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们三代人
父亲如何认识共产党的
1949年1月北平解放了，父亲和许多留下的教授一样，很快都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好感。我认为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因：一是中国共产党对帝国主义势力毫不留情地把他们赶了出去。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在西方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压榨之下，受尽了苦难，特别是有自尊心的知识分子深感耻辱。毛泽东主席一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真的把中国人百年的耻辱一扫而净。我父亲就是在这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认识了中国共产党。
前面我已经说过父亲没有离开北大的原因之一，是他有着要“维持”北大的使命。而解放初，解放军进城后，对各校采取“接而不管”的方针，而且任命了他为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这或许使他认为北大的传统可能得到维持。父亲拥护共产党了。
在解放前，我虽然没有参加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民青或者民联，可是我不仅参加了各种由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而且参加了由共产党领导的社团“腊月社”，该社是由解放后任北大党总支副书记的林乃燊领导的。在解放后我很快就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了团的干部。对我说，有一个特殊任务就是了解我父亲的思想情况。
过去我很少与我父亲交谈，这一时期（1949年夏至1952年夏）有机会我就找父亲聊聊。1949年11月11日我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父亲知道后，向我说：“祝贺你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也许中国复兴的希望就在中国共产党。”
在解放后，我没有听到父亲有不满共产党的话。只有一次在“三反五反”中，让他参加在太庙批斗一位北大工学院建筑系的教授的活动后，他对我说：“当时让北大同仁围了一个圈子，让那位北工教授站在中间，要他交代，那位教授一言不发，大家就把他推来推去，这叫摇煤球。这样的做法很难让人接受。”
当时经济十分困难，而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教授还是很优待的，我记得父亲每月有合一千三百斤小米的工资，而党的干部仍实行的是供给制。1951年1月我分配到中共北京市党委工作，我们的校长（一位1933年入党的老干部）和我们一样每年只有两套干部服和内衣裤，一起吃食堂（我们吃大灶，他吃中灶，但其实也差不多），每月只有几十斤小米的零用钱。
1952年院系调整之初，我父亲先于我们家住到现在北京大学（原燕京大学）校园内去了，当时他在另外一位副校长江隆基同志家中吃饭时，别人由南京来送了他两只板鸭，他就顺手送给江隆基同志，而江无论如何不收，这事后来父亲对我们说：“共产党说不收礼，真是说到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