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东征西征：博弈中如何夹缝求存

原标题：复盘东征西征：博弈中如何夹缝求存

红军东征西征示意图

长征80周年 征途推演10

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本报推出系列报道“征途”，“推演”是其中第二组报道。

长征中有不少生死攸关的著名战役，其间的惊心动魄数十年来被人们以各种方式传颂。一群资深的红军迷、战史迷、军事迷，不满足于一般化的缅怀与纪念，他们怀着对先辈的景仰，以专业的态度，在沙盘上认真推演战例，将红军将士们在战争中焕发出的超人意志和迷人智慧，一一勾绘于我们面前。

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四渡赤水之后，经云南进入西康地区。与以往相同，蒋系中央军主力薛岳部不再紧追，而是纵其与川军拼杀消耗。但川军对阻截红军阳奉阴违，故中央红军得以突破重围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但两军会师之后迅速走向分裂，中央红军北上前往陕北，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此时，红2、6军团不敌国民党军重兵围剿，也被迫从湘西撤离，大体沿中央红军长征路线北上，而红四方面军南下遭川军和蒋系中央军薛岳部围攻而失利，被迫折返北上陕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立即遭到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宁马回军等围攻，中央红军充分利用其中矛盾冲突，审时度势、纵横捭阖，努力在各种势力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并于1936年2月至7月先后发起了东征和西征战役。

承循前几次的复盘推演方法，生命方舟ARK兵法俱乐部的退役军官们此次仍分为红蓝军两组。

红军组扮演的是其时中央红军的实际指挥者——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并另设一个小组扮演红四方面军，负责指挥红4、5、9、30、31、32军。

蓝军组比较复杂，主要成员扮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下设4个小组：一个小组扮演“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由蒋介石兼任，副司令即实际指挥者为张学良，名义上负责整个西北地区作战指挥，但实际仅负责指挥所属东北军各部；一小组扮演1936年3月24日之后建立的“晋陕绥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总指挥为陈诚，负责指挥协调以中央军为主的国民党军部队；一个小组扮演“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为杨虎城，负责指挥所属西北军部队；一个小组扮演“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为阎锡山，负责指挥所属晋绥军部队。

长征收尾的立足之战：

各方势力的政治运筹和战略博弈

东征战役（1936年2月20日至5月5日），国民党军方面称为山西战役。红一方面军与陕甘红军会师后即将两军合编成为新的红一方面军，但总兵力只有1万余人。

位于山西的阎锡山部在黄河东岸300余公里的防御正面上，部署了3个旅又1个团，另有1个旅配置在纵深为机动部队。

为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扩大根据地，红一方面军经精心准备，于1936年2月20日在山西石楼当面突然强渡黄河，很快突破晋绥军防线，至23日即占领河东正面50余公里、纵深35公里的地区。晋绥军慌忙集中机动力量对红军实施反击，但遭失败。

阎锡山被迫向蒋介石求援，蒋求之不得，立即于3月上旬开始调动大量部队入晋，“土皇帝”阎锡山的领地被彻底打破。红军则兵分三路，以中路军钳制晋军主力，左右两路军分别北上南下，一面作战，一面巩固阵地。3月24日，蒋派陈诚到山西，统一指挥入晋部队协同晋军作战。此时，蒋系中央军入晋已有2个军部8个整师又3个旅。红军兵力弱小，无法应对蒋系中央军和晋军即将发起的联合围攻，其后方又被东北军和西北军包抄，因此红军于5月5日前被迫全部撤回河西。

西征战役（1936年5月27日至7月底），国民党军方面称为宁夏陇东战役。红一方面军撤回陕北之后，为打破国民党军围攻，遂将进攻重点放在西部方向，于5月27日发起西征战役，兵分两路分别向宁夏和陇东展开进攻，先后占领了宁条梁、阜城、环县、洪德城、红柳沟和同心城等地，完成了战役第一阶段作战任务。

6月14日，红军转入第二阶段作战，一面继续向宁夏、陇东地区国军控制的要地进攻，一面“赤化”所占地区，再夺取了定边、豫旺县城、盐池等地，并挫败了陕军和宁马回军的反击，击溃了东北军骑兵军的试探性进攻，在瓦窑堡等原根据地被国民党军攻占的情况下，暂时占据了容身之地。

东征西征战役是一场大规模的机动战役，所处地形为中国北方山地的丘陵地形。此场战役实际上是红军长征收尾和开辟陕北立足点的承接之战，尤其直接影响其后的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和西安事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对于国共双方都至关重要。但与往次复盘推演不同，此次战役的真正价值和玄妙在于其背后的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蒋系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宁马回军等各方势力的政治运筹和战略博弈。

如何才能生存：

利用时间差打下一块根据地

按专业程序，生命方舟ARK兵法俱乐部的红、蓝军两组，按战前筹划、战中指挥和战役结束三个阶段，红蓝双方各自更换1次作战方案，进行了17个回合的对抗推演。

红军组研究认为，东征西征战役实际上在战略运筹上有着不足之处，直接导致了其后西路军的全军覆没，而之所以未对整个红军造成灭顶之灾，是因为两广事变、西安事变等偶然事件对整个历史的进程造成了逆转性的影响。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总兵力不过万余人，而红四方面军认为陕北不利于发展，不愿前往，转而南下，红2、6军团（红二方面军）仍在突围奔路之中，陕北红军就更加力单势孤。而在此时，红军唯一可以倚仗的就是该地区蒋系中央军势力薄弱，并处于各路地方势力和军事集团的交界之处，尤其是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杨虎城西北军早已与红军暗中交往，每次进攻多是提前通报、虚张声势，使红军消除了后方威胁，得以全力向其他方向出击。

但是，红军最高领导层亦深知：此种态势仅是暂时的，一旦蒋系中央军大举进入该地区，张、杨要么被立即清洗要么就会毁约相攻，红军若不乘此时间差阶段打下一块生存之地，未来恐怕还得再次长征甚至全军失利。

那么如何才能取得生存之地？其时有多种方案可选择，最主要是北出绥远、外蒙古或西进甘肃、新疆，打通与苏联通道，求得有力援助之后再经略其他地区。但毛泽东一开始即东征之前，对于打通苏联援助通道并不十分感兴趣，认为西进新疆基本是放弃了问鼎中原的理想。而对于北出绥远、外蒙古，毛泽东实际在1935年12月23日由其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瓦窑堡会议决议）已经言明：北出绥远的问题是将直接面对强大的日军、晋绥军在此部署有骑兵部队以及对内蒙古民族的缺乏了解和联络。因此，毛泽东虽然表面同意共产国际和张闻天等打通对苏通道的意见，但却将主要攻击方向放在另一个方向的山西。他发起东征战役的目的，其实在于乘阎锡山面对北平、热河的日军而腹背受敌之机，力争在山西抢下一块根据地，为红军下一步的生存提供基础。

但是东征战役不仅未能在山西占得任何根据地，反而将蒋系中央军主力引入了山西，而且红军在陕北的根据地也受到了乘虚而入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威胁。

东征之后，红军的处境更加凶险，但其时一次重大事变，奇迹般的给了红军3个多月的缓冲之机。1936年5月12日，国民党元老和粤系首领胡汉民突发病亡。蒋介石乘机以政治手段削弱粤系。6月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与新桂系以抗日为名联合举兵反蒋。蒋介石一面调集军队入湖南防御，一方面收买陈之部属。陈不战自败，下野赴港。蒋解决了广东后，便转而以数十万大军从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四面包围广西。桂系也以10万军队形成对峙。9月中旬，双方调停妥协，两广事件得以和平解决。

两广事件的爆发，进入山西的以及原计划将开赴西北的蒋系中央军主力均南调，红军的压力骤减。此时打通对苏通道，才真正在红军最高领导层提上议事日程。而当时红军中，打通通道有两个方案，一是以张国焘为首的主张西进甘西、新疆，一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攻占宁夏北出绥远、外蒙古。红一方面军的西征战役，实际上是为攻占宁夏奠定基础，而其后真实历史中发生的河西战役中红一、四方面军被国民党军分割，攻宁战役计划流产；西路军深入甘肃而全军覆没，都证明了这两个方案行不通。

在两广事变的三个月的宝贵时间差中，红军以宁夏为目标发起西征战役，结果位于瓦窑堡的总部被东北军攻占，被迫转移，直至1936年8月31日，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仍认为两广事变尚未解决，蒋系中央军主力进入西北还可有两月时间。而等待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国民党军各主力已经陆续进入西北，红军再攻宁夏反而被国民党军分割，此时除西路军向甘肃开进以外，红军主力在陕甘宁绥边区基本已无容身之地。红军在1936年11月8日《新作战计划》电文中，甚至有离开陕甘、四处流动转战的想法。若非此后发生“西安事变”，结局则是很难预料。

红、蓝军组对抗推演：

正值微妙的战略酝酿期

通过研究当年红军的战略状态，红军组的退役军官们认为：以红军当时的实力，打通对苏通道，其时红军当努力之方向并可为之押上全部的生路。但在历史中，宁夏和甘肃两个方向的打通方案均失败了，是否还有其他途径？

红军组的新方案是：北出榆林，经东胜（今鄂尔多斯）、包头出外蒙古，打通对苏通道。

方案要点：

1.乘两广事变，集中红一方面军进攻榆林，歼灭、驱逐或重创国民党军驻防此地的第84、86师（陕军）。

2.继续与张学良、杨虎城加强联络，确保不对红军北上进行追击。

3.以地方部队冒充主力虚张东征山西，牵制晋绥军。

4.打开榆林之后，在包头建立对苏援助前进基地和红军新根据地。

5.日军全面侵华时再待机南下，西进经略华北、华南或西北。

红军组以此方案与蓝军组展开对抗推演。由于两广事变，蓝军主力均南下对付粤桂两军，在西北基本无兵可调，榆林陕军不肯拼力作战，东北、西北军已是红军盟友，晋绥军和宁马回军均不愿离开老家，只能放任红一方面军北去。

但推演至红军攻占包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导演裁决组分析，红军北上成败与否在根本上并不取决于蓝军行动，而是其时日、苏的战略博弈。日本正在北上攻苏还是南下侵华两者之间犹豫，红军出击绥远，日本可能出兵剿灭，也可能坐视不理；而苏联同样在东欧对德和东亚对日之间权衡，尤其对于中国，相对援助中国红军，其更希望蒋介石国民政府能够尽快完成战争准备，与日本全面开战，把战火引向中国。所以，日苏正值微妙的战略酝酿期，任一方均不会轻易与对方发生冲突。若日本先一步出兵围剿绥远中国红军，苏蒙军可能视而不见；而若苏蒙军先一步出兵援助中国红军，日军则可能会按兵不动。按当时的国际形势，以上两种情况均可能发生。

因此，导演裁决组进行开放式裁决，明确此两种可能发生概率均为50%。最后红蓝对抗的结果亦分为两种：

1.若日本出兵围剿绥远红军。红一方面军遭重创，退入外蒙古；红四方面军抗拒中央命令，而擅自西出甘肃前往新疆，被马家军重兵围剿而失败；红2、6军团被合围于甘南、陇南地区。

2.若日本未出兵围剿绥远红军。红一方面军北上开辟绥远根据地成功；红四方面军遵守中央命令向陕北机动，依靠苏联支援开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晋边区根据地，与红一方面军绥远根据地连成一片；红2、6军团在红一、四方面军配合下攻占宁夏。

蒋介石的致命失误：

处处点火、处处树敌

此次蓝军组作业，既要面对红军、日军、桂军、粤军这样的明敌，还要调动川军、晋绥军、宁马回军、青马回军这样打死不出窝的地方势力，更要对付东北军、西北军这样的“内鬼”，是最为焦头烂额和疲于奔命的一节。

蓝军组认为，国民党军最高领导层的致命失误一如既往，即过分轻视红军的实力，而有意放纵红军奔路而借口消灭沿途地方势力。具体讲主要有两大战略失误：

1.主动挑起两广事变。两广事变并非粤桂系预谋而为，而是蒋介石主动挑起。胡汉民刚死，蒋立即宣布五条建议：第一，取消两广的半独立地位；第二，派人取代胡汉民在广东省政府之地位，改组广东省政府；第三，原粤系人物愿意到南京工作者随意，不愿者中央政府资助出洋考察；第四，粤军各军师长由军委会统一任命；第五，取消广东货币，统一以法币。此五条建议意图将广东权力收归中央，立即引起强烈反弹。从红军长征开始，蒋介石一直是处处点火、处处树敌，什么都想解决，最终什么都未解决。

2.过于信任地方势力。经过历次围剿，国民党中央军确实应早已察觉，但凡未有嫡系中央军大规模参与，对红军的作战未有成功的。蒋介石在西北对红军作战亦未汲取教训。东北军战力孱弱且斗志涣散，本来仅有数个师东北军围追红军进入陕西，而蒋竟将丧失国土的东北军全部调往集中于此地，并让张学良全权指挥西北战事，最终与红军、西北军联合形成气候；西北军杨虎城本为冯玉祥部投蒋的叛将，蒋对杨张两人防备不够，最终深入其地被囚，爆发西安事变。

蓝军组的新方案：

1.集中力量围攻陕北中央红军，不借胡汉民之死对粤系采取过激行动。

2.在西安建立西北剿总，由陈诚任前敌总指挥。

3.东北军所属的5个军：51、53、57、67军和骑兵军，仅留第57军在陕西参加对红军作战，其余分别调往贵州、湖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等地分属不同绥靖公署（相当于战区）。调张学良赴南京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4.以蒋系中央军嫡系胡宗南第1军和汤恩伯第13军、中央军半嫡系（原滇军）王均第3军、中央军半嫡系（原湘军）毛炳文第37军等为主力，晋绥军、宁马回军、西北军和少量东北军配合，全面围攻红一方面军。

蓝军组以此方案参加对抗推演。由于红军组的最大盟友东北军未能进入西北，西北军杨虎城势单力孤亦不敢与红军联系，最终红一方面军在各种围攻之下失利，尔后红四方面军、红2、6军团亦遭失败。

小结：认真回顾，就会发现，历史并非如后人的想象那样理所当然，而是充满了各种偶然和可能性，常会令人有穿越回去之冲动。当年，蒋介石见全国红军都集中到陕北，立即调集大批军队入陕，想乘红军立足未稳，一举将红军围困在西北狭小的地域里。但是经历长征艰辛万苦的红军官兵并没有后缩，在夹缝中求生存，坚决贯彻“在发展中巩固”的方针。1936年5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东征作了高度评价：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筹备了财物，扩大了红军。工农红军抓住有利的历史时机，力挽狂澜，终于打下了胜利的基础。

本版执笔 周安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