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山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历史功绩 (4)
(三)善于保守军事秘密，“各部队自接到代番号日起，即起用代番号，不得擅讲或擅自写出自己的番号。这要求各部队首长切实深入每个战士的宣传解释，做到飘忽，神出鬼没，使敌无从捉摸，而我常出击于敌之翼侧”。(四)保全有生力量，“绝对避免无战术原则的硬碰硬打，或无原则的分散兵力，遭敌各个击破。灵活地以少数兵力游击进扰敌人于梦寐之中，集中主力干脆地消灭敌之弱点”。(五)破坏敌人交通，“为增加敌之交通运输之困难，凡通敌之大小道路及我军不必要的大小隘路，尽量破坏之，并增加人工障碍，但必需向当地之群众解释清楚，免惹群众不满”。(六)建立健全地方工作，“坚决深入调查工作，帮助地方党政机关严厉镇压地主富农及一切反革命活动，发动群众游击战争，组织群众游击组，恢复当地政权及革命组织”。(七)发动群众进行坚壁清野工作，尽量储藏粮食，以备长期艰苦斗争之准备。曾山最后号召大家“以最艰苦的精神，十万倍的努力，用革命竞赛的方式来互相督促”〔5〕来完成上述任务。这篇训令体现了曾山丰富的游击战争思想。
二、“游击高手”显神威
曾山在领导官田暴动、筹建中共吉水县委时，曾经钻过山沟，住过草棚，有打游击的经验。1932年5月，他在《对地方武装问题的决议案》中提出，江西苏区的地方武装部队和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加紧对游击战争的教育，使游击战争成为人人必具的常识”。〔6〕
红军主力长征后，曾山在领导江西苏区游击战争中，善于利用地形地貌和群众基础，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全力保全自己的部队，创造了隐蔽待机、崇贤会师、齐汾决策、突破封锁和取胜大坳岭等游击战争奇迹，体现了他高超的游击战指挥艺术。
在东固隐蔽待机。1935年1月曾山率红2团到达东固以后，与胡海领导的公万兴特委和红四团会合，在这一地区辗转游击，保存力量，并且帮助群众搞生产。曾山后来回忆说：“我率领红二团到兴国、万泰苏区与红四团一起活动了数月。”〔7〕
在崇贤与罗孟文会师。曾山任江西省苏主席时，罗孟文任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后来成立赣南省委，罗孟文调任赣南省委组织部长，红军主力长征后，派杨赣任特委书记。1935年3月初，国民党北路军发现曾山在东固方向，遂调集9个团的兵力前去包围，于是，曾山率领红2团、红4团向兴国崇贤挺进。3月中旬，与中共杨赣特委书记罗孟文率领的杨赣独立13团在崇贤胜利会师。曾山指示杨赣特委和红13团划归江西省委领导。
主持召开齐汾会议。崇贤会师后，部队集中了2000多人，敌人加紧了对这支红军“大部队”的包围。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困。曾山在兴国县崇贤的齐汾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研究突围问题。参加会议的罗孟文回忆说：“我们在兴国的崇贤会合了。当时大家都很高兴，曾山带了两个团，千把人，我带一个团，几百人。我们开了一个省委扩大会，由曾山同志主持，他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和我们所处的环境，他指出，国民党有几个正规师来‘围剿’我们，地主武装到处都有，我们则远离主力红军(当时红军长征已过遵义)。敌人的碉堡多，而我们又没有炮，在这里继续坚持下去是于我们不利的，必须马上突围。曾山同志和大家一起研究了突围的路线。”〔8〕会议决定冲出敌人的重围，通过杨赣地区去赣粤边与李乐天、杨尚奎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会合，并通过他们取得中央分局项英、陈毅的领导与指示。
指挥部队突破封锁线。齐汾会议后，罗孟文同曾山一起指挥部队突破封锁线。3月末的一个夜晚，曾山和罗孟文共同指挥红2、4团作前卫，红13团作后卫，强行突围，取得了大坳岭战斗的胜利。
三、“半面红旗”立壮志
大坳岭战斗后，曾山和罗孟文商定分散突围。罗孟文率红13团出发以后，曾山又来到胡海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向干部战士讲清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曾山和胡海分手时，拿出了一面写有“艰苦奋斗”的红旗，满怀革命必胜的信念对胡海说：“这面红旗我们各拿一半，一则用艰苦奋斗的精神互相勉励；二则我们今后胜利会师时，重新把它缝合起来作为纪念。”胡海听了坚定地回答：“革命一定会胜利，共产主义事业一定会成功，我们艰苦奋斗吧！”于是，他们将这面红旗从中剪开，曾山拿了左边“艰苦”两字的半面，胡海拿了右边“奋斗”两字的半面，用以互相勉励。曾山的半面后来在战斗中遗失，胡海交内弟珍藏的这半面红旗，至今仍保存在江西省吉安县革命烈士纪念馆，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素材。
胡海是一位从农民成长为苏维埃国家部长的革命家。1930年曾山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时，胡海是副主席；曾山任打吉安总指挥时，他带领东固赤色武装在攻打吉安时冲在最前面。曾山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时，他是副主席。曾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长时，他是土地部副部长兼代理部长。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以后，曾山任江西省委代理书记，胡海任公万兴特委书记。两人情同手足，亲密无间。
胡海送别曾山之后，立即率领部队沿罗孟文红13团的突围路线西行，不料在言坑附近，遭强敌袭击，胡海的妻子钟仁贵英勇牺牲。胡海趁黑夜攀悬崖到岳母家中暂避，由于叛徒出卖而被俘，关押在南昌军法处第一监狱。在狱中与方志敏相见并互相鼓励，坚贞不屈。1935年6月15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方志敏称赞他“临难不屈，悲壮就死”。〔9〕
曾山告别胡海，率领红2、4团近千人向北突围。他们趁敌人追赶红13团之机，迅速地从兴古线以北地区突破了敌人的防线。接着，在永丰等地打了几仗，部队损失很大，始终未能进入湘赣边与谭余保会合。因此，曾山所部只好辗转游击，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与敌人周旋。他们在泰和、吉安、吉水、宁都、广昌、宜黄、黎川等地辗转游击，打垮了这一带的反动武装“铲共团”。
为了寻找红1团，曾山于4月中旬率部到达乐安地区，却遭到敌人几个师“追剿”。曾山回忆：“这段斗争是很残酷的，经常是几天也吃不上饭”。在乐安没有找到红1团，曾山回忆：“我们当时估计红1团可能到新干地区去开辟游击区了。”于是，曾山带领红2、4团转移到新干活动。大约在1935年4月间走到新干县游击地区时，部队遭到敌军3个师的包围袭击。曾山后来谈及这段历史时，非常痛心地说：“等到我们住下，刚刚吃饭时，就打起来了，敌人三面包围我们，开始时，敌情不明，以为仅一面敌人进攻，正在依靠山势同敌人打，后发觉敌人数量多，三四面包围猛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这一仗就完全把我们率领的还有八九百人的游击队打败了。”〔10〕曾山等少数冲出包围圈的同志，只有进行分散活动，以求保存有生力量，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5月，曾山领导红军游击队在江西苏区坚持了8个月。它是艰苦卓绝的中央苏区游击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悲壮而光辉的一页。曾山作为江西地区游击战争的指挥者，完成了中共中央分局交给的任务。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对此作了肯定。“决议”说：“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奋斗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决议”评价他们：“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木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11〕
四、突围找党去留学
1935年5月，由于敌强我弱，曾山被迫从新干突围到吉水，化装成油贩，从赣江乘船到南昌，经九江辗转千里找党到上海，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和陈云一道去苏联学习。周恩来说过：“曾山去苏联是党安排的。”〔12〕
红2、4团在新干战斗中被打散后，当时随曾山冲出包围的只有20多人。为了缩小目标，曾山将突围出来的20多人编成3个游击小组，分散活动。其中，战士编成2个游击小组，干部编为1个游击小组。干部游击小组只有4个人，即曾山、萧明煜、郭铨、刘云。
5月17日晚，曾山化装成油贩，在吉水从赣江坐渔船到南昌，接着去九江，经长江顺流而下，闯过了敌人的层层关卡，于5月底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曾山对这次脱离险境的情况，几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我与郭铨同志从山里跑出到湖口时，找了一个农民同情者带路，接近湖口(吉水县赣江边)五六里的地方，我与郭铨同志隐藏在山上，让带路的农民先到湖口找一位能带我们搭船的人。当天下午六七时找到一位近50岁左右的人来了，就带我与郭铨同志到赣江边湖口……当时我就由赣江岸上下河边去与渔船主(姓陈)商谈，当时恐身上带的驳壳枪暴露，我就把这支驳壳枪放在岸上草地里，郭铨同志在旁边岸上放哨警戒，后我与小渔船主谈妥了，我向下走，船费40元，郭铨同志向上走，路近，船费12元。当时我上岸告诉郭铨同志都谈妥了，马上就走……我与郭铨同志分别搭船，郭向上走，我向下走，一直跑到上海。”〔13〕
曾山千里迢迢来到上海，巧遇原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组织部长梁广。梁广和曾山在中央苏区时就很熟悉。曾山介绍了他在江西苏区领导游击战争遭到失败的情况以及只身潜来上海千里找党的经过，梁广迅速将曾山的情况向党组织作了汇报。经过严格考察，曾山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经批准，曾山被派往苏联，进列宁学院学习了两年。
曾山能够随陈云赴苏留学是幸运的，而他领导的江西苏区游击战争虽有失利，但他仍然是一位胜利者、成功者。在当时险恶的战争环境中，能够冲出重围就是胜利，那怕就是剩下自己一个人。曾山不得已从苏区突围到上海，是可以理解的。其原因是：一是按照遵义会议后的中央给项英和中央苏区分局发出“万万火急”的指示电的精神，分路突围。2月13日，中央电令指出：“把那些多余的独立团营，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中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干是目前的原则。”〔14〕于是，曾山将部队化整为零，分路突围。二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环境险恶，只有突围一途。1934年10月下旬，敌人得知红军主力已经转移，从北、东、南三面加紧向中央苏区进攻。10月26日，敌北路军侵占宁都；11月1日，敌东路军侵占长汀，10日侵占瑞金，23日会昌陷落。至此，中央苏区全部县城陷入敌手。1935年1月28日牛岭战斗失败后，中央苏区的红军及地方部队仅剩下五六千人，枪支弹药和生活必需品奇缺，粮食只能吃到3月中旬，在敌人大规模的“清剿”下，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从此结束了大兵团作战，而转入游击战争。中央苏区及各省主要领导人瞿秋白、何叔衡、贺昌、阮啸仙、刘伯坚、赖昌祚、李赐凡、毛泽覃、李才莲等在强敌围攻中或被俘后拒降就义，或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损失极大。因此，为了避免大的损失，保存有生力量，曾山选择突围是非常明智的上策。三是部队被打散了，再留在苏区已失去意义。项英、陈毅在突围时，一个营的部队被敌人打散了，只带少数警卫战士另行突围，后在中共代英县委书记曾纪财的带领下，于1935年4月初抵达了赣粤边游击区的中心——油山，和中共赣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副书记杨尚奎等同志会合了。曾山与项英、陈毅失去了联系，只有突围出去。项英在回忆中说：“这时不知何种原因，只有曾山同志一人率领二团又没有带去无线电台，穿过龙冈的封锁线达到东固一带与十四团会合，以后我们就与曾山失去了联络。”四是为了到上海去寻找党组织，开展秘密工作。中央电令项英和中央苏区分局，指示：“选派许多适宜的干部到白区去，汕头、厦门、香港、上海及其他地方的工作，你们都应该设法去建立。”〔15〕曾山突围到上海，就是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指示。
五、组建铁军成英雄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29日，曾山随陈云从苏联回国，飞抵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这是“二苏大”后，阔别近4年，曾山再次见到毛泽东。曾山回国后立即参与领导组建新四军，主要活动有：
1.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及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等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洛甫、毛泽东、项英、彭德怀、凯丰、刘少奇、张国焘、陈云、康生等，李富春和曾山列席了会议。项英作《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报告后，毛泽东、陈云、李富春、刘少奇、彭德怀、曾山等先后发言，展开热烈讨论。曾山说：“在各游击区要根据具体情形采用各种办法解释新政策，争取更多的人来拥护党的新政策”；“在干部中要进行新政策的教育”；“发展工作不仅要下山，同时要在各中心城市建立白区工作”。〔16〕曾山的意见得到大家一致的赞同。会议经过讨论，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以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负责领导东南各省党的工作；同时，成立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为委员，项英为主席(后称书记)，陈毅为副主席(后称副书记)。在东南分局和新四军中，同时兼有领导职务的只有项英、陈毅、曾山3人。曾山作为曾经坚持江西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人被委以重任，充分体现了中央政治局的高度信任。
2.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任职。1938年1月4日晚，曾山和项英、张云逸、周子昆率新四军军部机关人员，从汉口坐轮船渡过长江，到达九江后转乘火车，于6日凌晨到达南昌牛行车站，住进南昌城三眼井高升巷原张勋公馆。当天，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在南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正式宣告成立，书记项英，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宣传部长黄道，统战部长涂振农，民运部长邓振询，妇委书记(妇女部长)陈少敏(后李坚真)，青委书记(青年部长)陈丕显，秘书长郭潜(后温仰春)。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东南分局对外称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涂振农任处长，不久黄道接任办事处主任。另有工作人员郑伯克、胡金魁、吴华友等，日常工作主要由曾山指导。在南昌，曾山见到在此主持“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的陈毅。陈毅惊喜道：“哎呀!同志哥!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嘛！1935年初，我和老项(项英)几次派人到小布一带山区找你们，音信渺无，多叫人心焦呀!”〔17〕曾山也不胜感慨，向陈毅细说原委。从福建、广东、赣粤边等游击区前来联络的人员也赶到南昌，会见项英、陈毅和曾山。10日，中共闽赣省委书记、闽赣边红军游击队负责人黄道和中共闽东特委书记、闽东红军独立师政委叶飞等到达军部。其后，皖浙赣边游击区的中共皖浙赣省委副书记李步新、湘赣边游击区代表曾昭铭、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代表温仰春、湘鄂赣省委书记涂正坤、湘鄂赣鄂东特委书记江渭清、湘鄂赣少共省委书记谭启龙等，也先后抵达南昌新四军军部汇报情况，研究集中编组事宜。
3.会见谭余保，主持神泉改编。1937年10月，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陈毅、项英来吉安与吉安专署专员刘振群商议协议的执行。11月，陈毅赴湘赣临时省委驻地永新县的铁镜山会见谭余保。在吉安，陈毅指导建立了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11月底，湘赣红军游击队从武功山、九陇山等地赶到莲花垄上集合，然后，开赴神泉整训改编，由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来的八路军干部张 秀等负责政治军事训练。按照东南分局、军分会的安排，1938年1月16日，曾山和项英一同去湘赣边游击区，联系和指导改编工作。在吉安，项英、曾山会见了湘赣边临时省委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和游击司令部政治委员谭余保。第二天，项英、曾山及项英的秘书郑伯克、新四军组织部副部长汤光恢等人，随谭余保乘汽车一同前往湘赣边红军游击队的大本营——莲花县棋盘山神泉村。曾山和项英看望了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刘培善、参谋长段焕竞，延安“抗大”派来帮助工作的八路军干部张 秀、彭汉元等人，慰问了游击支队的全体指战员。彭汉元回忆当时情景说：“项英和曾山同志先后在会上讲了话，对游击队的同志在三年艰苦岁月中餐风露宿，不屈不挠，为了革命坚持斗争的精神表示无限的钦佩，并希望大家发扬光荣传统，练好战斗本领，在北上抗日中再立新功。两位同志还就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及南方各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游击队改为新四军的问题，向大家作了详细的报告。”〔18〕
湘赣边红军游击队共有335人，枪约200支。党员有180人，“对于党的信仰最好”〔19〕项英和曾山一起与谭余保等研究集中编组事宜，确定：湘赣边红军游击支队参谋长段焕竞、政治部主任刘培善，率湘赣边红军游击队主力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一营，为第一大队；另留一特务队，约20余人枪，随谭余保留下坚持斗争。同时，对地方党的工作进行了布置。1938年2月，湘赣红军游击队由刘培善、段焕竞率领从神泉出发，途经安福、吉安、新干、樟树、上饶等地，开赴浙江开化抗日前线，抗击日寇。
4.妥善处理“瑞金事件”。正当项英、曾山在湘赣边联络改编期间，赣南却发生了“瑞金事件”：1月15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军事部长谭震林及随从人员，在新四军瑞金办事处，被国民党驻军独立第33旅黄才梯部非法缴械、无理扣押。第二天，东南分局邓振询、李坚真、温仰春、李桂英等4人，携带新四军第2支队的关防、军费及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委任状，路过瑞金，亦被黄才梯部非法关押扣留。闻此消息，项英亲自致电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谭震林等被扣全体人员。曾山也迅即指示涂振农、黄道等，派专人与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进行交涉。19日，迫于形势和社会各方压力，瑞金地方驻军不得不释放谭震林、邓振询、李坚真、温仰春等全体人员，归还电台、关防、枪支、经费等一切物资。
5.改编赣粤边红军游击队。1938年1月下旬，项英和曾山等一行到达大余县池江镇,会见了新四军赣南办事处主任贺敏学和坚持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领导人杨尚奎、陈丕显、罗孟文、刘新潮等。将700多人的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第2营，廖昌金任营长，张顺龙为教导员；将湘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第3营一部，开赴皖南集中。任命杨尚奎仍任赣粤边特委书记，钟平任组织部长，严仲任秘书长，刘新潮任信丰县委书记，留在当地坚持斗争。对赣州、瑞金、于都等地的地下工作阵地，也作了部署研究。集结在大余池江的红军游击队，先乘汽车到赣州，再乘木船沿赣江北上南昌。
6.改编闽浙边红军游击队。2月15日，闽浙边游击区负责人刘英派龙跃、余龙贵为代表前来汇报工作。曾山和项英一道，对他们坚持闽浙边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表慰问，并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以及东南分局和军部关于闽浙边红军游击队由粟裕率领集中编入新四军，刘英留浙江坚持斗争的安排等。28日，曾山受项英委托，随龙跃、余龙贵前往浙江。临行前，曾山还专门听取了新四军军部参谋处处长赖传珠的工作汇报，参加了宴请原上海抗日救亡团体叶进明、忻元锡所率上海煤业救护队的活动。3月10日左右，曾山抵达闽浙边临时省委所在地和闽浙边红军游击队集结地浙南平阳县山门街，和粟裕、刘英一起主持改编事宜。曾山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转达了中共中央及东南分局领导人对闽浙边红军游击队的亲切慰问，高度评价了他们在蒋介石统治的腹心地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壮举。曾山宣布：刘英主持浙江省的工作，带领部分武装和干部继续留浙江坚持斗争，粟裕率红军游击队主力开赴皖南编入新四军战斗序列，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部分人员组成战地服务团，随部队行动。一切安排就绪，曾山和刘英一道先赴南昌东南分局。3月18日，粟裕率部奔赴皖南岩寺。粟裕被任命为新四军第2支队副司令员，所部500余人被编为新四军第2支队第4团第3营。
至此，新四军的编组任务胜利完成。曾山参与了组建新四军的全过程，是新四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注释：
〔1〕黄惠运：《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中国文史出版，2006年，第216页。
〔2〕〔7〕〔8〕〔10〕〔13〕〔16〕〔18〕〔19〕苏多寿、刘勉玉：《曾山传》，江西人民出版，1999年，第111、122、123、128、132—133、137—138、141—142、142页。
〔3〕〔5〕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14辑《中央苏区江西省》，1990年，第223、214—217页。
〔4〕刘勉玉：《中央苏区三年游击战争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页。
〔6〕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17页。
〔9〕方志敏：《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载于《方志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1页。
〔10〕《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载于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96页。
〔12〕〔17〕王青争主编：《永留正气在人间——纪念曾山诞辰100周年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205页。
〔14〕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1辑，1987年，第10页。
〔15〕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22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897年，第15页。
（本文作者 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井冈山大学讲师 江西井冈山 343009）
（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井冈山精神与大学精神的培养研究》〔编号：07KS210〕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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