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上饶集中营三次越狱暴动

茅家岭监狱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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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共有4500多人被俘。其中，排以上干部有近700人，被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新四军是一支抗日的队伍，竟成了“管训”的对象，惨遭虐待和屠杀，动魄惊心，成为一代人难忘的伤痛。

上饶集中营的斗争，实质上是皖南事变斗争的延续。

上饶集中营的革命先辈和先烈们是理想信念的倡导者与守护者，是中国共产党人先进性的杰出代表，是永久的胜利者!他们留给我们的故事，将代代相传，永难磨灭！

上饶集中营实际上是一座大监狱，可是国民党当局却掩人耳目地在此挂了两块牌子：一块叫“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军官大队”(简称“军官大队”)，队部设在周田村。下设5个中队，每个中队有3个区队9个班，“学员”是被俘新四军排以上干部。新四军高级干部叶挺、张正坤、冯达飞、李子芳、黄诚、林植夫等先后分别被囚禁过李村、七峰岩和石底等监狱。第二块牌子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特别训练班”(简称“特训班”)，从东南几省逮捕来的中共党员和抗日爱国民主人士编入这个班。班本部也是在周田村，下设1个中队，分3个区队9个分队(班)。冯雪峰、吴大琨、郑丹甫、郭静唐、计惜英、王闻识等知名人士被囚禁在这个班。1942年2月，两块牌子合并，署名为国民党内政部“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简称“东南分团”)，辖2个大队，6个中队，每个中队分9个班。

上饶集中营的直接管理者，是第三战区司令部下属特务情报机关，包括3个机构：司令长官司令部直属情报室、政治专员室和第三战区军政联席会议秘书处。情报室负责搜集军事情报，由中将高级参谋卢旭(即卢觉华)为主任。政治专员室负责搜集政治情报，由上校张超为主任。下设一、二、三3个股、1个收发室和1个禁闭室(即茅家岭监狱)。下属各部门、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中队长、指导员等，都是经过国民党中央军校训练的军统特工。改为“东南分团”后，卢旭任中将主任，张超任少将副主任。

国民党军警宪特为了严密控制集中营，把监狱所在村庄周围30里划为禁区，60里划为防范区。并四处张贴告示，严加防范被关押的“囚犯”逃窜，不许老百姓藏匿“囚犯”，如发现有藏匿不报者，与“犯人”同罪。为防止被囚禁者借助地理环境隐蔽越狱，监狱所在地的村庄都架设了铁丝网，周围树木都被砍伐殆尽，遍设岗哨，日夜巡逻。被俘的新四军干部、共产党员和抗战爱国民主人士，在狱中遭受政治上诱骗，精神上摧残，肉体上重刑与残杀，世所罕见，惨无人道。由于集中营的法西斯暴行，许多新四军将士、共产党员在狱中英勇牺牲。

为了反抗敌人的残酷迫害，新四军监狱中党的组织认为，不能坐以待毙，不能寄希望于国民党顽固派的仁慈，根据大多数同志要求，决定以各种方式进行越狱行动，包括“以牙还牙”，用暴力打击凶恶特工的迫害，先后组织了三次越狱暴动。

二期3中队的囚室位于上下周田村的小山上，属庙宇式的建筑。该囚室是所谓“顽固队”的囚室，被关押的是斗争意志最坚定的革命志士。狱中秘密党支部核心成员：书记李胜(新四军军法处二组组长)、委员徐一非(新四军3团特派员)、阮世炯(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政治干事)。1941年九十月间，3中队秘密党支部便在狱中酝酿要不要采取暴力方式对付特工的迫害，起初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上饶是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顽固派力量强大，集中营特务防范严密，我们赤手空拳，又是刑余之身，暴动怕要受重大牺牲。另一种认为，我们都是军人，有一定的战斗经验，集中营周围都是山地，可以乘其不备冲出去，只要冲出营区，就有一定的希望。如其忍受特务的残酷虐待，不如和他们拼，成功了杀出一条生路，回到自己的部队去。酝酿结果，大多数同志主张越狱暴动，于是支部决定择机举行暴动。暴动的具体安排由李胜、丁公量(新四军军法处联络参谋)负责。

方针确定后，李、丁等人立即着手拟制具体计划，他们研究了监狱前后特务武装分布情况，并选择在10月10日动手。这一天是中秋节，恰巧又是国民党的“双十节”，计划乘看守的特务过节会餐戒备松懈之际，以打扫卫生为名，用劳动工具为武器，解除少数看守的武装，从后门冲出去，向武夷山区前进。由于防范不周，被叛徒告密，10月9日傍晚敌人突然采取行动，实行紧急集合，用大批宪兵把3中队人员统统包围起来，接着抓走了丁公量、汪海粟(新四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两位同志，打乱了暴动计划。尽管特务严刑副供，丁、汪二人拒不交待幕后指使和同谋，保护了狱中秘密党支部免遭破坏。敌人气急败坏，决定枪毙丁公量和汪海粟。在秘密党支部的掩护下，于临刑前夜丁、汪二人撬开了脚镣，得以越狱，胜利逃离虎口。事后丁公量与汪海粟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新四军，重返抗日前线。

中秋暴动虽然没有成功，但积累了经验；丁、汪二人的逃脱，鼓舞了大家斗志。李胜等总结了这次暴动的经验教训：在敌特严密控制的监狱中举行暴动，一定要非常谨慎，不能有任何疏忽，否则将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后来，李胜成功地领导了茅家岭暴动。

茅家岭暴动

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进攻浙赣路，从浙江的萧山、诸暨直入金华、衢州，上饶吃紧，集中营准备撤离。3中队狱中秘密党支部认为暴动的时机到了，于是组成了暴动委员会，领导和指挥关在上饶集中营茅家岭监狱的26位同志，成功地发动了一次越狱暴动。

此前，中秋暴动的组织者李胜已由周田监狱转至茅家岭。茅家岭监狱是由一座古老的葛仙庙改造而成的，它是上饶集中营最黑暗、最残酷的“狱中之狱”，被称之为“活地狱”。由于是封闭式的庙宇建筑，监狱内外都有特务宪兵严密看管，在没有外部任何支援下举行暴动，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暴动前，暴动委员会成员李胜、王传馥(新四军3支队教导队文化教员、政治指导员)、宿士平(中共浙江金衢特委书记)、陈子谷、吴越等5人，利用各种机会、采用秘密方式进行串联和思想发动，有26人决心生死与共，冲出牢笼。他们采取内紧外松策略，做好准备。他们一方面恪守监规，安心坐牢，暂时不作反抗，目的是给看守特务、宪兵们造成错觉，以为这些“囚徒”被制服了、老实了。另一方面则密锣紧鼓加快准备，特别是养精蓄锐，恢复体能。他们做了部分看守士兵的工作，变卖了身边的私人物品，如王传馥把母亲从苏州寄来的一件毛背心卖了，陈子谷把一支美国钢笔卖了，宿士平把一件棉大衣卖了，换来一些黄豆、豆腐、青菜等分给大家食用，增加营养，恢复体能，对看守士兵则称“为了有力气参加受训”。祝金祥(新四军章家渡总兵站会计）撕掉一件破棉袄和几件破烂衣服，加上一些黄麻，一连打了五六双草鞋，送给战友穿。同时，他借来小剪刀，充当理发匠，给每个同志剃去久蓄的长发和胡须，以利于逃跑时通行。

5月25日上午，茅家岭监狱有几个卫兵押着新来的犯人去杨家湖受审，管理员王恩锡带了几名卫兵押着“犯人”去周田村做苦工，看守排长带着几个班长去连部开会，监狱里出现少有的宁静。下午，王传馥为了摸清情况，佯装要找管理员报告情况，叫卫兵开了囚室的门，放他出来。他走到管理员办公室，不见王恩锡，走到排长室也不见排长，站岗的卫兵说他们都到上饶城里去了。王传馥立即回到囚室，向暴动委员会报告了情况，委员们一致认为，机不可失，此时敌人力量最为薄弱，当即决定举行暴动。他们提出的口号是：“第一秒钟，武器落在谁的手里，谁就是胜利！”行动的路线是：冲出后向东南方向前进，去崇安一带投奔曾镜冰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因为这一路有武夷山、仙霞山，群众条件好，便于藏身。

傍晚，李胜指挥杨灿(新四军青年副队长)、李维贤(新四军老一团宣传干事)二人以解手为名，混到天井院子里，迅速关上大门，将内外的守兵隔开，李胜立即把铁锁摘下，推开木栅门，大声呼喊：“同志们，冲啊！”顿时各囚室都响起惊雷般的吼声：“冲啊！”按原订的小组迅速行动，分别跑到第一卫兵室和第二卫兵室去夺取武器，经过几分钟的搏斗，便解除了院内卫兵的武器，把警卫排宿舍中8支步枪、2挺机枪、30多枚手榴弹都抢到手中。这时，监狱外的卫兵闻变冲了过来，因大门关着进不来，便从窗口向屋内开枪。这时钟袁平叫着：“从后门打出去！”后门原先堆满了杂物，是偶尔发现的，此时大家蜂拥而上，搬掉木石杂物，打开后门。王传馥第一个冲了出去，本来他完全可以按预定路线走在前面，脱离险境。然而，他冲出监狱后又主动承担殿后任务。为了掩护战友，他向追来的卫兵投掷了一颗手榴弹，当场炸死一个卫兵班长，然后端枪向卫兵射击。在他的掩护下，战友们迅速离开了，他这才边打边退，不料追来的卫兵击中了他的腿部。当时，大家只顾没命地向前奔跑，李胜见王传馥没跟上来，立即返回，发现王传馥倒在水田里，便扶着他隐蔽到一座古桥下的洞里。不一会儿，特务宪兵的搜索行动开始了，王传馥推着李胜叫他赶紧离开。随后，搜索队抓到了受伤的王传馥，把他吊打了两天两夜，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最后王传馥惨遭杀害，成为一个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亡的厄运留给自己的暴动英烈。与他同时牺牲的，还有因受伤被抓回的钟袁平。

天暗下来的时候，暴动越狱后人员渐渐汇集到一处山地，清点人数，参加这次暴动的26人,现在一共到了18人，另有2人牺牲，6人不知去向。这18人经历千辛万苦，辗转从浙江龙泉、宁波、上海、无锡等地，回到苏南根据地。

赤石暴动

1942年6月初，顾祝同突然决定三战区提前撤离七饶，“东南分团”即上饶集中营也将随迁，移往闽北。关押在周田监狱的第6中队的革命志士，大多数是由原“军官大队”第2队、第3队和原“特别训练班”转过来的，被国民党特务称之为“顽固队”。在党的秘密支部领导下，6中队行至福建省崇安县赤石镇举行越狱暴动，冲上了武夷山，史称“赤石暴动”。

6队成立后，党员们经过协商，很快成立了新的党支部，书记沈韬(化名马六，原3队支部负责人)，委员有阮世炯(原3中队支部成员)、周奎麟(化名周青，原2队党支部负责人)和陈念棣(原特训班党支部负责人)等同志。支部成立后，首先是统一认识，丢掉幻想，准备战斗，暴动越狱，于是积极进入准备阶段。在离开上饶前，茅家岭暴动胜利的消息传开来，如同一声春雷，更加振奋鼓舞了6队的难友，准备立即发起暴动。因时局的变动，党支部决定推迟暴动，改为转移途中进行。支部分析认为，关在茅家岭的同志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都能夺取武器，取得暴动的胜利，何况我们在转移途中机会是很多的，更有成功把握。有利条件有三：第一，时值盛夏，天气炎热，暴动出去后，夜晚可以露宿；第二，地处武夷山区，山峦连绵，森林密布，便于藏身隐蔽；第三，这一带原本是革命老根据地，现在又是党领导的游击队活动区域，群众基础好，枪声一响，地下党的游击队同志们一定会迅速前来接应。

顾祝同为了防范途中“闹事”，尤其是6中队，出发前采取了几条措施：（1）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闽浙赣边区打过游击的老红军立即调离第6中队。（2）将一部分身强体壮的人抽调出去，由特工和宪兵押着，给队长、分队长们抬行李随队前进。（3）对押解兵力作了严密配置——在6个中队前后，各配2个宪兵班充当前后卫。前后两队相距的30米之间，配备一个宪兵加强班，每个宪兵班装备两挺轻机枪、若干支步枪和驳壳枪，外加若干手榴弹。各队队长和分队长都配带枪支。

张超在临出发前又特别宣布了几条严厉的“军事纪律”：（1）各队之间必须保持30米的距离，不准拉长或缩短。（２）不准擅自离开队伍。（3）不准掉队。（4）休息时如要大小便，须先举手报告，不准随便乱动。（5）不准交头接耳。（6）不准唱歌、喧哗。宣布完毕时，他威胁说：“谁要违犯了这6条纪律，格杀勿论!”

面对特工和宪兵的严厉控制，从6月5日离开上饶，6中队党支部一路上审时度势，谨慎地选择时机，以极严密的方式不断地调整应对措施。党支部决定，为了保证集体暴动的胜利，在押途中，不允许个别逃跑，以免打草惊蛇。计划3个同志夺取1个宪兵的枪支，并暗中进行夺枪动作练习，还规定了发起暴动的信号。

经过两天的行军，6月6日晚上，队伍到达铅山县石塘镇。第6中队被禁锢在一所小学楼上的教室里，周围布满岗哨。特工和宪兵突然从队列中把项永章、朱元春、高文中、陈秋生、瞿志仁、蔡良、钟福生、俞霖堂等8个新四军老战士抓走。后来得知，这8位新四军老战士于6月13日晚被特务秘密杀害于石塘。

面对险恶的形势，6中队党支部立即研究了几条对策：（１）选出一批立场坚定、机智勇敢、身体强壮的同志组成“敢死队”，由暴动指挥亲自率领，利用到队伍后面去抬行李的机会，伺机解决后卫宪兵，夺取枪支。（2）为了麻痹敌人，重申党支部决定，未经批准，不得个别越狱。（3）所有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特别是支部成员和暴动指挥者要加倍提高警惕，注意隐藏，保护好自己。（4）形势严峻，容不得集体研究，授权暴动指挥者审时度势发起和指挥暴动。

敌人也没有睡大觉，他们像猎狗一样寻找革命者身上发出的每一点气息，一有动静便会疯狂地扑上来。6月14日深夜，又一场灾难发生了，特务和宪兵又从6中队抓走了沈韬、周奎麟、汤定波、黄则培、王铁生等5人，其中沈、周二人是秘密党支部负责人。他们都是顾祝同名单中的危险分子，途中与狱友接触频繁。敌人连夜审讯，严刑拷打，企图逼供狱中党的组织和秘密活动情况，他们个个守口如瓶，宁死不屈。随后在石塘附近大山里被敌人用马刀砍死。烈士们为赤石暴动的胜利，付出了血的代价。

暴动尚未开始，便先后有10多位同志遭致杀害，饮恨黄泉。党支部成员心如刀绞，每到一处都在捕捉战机。6月16日晚，队伍已到达福建省崇安县的大安镇，离崇安县城只有40华里，距目的地也就不远了，途中暴动已不容拖延。党支部研究决定6月17日举行集体暴动，确定暴动领导核心由陈念棣(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指导员)、王羲亭(化名王达钧，新四军教导总队军事教员)、阮世炯(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政治干事)、赵天野(化名赵青选，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干事)4位同志组成，王羲亭任军事指挥，委以全权，李涤非(化名李铁飞，新四军3团敌工股长)、王树仁、陈延治分别为1、2、3分队暴动指挥员，由王羲亭统一领导。

6月17日下午，当6中队押解到崇安赤石镇时，发现去宿营地下梅镇中间隔了一道崇阳溪河，过了河便是武夷山脉，山峰连绵，林木茂密，对暴动来说地形非常有利。加上几近黄昏，时间也有利。领导暴动的几位同志，趁在河边待渡，迅速交换了意见，决定一过河就行动。

第1、2、3、5中队已挨次先渡，先过河的各队怕天晚出事，过了河就带着队伍走了。轮到第6中队过河，太阳快要落山了，第6中队后为第4中队(女生中队)。在100多米宽的河面上，只有一只船和两只竹筏来回过渡，每回只能装一个分队(30人左右)。6中队第3分队先渡，第1分队随后，1、3两分队上岸后，敌人在路边制高点分散布置了警戒，担任值勤官的第3分队长命令先过河的人面向武夷山，立正看齐，放下背包，原地坐下，等候第2分队。这时，王羲亭假装要解小便，站起来离队发出信号，他用低沉而激动地声音唱起《黎明曲》的引子：“啦，啦，啦……”听到暴动准备的信号，大家心照不宣，个个绷紧心弦，悄悄地做了最后准备，换上了新草鞋，清理了背包，多日的疲劳一扫而尽，等待着那个神圣的时刻。第2分队船筏刚靠岸，陈念棣即向王达钧发出信号，脱下军帽摆了两下，王羲亭立即把手一挥高呼：“同志们，冲啊！”顿时，如山崩地裂，第6中队100多名同志展开了一个大扇面，有的和特工、宪兵夺枪搏斗，有的风驰电掣般向对面山峰冲去。这一突如其来的行动，把担任押解任务的特工、宪兵惊呆了。等到他们回过神来，许多同志已涉过水田，跳过水沟，进入了丘陵地带。特工队长下令向暴动人群开枪扫射，子弹乱飞，少数同志倒了下去，由于长期狱中生活折磨，不少同志身体虚弱，尽管心中充满了兴奋和生的希望，但行走在高低不平的山地上颇有困难，同志们一边跑一面喊：“快跟上！”“冲上山顶就是胜利！”三三两两互相鼓励着、掺扶着前进。当暴动人群进入深山老林之后，枪声才渐渐稀落了。

夜幕降临，大家从四面八方向山头汇集。“咕，咕，咕!”“咕，咕，咕!”大家互相呼应着联络的信号，拉藤攀葛，披荆斩棘奔向集合点。到达山顶时，大家热烈拥抱，挥舞着双手高呼：“我们胜利了!”清点人数，到了40多人，还有一部分人跑散了。随即分成4个小组，带着缴获的1支步枪、6颗手榴弹，由阮世炯、李铁飞、赵天野、陈慰慈(新四军政治部统战情报科长)分别率领，分头向武夷山腹地前进。据后来统计，这次暴动有50多人成功越狱，回到革命队伍；有20人被敌人捕回，其中14人遭杀害或折磨致死，仅6人幸存获释；当场中弹牺牲有10人。赤石暴动后，国民党特务气急败坏，疯狂地集体屠杀了集中营中70多位同志。

6月30日，赤石暴动脱险的阮世炯、李铁飞、赵天野、陈平(浙南特委宣传部长)等人，还有从茅家岭暴动走出的陈子谷、李维贤等7位同志，共有40多人前后到达武夷山半山腰的青竹坑。在这里他们终于找到中共闽浙赣边特委书记王林兴和特派员陈贵芳等。此后，在特委领导下，与坚持当地斗争的原红军游击小组组成一支抗日游击队，后来分散转移，先后到达苏南、苏北、皖南抗日前线。

赤石越狱暴动的胜利，是上饶集中营斗争的高潮，给国民党顽固派沉重打击；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监狱斗争空前壮举，在中共党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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