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立场写作或解构社会

作家刀尔登

刀尔登《七日谈》封面

编者按

《七日谈》设计了繁多但条理清晰的故事。它由两条主线所引领：一是生活中最最普通的人和最最普通的故事，这些人中有乞丐，有酒鬼，有隐士，还有江湖骗子。另一条主线，写了一个遥远的国度：希里花斯。作者以他奇绝的妙笔，把这个美妙的国度勾画得令人心驰神往。这些寓言故事满载着喻世、警世、醒世的哲思。

这是一部半魔幻半寓言式的小说，当你走进他建构的空间，却发现其实它就在你身边的世界里。本期“封面文章”我们将关注这部小说及其作者刀尔登。

封面文章》

■彭淑

刀尔登本名邱小刚，1964年生于沈阳。1969年，父母携带一家老小下放到辽宁凌源县的一个山村——离那里不远，另有个镇子叫刀尔登，便是他笔名的由来——在那里，他从6岁长到14岁。

“本来是要去另一个村子的，姥姥的一个舍不得扔的箱子横架在驴背上，通不过山路。于是一家人借宿当地，一住便是好几年。”他在书里写道。

“那里人好，环境好。那会上学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至于读书，没什么儿童读物，从已批为‘毒草’的‘十七年’文学、现代小说，到很少的几本古典作品，从尚可留存的苏俄文学，到很少量的欧美左翼文学，只能逮着什么看什么，有字就行，根本谈不上正常的阅读顺序，懂自然是不懂的，瞎看而已。”

据刀尔登在大学时结下的至交、学者缪哲透露，刀尔登家过去藏有一套《鲁迅文集》。他笑道，“那套文集为50年代第一次出版，书内印有注释，书皮是硬壳套封，相当阔气。那会只有首长才能享受得到。”这套文集，他从小学读到高中，从东北读到河北——1970年代中期，他随家迁徙到石家庄。

《读库》出品人张立宪曾在《我们都爱刀尔登》里写道：“读刀尔登的《中国好人》，人们很容易就会想到鲁迅和王小波，尤其是《中国好人》里收入的几篇杂文，鲁氏文风跃然纸上……”

“我了解人性的最早导师是鲁迅，而不是历史书。鲁迅的文字对我影响最大，他的个性留给我的印象至深，可惜我学不到。”刀尔登不徐不疾道。

1982年，刀尔登考入北大。他在校园里的“各色”，迄今被他的一干好友不断翻出。

“大学时代的邱，高瘦、苍白、神经质，样子像青年堂吉诃德，比他的实际状况看上去要文弱一些。他是校园玩家。凡是能聚众玩的事儿他都能来一手。”与刀尔登既是同乡又是同学范伟在《那些人》里写道。

“能考进班里的全是聪明孩子。刀尔登不显山露水，开口却与众不同。”缪哲继而说道，“很明显，那时他的阅读范围超过班里其他人。我们上中学时，正值形势开放，一批新译作涌出。很多人也许上大学时才看，而他早已读完。

“他偏好传统文学，例如司马迁、陀氏、莎翁、托尔斯泰、拉伯雷著作；虽然不爱现代派作品，他也是大量阅读。随后，他的兴趣又转向研究史、哲、数学。”

“我怕麻烦”

1986年，刀尔登选择回到石家庄。他自己觉得，这是一种消极的选择，“因为它不用付出代价，比较省事。我怕麻烦。”

缪哲论起当年，他们本可以留在北京，“那时毕业，最好是进人民文学出版社、《收获》杂志，其次是进新闻机构。如果分到政府机构，反觉不公。一听说要进机关工作，他负气地要求回到石家庄——我们哪像今天的孩子懂事。”

一番折腾后，刀尔登到了河北社科院。进院头天，科研处开会将他借去帮忙，一借便不还了。他待在该所七八年，后又调入文学所。

他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所有人待他不错。工作闲散，生活主要是看书。至于写作——尝试过历史大话题，多次开笔数行，最终还是放下了。

1990年代末，范伟与缪哲去河北日报社旗下的《杂文报》任职，他俩向刀尔登招手，“就等你了，快来吧。”

刀尔登在那里当了3年编辑，“一周去一次单位。拿起投稿，一目十行速作判断，边看边扔进废纸篓”，剩余时间打牌、喝酒——不过，“报纸办得还挺好”。

逍遥自在的日子在2001年告终，“调来一位领导，要求我们坐班。我们执意不从，于是下发通知，要我们调离。”他笑了笑。

所谓个人主义

刀尔登写专栏始于2005年，那些文章后来收入《中国好人》。包括今年所出的《七日谈》在内的她的作品，探讨的核心话题，多是围绕“当代人缺乏的常识”。

他在《我为什么不喜欢狗》中暗讽：“……但我对狗叫有两种意见，第一是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自己明明长着一双狗眼，却不用，偏偏听狗的。……第二种意见是狗只讲恩属，不论是非，所谓桀犬吠尧是也。最坏的人，也可以有最好的狗，因为是‘最好’者，标准只在于‘吠非其主’。人有人道，狗有狗德，人被别人的狗咬死了，人们并不觉得那狗有什么不是。这虽然是犬监主义，未始也不是更多的人的立场。”

“他是个人主义者，不认同任何团体、任何种族、任何文化上的归属。他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有自己的一套政治态度与社会观。”

缪哲说这番话时，还记起了他俩都还年轻那会儿，有一次他上刀尔登家吃饭，看到刀尔登与父亲起争执，“他父亲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派党员，对于‘文革’中老百姓遭罪之类景况，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他则反驳，认为老百姓——作为整体，甚至作为个人——在自身品格里，早就为自己埋下一劫，有自作自受的成分。拿他的话说——组织也不是石头缝里冒出来的。”

刀尔登说：“这不是一件容易说清的事。你在家里，在书本或纸笔前面，可以只凭脑子去想，但遇到个例，遇到个体，不可能那么斩钉截铁。比如我有时恨恨地想，不自助的人不值得帮助，但假如第二天遇到类似的人事，不可能硬下心来。任何理论都不能推至极致，都要受人情的调节，不管你觉得自己多对，‘原教旨主义’也是要不得的。”

“我的写作一般是从个人立场出发。有人潜台词是‘这是好的，这是对大家都好的’，我的潜台词是‘我以为这是好的，我相信这是对大家好的’。比如哪天，我做了一件对公共有利的事情，我绝不会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大家的利益，只会说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喜欢。

“所谓个人主义，不过是主张限制人对他人的权力，特别是限制集体对个人的权力。有人一听到个人主义，就想到不承担义务、不负责任等等，我也没办法，我没工夫也没兴趣对付这类观念。但我知道，只有个人主义者组成的社会，才可能是好的社会，个人主义者是社会的最好成员。”

他总结自己，“不适合集体行动，不舒服不自在。一旦有机会影响别人吧，却没有那种道德或理性上的自信。”

众人的悖论

“他是一个害羞的人。他写专栏老觉得别人在看着他，他不愿意说出来的话犯傻。说傻话，这是他最怕的一件事。”缪哲所指，恰好切合了刀尔登的坦言：自己写作如同走私，乘读者稍不留神，夹带一点自己的“私货”进去。

怎样理解他的“怕麻烦”呢？徐晓说，“首先，不能说他没有能力混这个社会。以他的才华来看，他可以在主流社会中有发展。他现在却是个无业的人，写文章也不拼命。但起码有一点，他不爱混这个社会。要在这个社会立足，你真的得放下太多内心的清高、纯真。他把这个已经看得很明白了。”

“当我们对生活觉得挑战的时候，刀尔登比我们有资格，但也可以说他没那么有资格。他比我们有资格在于，他没有‘同流合污’，或者不需要为某事而违心。说他没有资格在于，他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他为改变它又做了什么？而我们可能认识到了我们需要为这个社会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又真正做了什么？我们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我们又能做出什么？”

“我相信，现在不是他真正想要的生活，是因为无奈。他的个人困境，也是我们很多人都面临的一个悖论。

七日谈之不得解释

算上20世纪90年代的《玻璃屋顶》，前年的《中国好人》，刀尔登的新作《七日谈》，乃是他文字生涯的第三本书。网上评论，有称之“小说”者。但我们相识30年，对他的小说观，自忖还了解。

书里写“我”形役太苦，身体出了毛病，便去一山村里将养。不久又撞见一怪人，与“我”同赁一农户的房子。这人自名“张三”，云来自“希里花斯国”——这名字的灵感，我料必是刀兄“中圣人”后每失手碰碎的酒瓶的声音。且说张三多事，好奇，纠缠着与“我”讲话。“我”碍不过面子，就建议与他换几个故事听，以杜其烦，也破岑寂，这样就有了七天的故事。这些个故事，是在两条线上展开的：一是“我”讲的，一是张三讲的。两者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有时又混为一股。“我”讲的，都是身边的琐事，平淡似水，任谁留心，是皆可见于身边的。如唾手得了一笔小钱，竟为所累。做事呢，怕丢身份，投资吧，又怕蚀本。困坐家中，前思后想，未想明白，就20年之后了。故无论怎么看，都不符合一个故事应有的戏剧性标准。张三讲“希里花斯国”的故事，则是海客谈瀛洲，在可信不可信间。

虽然文字的灵动，一如刀兄的专栏，《七日谈》却很不易解。其不易解者，一是刀兄乃“现代”的恐龙，“后现代”人见之，难免打一愣怔，心想“这是什么怪物”。此外，刀兄的故事，与一切好的故事一样，并不是“寓意的糖衣”。他搦管于纸时，故事便自有了生命，可不顾作者之所愿，而自生一世界。此亦刀君借“我”之口说的：“我只管讲故事，至于意思，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要是完全清楚，讲起来也就无趣了。”

但人不能自扯头发，让自己离开地面。因此故事的世界，与刀兄生活、感受的世界，亦必有重叠、交叉或相引证的地方。两者的关联，书的副题似有暗示，那就是“字母表，或希里花斯人的合理生活”。书中有许多地方，讲张三问“我”写故事，何以关心“合理”，不关心“幸福”。两人之间，亦多次讨论生活的“合理”，如何有别于生活的“幸福”。由此想到我平日对刀兄的了解，我敢说这一本小书，就是谈“合理生活”的。

据我粗读此书的印象，刀兄称的“合理”与“幸福”，似脱胎于康德的“判断力”与“口味”。按康德的讲法，人类的理解与世界的结构之间，原有某种相适配的关系。人运用这先验的理解、并发现两者的适配时，便感到满足。这种满足，是适用所有人的。至于因人而异的“口味”，则是受外界的培养而成，与人自由运用其先验能力所得的满足，实不可同语。盖一是自由的，一为外界所加；一是尊严的，一是卑屈的。按刀兄素喜康德之说，故我称其“合理”与“幸福”，乃脱胎于康德的“判断力”与“口味”，似不为无根。

按书中故事，妨碍生活之合理的，似一是外力的控制，二是我们与它的对峙。在前者中，我们犹有判断的能力，惟无法自由行使；而与控制的对峙，则将毁灭判断力本身了。

张三的故事中，似颇有两者的寓言。

在第三天里，张三讲了个“遮玎镇”的故事，说有个怪物，叫“服廉”。服廉年年来镇上，与人们打赌。赌的是谁有本领，能结住它的尾巴，它便一毫不取。否则镇上的人，就得输它三百头山羊。作为惩罚，它还要冲打结的人放一个臭屁。但镇上的人，若放弃打赌，他则自减二百，只取一百头山羊。由于服廉的尾巴忽长忽短，忽粗忽细，故给它打结，大是难事。这样镇上的人，就年年颠倒于“赌还是不赌”，结果不是自送一百，就是被抢三百，再吃上一屁。须知任何控制，是都有物理学所称的“场”的。一旦进了这场子，你屈服也好，对峙也罢，都无法摆脱它预先设定的模式。在你自诩为对峙的，在它只是另一种控制的方式而已。尤可笑的是，你连被控制都不觉了。那怎么办呢？我不曾请教刀兄，故答不出所以。

对合理生活的妨碍，外在的怪物，固是最易想见的之一。但若问怪物是怎么来的，刀兄的态度，似更为严厉。在最后一天里，张三讲起了另一怪物。与服廉还有幽默感不同，这怪物是个“贪婪的野兽”，人称“站在身后的西庇”。因为它有一项本领，能在你不防备的时候，出现在你身后，吸食你的弱点。西庇吸得越多，它就越强大，每人都有弱点，所以站在身后的西庇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一开始它只是小偷，等到它觉得自己的力量足够强了，就改行做了强盗，它勒索每一个人，它出现在每一个路口，每一处水源，就连你的地下室，它也要翻腾一下，看看有没有它中意的东西。

但终于有两个人，开始动脑子，细思受害之由了。一想之后，便决定杀死它。这时，西庇却突然不见了，而且几百年来，也再未见之。这个故事，虽留了一条光明的尾巴，但细绎其理，也实在过于严厉，未免开罪所有的读者，以及读者的父辈与祖辈。

使一个有趣的故事变得无趣的良法，莫过于解释它。这是我四年文学专业的唯一心得。况且刀兄的故事，原抵制任何解释。它们好玩而阴森，平情又怪诞，散乱而整饬，简单又复杂，实无法在故事之外，约化出一套逻辑的道理。我写此文，若志在结起其寓意的尾巴，则不惟输刀兄三百头山羊，还要吃他一屁。这种傻事，哪里做得？故我姑妄一说，读者姑妄一听而已。

■缪哲

编辑：王逸人 美编：马勇 责校：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