目染下，张权对红军渐生好感，开始将一些军事情报由綦转交给红军。据记载，1932年红军徐向前部将陈调元的四十六师围困，陈命张权率部增援，张权故意不执行增援命令，想方设法拖延时间，从而使四十六师弹尽粮绝，狼狈逃窜。
七七事变爆发后，苏联、美国等盟国赠送给国民党军队一些火炮、汽车等机械化兵器装备，支援中国抗战。闻此消息后，张权欣喜不已，他随即针对当时中国军队无正规反装甲部队、很难对付猖狂的日军装甲兵这一情况，向国民党作战指挥部建议成立反装甲独立兵种。在得到批准后，张权便利用援助的这些装备，首先于湘潭组建炮兵五十一团。
此后，根据张权的建议，国民政府先后斥资从国外购入丹麦“麦德逊”火炮、奥地利“四七”火炮、德国“三七”火炮、苏联“三七”、“四七”火炮等装备，以组建机械化战防炮部队。张权利用上述装备陆续建立了五十二团至五十八团共7个炮兵团、1个教导团和5个直属营，除炮五十二团后划归蒋介石嫡系杜聿明建立的王牌部队机械化二〇〇师外，其余7个团等全部隶属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建制。这年11月，张权被任命为陆军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队长。
为使官兵尽快学会使用这些新式装备，经张权提议，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成立了干训班，总队部聘请苏联顾问，参与对官兵的教育培训工作。张权与苏联顾问别里阔商定从班长教育着手，分别对每团所属6个炮营班长进行轮训，使他们的战术提高得很快。与此同时，张权还于百忙之中自学外语，阅读外文军事资料，先后撰写了《战车防御炮操典》、《战车防御炮兵器学》等军事著作，下发给部队作为教材使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在璧山训练期间，国民党军训部还曾派出校阅团莅临检阅。当看到教导总队军纪严明、整训内容扎实、上下关系融洽、军事技术精湛时，校阅团便向蒋介石及军训部长白崇禧作了汇报，云“我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在张权领导下，领导有方，自奉俭朴、清廉，整军严，训练好……”蒋介石闻此欣喜不已，他立即亲自召见张权，予以当面嘉奖，擢其为中将，并发给一笔奖金。一时间，张权声名大振。
由于形势紧张，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只能边训练边参战，一般配以战车防御炮营的规模，配属给作战团协同作战，基本上各战区都有张权的部队。虽然整训没多久，战防炮部队在战场上却相当勇猛顽强。据文史学者毛和利所述，“其第一营派往远征军，在缅甸腊戍抗战中，该战防炮营与敌坦克50余辆殊死对战，未及3小时，便击毁敌坦克13辆”。第二天敌凶猛反扑，妄图从我阵地中央突破，战防炮营与敌反复肉搏战，表现异常英勇，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写下了抗战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
明大义投人民怀抱
抗战胜利后，陈诚出任国防部参谋长。仗着蒋介石的支持，陈诚开始排除异己，扶植自己的“土木系”。在此形势下，于中国机械化部队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张权由于倾向民主进步而受到猜忌，被调往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战功赫赫的陆军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番号也被取消，各机械化炮兵团（团长少将衔，相当于师）被裁撤分配给各战区。
个人荣辱不足挂齿，而民族危亡却举足轻重。怀着如此信念，此时的张权不计个人得失，还曾一度冒死进谏，力劝蒋介石放弃发动内战的念头，希望蒋介石能与共产党和衷共济，通力合作，振兴民族和国家。只是每当他说这些话时，蒋介石便一言不发，张权只好败兴而归。
目睹蒋介石所为，张权甚感心灰意冷，他开始将目光转向共产党。早在1927年5月张权率部于武汉击败川军，因功晋升为第六军十九师师长时，十八师副师长周保中（中共党员）被国民党通缉，到张权处避难。其间，他们就有过长谈，张权对周保中信仰的共产主义印象深刻。那次，张权在想方设法庇护周保中数日后，眼见国民党“清共”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只好真诚地对周说：“不能坚持了，你还是离开吧。”同时取出一些钱交给周保中，让其作为路费，掩护他脱离了险境。
而在重庆组建机械化部队期间，出于对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策略的不满，张权还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纵论时局，来往密切。在其影响下，张权对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极为赞同，他甚至还在与董必武的一次谈话后说：“救国要靠共产党，做人要做共产党那样的人。”这充分说明，此时的张权已在内心里拥护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方针。在周恩来和董必武的协助下，他还出资兴办进步刊物《生力》，内容以阐述苏联军事成就为主，同时积极宣传抗日，反对妥协投降。当时，为了取得刊物公开的合法地位，张权还亲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领取登记证，任命王亚文为主编，并亲自为刊物撰稿。
这一时期，当得知秘书王亚文中共秘密党员的真实身份后，张权毅然决然地向王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张权儿子张伯森曾如此回忆道：“父亲和王相处日益亲密，也读了不少马列著作，思想觉悟不断提高，认为中国非实行马列主义不可。……不久，父亲就向党组织提出入党请求。经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研究，认为‘张权不入党起的作用更大，对工作更加有利’。并要王亚文向父亲做好解释工作，并以党组织的名义正式通知父亲‘共产党组织是了解你的。希望你在军队中起更大的作用’。”
于是，在劝说蒋介石放弃内战遭到拒绝后，张权的思想完全倾向了共产党这边，成为一位“潜伏将军”。他按照党的指示，在国民党反动派置全民族的利益于不顾，悍然发动内战后，婉拒了蒋介石要其前往河南担任警备副总司令组建机械化部队的提议，设法留在了京沪杭地区，担任太湖警备区警备司令和总后勤部中将视察员，以“到各部队视察兵力部署”的方式，为解放军搜集情报。
淮海战役前后，张权遵照党组织要求，动用公谊私交关系，前往济南、徐州、南京及铁路沿线视察，收集沿途的兵力部署、武器、车辆、粮食等情况，并将搜集的情报及作战图纸由王亚文、陈约珥迅速转送我前敌指挥部。张权还一度深入到重兵把守的最高参谋本部地下保密室，设法领出绝密的“参谋本部作战地图”转交给共产党，对解放军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很大作用。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张权又一次接受了了解长江沿线国民党军事部署的任务，他以“视察”为名，从芜湖乘车沿江堤西行，亲临江防前沿了解情况，从整体部署到各个据点，甚至到一个个班、排、连营地，对武器的种类、数量、方位，都作了详细的记录分析。回上海后，张权与王亚文等3人花了三天三夜时间将沿途所记、所画的无数小纸片一一铺在地上，精心绘制出一张巨大的“长江沿线布防图”。图中标明了防线的薄弱地带，并建议解放军先头部队可先从安徽采石矾出击，渡江后可在当涂、铜陵、繁昌一带突破，然后集中兵力挥师东下，直捣国民党老巢南京。
这份极其珍贵的“布防图”绘好后，被迅速交给解放军前敌指挥部，我军以此图为参考指挥作战，胜利渡过号称天险的长江。张权为渡江战役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出师未捷身先死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孤注一掷的国民党政府在上海集结了9个军、24个师、6个交警总队，加上特种兵，共约23万人，构筑了各种坚固的防御工事，碉堡、地雷、电网、壕沟星罗棋布，妄图与我军决一死战。1949年5月初，蒋介石还亲临上海，坐镇复兴岛，声言将在上海打一场立体战争，固守到底。
目睹及此，忧心于上海无辜民众的张权向王亚文表示：“蒋介石不顾人民死活，徐蚌战争中，如此精锐的部队，美式装备新式武器，尚且打不过解放军，一败涂地。上海一隅，虽号称数十万之众，均残渣余孽，还想作最后挣扎，徒然多死些老百姓。我要替上海600万人民着想，要尽最大努力缩短这场战争，减少生灵死亡，我一定许身于人民解放事业。”
随后，受党的委托，张权便在驻上海的国民党军队中积极进行策反活动，准备武装起义。当时，他的策反对象主要有暂编第一纵队少将司令李锡祐、第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第一八二师师长王挽危、青年军第二三〇师师长方懋楷、摩托化团钟勉、炮兵第五十一团团长刘仲权以及吴淞炮兵司令部邵百昌等。这些人多为张权的旧友、部属、门生。张权利用各种机会与他们讲形势，谈出路，逐个劝他们认清形势，站到人民一边来。
在张权的积极努力下，起义计划很快拟定：先由国民党炮兵第五十一团抢占位于四川路的施高塔大楼，然后转向通往吴淞口方向的张华浜扩展，迎接解放军入城；驻在市区的第五十一军和摩托化团，驻在复旦大学的一三二师，驻在浦东的二〇九师以及一八二师和二十一军等配合出击，协同作战，并一举占领位于四川北路的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为断敌海上逃路，由张权单线联系的“陈舰长”在起义发起时，于吴淞口最狭窄处炸舰沉落，设置障碍，以封锁吴淞口水道，使停泊在吴淞水面上的国民党军舰无法逃离；另由秘密党组织委派适当人选，负责控制空军和机场。按照这个计划，龟缩在复兴岛上的蒋介石将上天无门，后退无路，必成瓮中之鳖。随后，这份周密的起义计划得到上海秘密党组织批准，张权被任命为上海城区武装起义总司令，起义时间定为5月16日上午10点，司令部设在吉祥路121号。
然而，就在张权等人紧锣密鼓地筹备起义时，蒋介石也在大力制造白色恐怖。他不仅多次召见汤恩伯、顾祝同等人谈话，还以“校长”的身份，召开黄埔和中央军校毕业的高级将领座谈会，封官许愿，恩威并施，要大家团结对敌，共渡难关。“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团以上军官会议上，除亲自训话外，蒋介石又让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宣布了《战令十条》，一连说了10个‘杀’字，使在座军官心惊胆战，头皮发麻”。会后，蒋介石下令将团以上军官的家眷送往台湾，名为“保护”，实质是做人质，迫使军官们不得不为他拼死卖命。
随着起义时间的迫近，国民党一三二师中校情报科长张贤承受不了压力，竟向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告密，从而使得起义行动功亏一篑。毛森在接到张贤密报后，立即在全城展开戒严和大搜捕。5月15日上午，参加起义的李锡佑被捕，当天下午，张权亦被逮捕。由于参加起义的部队多为张权单线联系，起义计划遂被搁置。
对张权的被捕，上海秘密党组织感到震惊和十分沉痛，他们立即组织力量进行营救，但终因敌人严密看押而未能如愿。抓捕张权的警察局局长毛森感到立功机会到了，他还亲自坐镇，组织特务对张权进行审讯，要其供出中共上海秘密党组织的情况和准备参加起义的国民党官兵的名单。但视死如归的张权却如是说道：“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一切都由我负责。上海起义的总领导就是我！真理是属于人民的。我受人民的委托，反对老蒋的专制独裁统治，你们要杀就杀我好了，不要牵连无辜的人。”张权宁死不屈，守口如瓶，保护了秘密党组织成员和大批国民党爱国官兵。
5月17日，蒋介石在“江静号”上听取张权兵变未遂的报告。当他听说张权坚不吐实、宁死不屈时，立刻下令杀无赦。蒋介石说：“对张权的审问已经没有意义了，予以处决，立即执行。”“一定要以扰乱金融、破坏治安罪处决，对外不得公布实情，以免影响士气。行刑后用大号标题登在报纸醒目处，以震慑同党。”于是，1949年5月21日，张权、李锡佑等爱国将领即被国民党军警以扰乱金融、破坏治安罪枪决于南京路大新公司门前。牺牲时，张权奋力高呼：“胜利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成功万岁！”就这样，张权以自己的行动，实现了当初所立的誓言，为祖国和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