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躺在担架上睡一段
原标题：被迫躺在担架上睡一段
▲1936年10月，红军经过长征成功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保安合影
▲周秉建在六盘山红军小道进行视频直播 摄/记者 付丁
初到陕北的周恩来
法制晚报讯（记者 温如军 实习生 张明明） 10月15日，法制晚报7080重走长征路大型公益直播在位于宁夏固原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园进行了最后一站最后一场直播，本站嘉宾之一周恩来侄女周秉建接受了《法制晚报》(微信ID：fzwb_52165216)记者专访，讲述了周恩来在长征中的经历。
周秉建是周恩来的侄女，周家六兄妹中，周秉建最小，排行小六。任财政部离退休干部局巡视员，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到达川西草地后，周恩来因疲劳过度、营养不足，再加上自然环境恶劣，连续高烧40摄氏度不退，多日昏迷不醒，不能进食，最终在担架上走出草地。
担心打瞌睡摔下来 行军时很少骑马
据周秉建讲述，在长征途中，伯父周恩来就成为全军的“总管家”，每到宿营地后，油灯彻夜不熄，各种重要事务大都要由他亲自处理，工作非常忙碌……
杨尚昆曾回忆：“长征中的恩来同志，也和在中央苏区一样，军委的主要责任都落在他身上。他每到驻地，就叫人架起电线，接收各军团的电报。同时，挂起地图，以便观察和抉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然后他才坐到椅子上稍事休息。等情况来齐后，经过分析研究和请示毛主席，就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都发出后，他才睡觉。”
周秉德说，伯父周恩来在工作中对远征和留下的干部的安排都考虑得细致入微。得知陈毅负伤后躺在医院中无法动手术，他马上下令打开已装箱准备抬着出征的X光机，为他拍片并开刀取出碎骨。对于编入休养连的体弱同志，伯父也做了周到布置。
长征期间每天到达宿营地，其他人能够休息，伯父周恩来却要马上接电线、挂地图，收看电报和侦察材料，然后同其他中央领导一起听取汇报，详细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研究下一步的军事部署和行动。
周秉德告诉《法制晚报》(微信ID：fzwb_52165216)记者，那个时候周恩来每每拖着疲惫的身体，以惊人的毅力处理各种事务，工作大都通宵达旦。由于总参谋长刘伯承眼睛不好，在油灯下看字困难，周恩来将起草电令的事也担当起来。即便在吃饭的时候，周恩来也是一边听汇报，一边口授处理意见。
周秉建动容地说道：“如此繁重的工作，使伯父的眼睛里总是布满血丝。”长征中任干部团政委的宋任穷回忆夜间汇报的情形时也提到：“恩来同志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实在支持不住了，在批阅文件或听汇报时不由自主地合上了眼睛，睡着了。这时我们不约而同屏着呼吸，默默地坐在一边，不敢发出一点声响，希望他尽可能多地休息一会儿。几秒钟或分把钟后，恩来同志便猛然醒来，继续同我们谈话，交代任务或写行动命令。”
周秉建说道，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故事，有一次参谋向他请示，周恩来在睡梦中“嗯”了一声，参谋以为他已经同意。第二天周恩来询问后说完全不知此事，马上规定以后必须把他叫得坐起来，才算叫醒。
通宵工作后过于劳累，周恩来有时被迫在行军出发时躺在担架上睡一段，不过还经常被各种报告叫醒。他行军时很少骑马，因为担心打瞌睡摔下来，因而多是步行，一边走还一边同身边的人谈话，了解部队的情况。
各师团有多少人员弹药都能记得
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力主毛泽东来指挥红军。尽管会上决定“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但是伯父他在遇到事情后总是征求和听从毛泽东的意见。长征到达陕北甘泉时，毛泽东提议周恩来担任军委主席，却被坚决推辞，从此在党内多年间有了一个亲切的称呼“周副主席”。
周秉建告诉记者，在长征过程中，周恩来的心思非常细腻，对敌、我的部队情况都了如指掌，也担当了很多指挥的任务。担任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在回忆当年战斗经历时，曾有一个总结：“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副主席知道敌人中哪个是嫡系，哪个是杂牌军，作战能力如何，都很清楚。对我们哪个师战斗力强，哪个战斗力弱，更是了如指掌。”
周秉建向《法制晚报》(微信ID：fzwb_52165216)记者讲述说，之所以能够对我军和敌军的部队情况比较了解，是因为伯父周恩来的记忆力非常惊人。
“当时各师、团领导来汇报时，对于有多少人员、多少弹药伯父他差不多都能记得，经常还能具体讲出某次给了多少弹药，并把时间和数字都说得丝毫不差。”下级干部对周恩来的这种能力都极为敬佩，汇报前都要详细准备，丝毫不敢懈怠。
长征途中病倒被战士抬出草地
由于长期劳累，特别是睡眠不足，周恩来身体非常疲乏。到达川西毛儿盖后，周恩来因疲劳过度、营养不足，再加上自然环境恶劣，身体终于支持不住病倒了，连续高烧40摄氏度不退，多日昏迷不醒，不能进食。
“那时候就是不断开会、作战、研究，白天黑夜一样。”周秉建告诉《法制晚报》(微信ID：fzwb_52165216)记者。医生最初当作长征路上的多发病——疟疾来治。经检查，发现他肝部肿大，确诊是肝炎，已变成肝脓疡，急需排脓。周秉建介绍，最后确诊为阿米巴肝脓肿。
由于缺医少药，战士找来冰块敷在他的肝部，用局部冷冻的方法降低体温，控制炎症发展，引导向下排脓。
终于，周恩来排出了脓，高烧也渐渐消退，身体慢慢好起来。大病初愈的周恩来身体极度虚弱，彭德怀当即组织担架队抬周恩来过草地。
担架队是从运送迫击炮的战士中抽调的。彭德怀下了死命令：“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宁可损失一百门大炮，也要把周恩来抬出去。”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当担架队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见人手不够，也主动加入担架队。
杨立三深知，保证周恩来的绝对安全，是中国革命全局的需要，也要求参加担架队。整整六天六夜，杨立三寸步没离周恩来，双肩都磨破了，硬是安全地把周恩来抬出了这片“死亡之地”。刚走出草地，杨立三自己便累病了。
抗日战争期间，杨立三历任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部长兼政委，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后勤部部长兼政委。
1954年11月28日，在苏联治疗的杨立三与世长辞。同年12月3日下午，运载杨立三灵柩的专机抵达北京，彭德怀携贺龙、陈毅、邓小平、聂荣臻、粟裕、黄克诚、张宗逊、陈赓、王震、谭政、萧华、肖劲光、刘亚楼、宋任穷等前往机场迎灵。
周恩来在追悼会上回忆起过草地时的情景时泣不成声，在场的同志无不为之动容。“为感恩，总理不顾大家劝阻，亲自为杨立三抬棺。”周秉建向《法制晚报》(微信ID：fzwb_52165216)记者介绍说，总理表示，当初是立三把自己从草地中抬出来的，现在要送他这一程。
文/记者 温如军 实习生 张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