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穿过时间的隧道，使我又置身于那青涩年少的年代。
毕业赠言
1955年，13岁的我获取了平生第一个学历——高小毕业。毕业前夕，班主任武功玺声情并茂地给我们讲了临别赠言。除了动情地说了师生的不舍之情外，有一个要点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做好两手准备，如果考不上中学（当时没有实施九年义务教育），要向徐建春学习。徐建春何许人也？当时《中国青年报》做过详尽的报道。她是山东省一位女青年团员，1950年高小毕业后回乡参加了农业生产，15岁就当上了互助组组长，1954年任初级社社长并成为山东省劳模，被树为青少年学习的典型。特别是她在参加全国团代会时，给毛主席点烟的照片，流传久远。
武老师的赠言使我倍感压力。每天早晨带上书本到大仙庙（现公主府公园一带）小树林里复习。那时学生毕业后，不像现在的老师一直辅导到临考前，而是全靠自己制定复习计划。因此，一些成绩差的同学干脆放弃升学，自寻出路了。我的同学石富家是开棺材铺的，加之他年龄也偏大，就顺势学了木匠。还有一些同学早早到工厂当了学徒。
母亲看我每天心事重重，安慰说：考不上就回家站栏柜（经营我家的商店），而不苟言笑的父亲虽然没有表态，但从眼神中流露出对我的莫大期望。
惊险入学
赴考前一天，我把应准备的文具、草稿纸一件不落地放在书包里，生怕遗忘什么。与此同时，还约好同学提早出发，好参观一下一中，并熟悉考场。
来到一中后，我们边走边聊，不经意间，一位同学提到了准考证。我一下子惊呆了：坏了，我的准考证落到家里啦！情急之下，我撒腿就往家跑，但一中在旧城、我家在火车站，一个小时是怎么也赶不回来，尽管如此，我还是一个劲地往家跑。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当我到了北门时，正好遇到父亲坐着三轮车来旧城办事。当他问清原委时，旋即让三轮车夫送我回家。就这样我才如期参加了升学考试。
缘于“准考证事件”，我在考试时余悸未消，答题时懵懵懂懂，致使成绩不尽理想。这样，我没有迈进一中的门槛，而是被五中（现回民中学校址）录取。此五中非彼五中（现坐落在南马路的五中是1957年建校的），而是1946年建校的归绥市恒清中学（当时更名为呼和浩特市第五中学）。解放初，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穷一中，富二中，流氓儿童在恒清”，意在说明恒请中学的学生是一些不务学业的纨绔子弟。尽管这种说法过于夸张，但父亲还是流露出不屑之情，认为上这所中学前途堪忧。可木已成舟，任何埋怨都无济于事，为此我郁闷了很长时间。
二部制
初入学，给我第一感觉是学校的硬件设施并不比我们一师附小（现车站小学）优越。一块菜地将学校分成南北两处，中间相隔近百米。北院是几排教室和一个不大的操场，文化课在这里进行；南院较为开阔，是体育、音乐等副科的教学场地，图书室、实验室也在这里。
当时，我们学校是呼和浩特市唯一的一所二部制中学。记忆中，具体运作方法是：文化课在固定教室；上自习时，几个班集中在一个大教室；上体育、音乐课时就得把教室让出来给其他班上课。这样，同学们进校后，书包不能离身，随时准备更换教室。为此，同学们还编了一个顺口溜：“二部制真正好，背着书包绕院跑，一不小心摔了跤，书本文具满地找。”大约是在初一下学期，上级行政部门将我校一部分学生调到四中后，二部制才宣告结束。
1956年我上初二时，大约是国庆节后，我们学校改名为回民中学。记得当时没有声势浩大的庆典，只是大家在操场上集会，校领导宣布了上级部门的这一决定，并展示了蓝底白字上写“呼和浩特市回民中学”的校旗。
2006年9月，呼和浩特市回民中学举行建校60周年庆典（之所以谓之60年校庆，我想是以1946年恒清中学建校之日算起）我因故未能参加，连校庆纪念册也没有拿到。事后一位同学告诉我，纪念册上还有我的照片（我班足球队的合影）呢！真是遗憾不已。
恩师难忘
我以为，人生求学的整体过程，初中是一个关键时期，能否把握好，将对一生产生重要影响。而这个基础的奠定，除了自身的努力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教师的素质。一个教育学家说过：学校的差别主要是教师的差别。回民中学三年的学习生涯，使我对这一论述有了较深的领悟。那些为我们辛勤耕耘的老师影像，穿过悠悠岁月，总是浮现在脑际……
数学老师冯经国，一位深受同学喜爱的年轻教师。一次，他让同学们浏览他的影集，在扉页上并列着保尔·柯察金的画像和他的照片，在下面分别写着“英雄”和“狗熊”的字样，真是让人忍俊不禁。由此，可看出他和同学们的融洽关系。虽然冯老师在生活上有时不拘小节，但在教学上却是一丝不苟。丰厚的知识底蕴，高超的教学艺术，赢得了师生的啧啧称赞。他对逆推、假设等解题策略以及“叩其两端”的教学方法，至今我还在教学中“贩卖”。
语文老师钱建颖，从上海来内蒙古支边时带了一纸箱牙膏的事（当时她听说呼和浩特市没有牙膏可买），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把南方人细腻、缜密的思维方式带进了语文课堂，她那宛若汩汩涧泉流淌的声调，鞭辟入里的分析，深厚的文化底蕴，给了我们极大的享受。
历史老师郭舜鸿，一个惜语如金的女教师。她那言简意赅的讲述，史料的旁征博引，使同学们都喜欢上了这门课程。特别是她那一手漂亮的板书，令人惊叹不已。每当下了历史课，大家都不会立即擦黑板，而是用薄纸拓下来，以备临摹学习。多年后，我曾在呼和浩特市的一次书画展上看到她的大作。
班主任程月芳，一个慈母般的老师，一个对学生呵护有加的大姐。在我们参加中考时，她生怕有的同学因赴考没吃早点，手提焙子、咸菜站在考场的情景，委实令人难以忘却。在教师中她享有极高的威信，我们经常听到老师们对她的亲切称呼——程大姐。
学校的南院有专门的音乐教室，而且还有一架做工精致、体积较大的风琴（像电影中教堂的风琴），足见学校对这一课程的重视。音乐老师白续升，个子不高，不太浓密的头发总是梳理得整整齐齐，宽阔的前额，健硕的前胸，一看就是唱歌的好手（脑胸腔共鸣好）。他在教唱歌曲的同时，还传授乐理知识。工作后，我之所以能胜任音乐教师一职，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初中的音乐学习。由于白老师的教学有方，不少同学都喜欢上了唱歌，像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拉兹之歌》等当时流行的歌曲，我们都会唱。
学校特别重视体育活动，每班都有足球队，经常组织比赛。我班王书智同学因比赛把右胳膊骨折的事，我至今还记的。冬季的体育课除了队列训练外，主要是组织滑冰和乒乓球活动。记得一上体育课，老师根据学生的喜好分成两组，一组滑冰（学校备有冰鞋），一组打乒乓球。我的乒乓球爱好就是那时培养起来的，工作后我参加过多次区级乒乓球比赛，并取得过名次。我的校友吕家中曾入选国家队，并参加过第26届世乒赛。
生活老师姚守三，一个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管理者。每当上自习时，他总是神出鬼没地窥视班内的动静，发现违规者都会严惩不贷。因此，同学们都很惧怕他。有一件趣事至今没有忘记：为了逃避姚老师的惩罚，班里的同学轮流值班，如果发现姚老师，就伸出三个指头摇摇手（这个动作与他的名字相符），大家就正襟危坐，有时还会得到他的赞许。
这样一支优秀的教师团队使回民中学的荣誉接踵而来：我毕业两年后，荣获了呼和浩特市初中统考第二名；1961年高考全区第二（仅差赤峰二中0.5分），次年跃居全区第一。
四季更迭，岁月流淌，弹指一挥间，50多年过去了。我也青春不再，步入了暮年。每当夜阑人静之时，伫立窗前，凝望浩瀚的苍穹，多么希冀时间能定格在20世纪的50年代，让我尽情地享受青春年代的愉悦……文/张 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