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妇村”的新生之一，丈夫从狱中回来啦

“寡妇村”的新生之一

丈夫从狱中回来啦

纳雍县水东乡的以则孔村，全村土地面积仅有4.99平方公里，是贵州版图上的弹丸之地。2000年以来，这个村成为国内关注的焦点：这里因众多外出的青壮年贩毒、吸毒被抓或在逃，留下了22名“寡妇”。那以后，以则孔村以“羊角山下的寡妇村”而全国闻名。

10余年来，时光无数次拂过“寡妇村”这个耻辱的名号。但如今，“寡妇村”这个极具耻辱性的绰号已名不副实。

因为，当年因贩毒、吸毒被法律制裁的村民，绝大多数已经回家，与曾经的“寡妇”们开始了新的生活。然而，当年父亲留下的痛却永远烙在孩子们的心中。　　

“毒”害以则孔

2月24日，越野车驶入水东乡以则孔村方向，道路变得越发艰难。马路边上，偶尔遇见进退两难的面包车和轿车，车主和乘客蹲在路边，看着泥泞的道路唉声叹气。走了七八公里，乡政府的一辆越野车也横在了路中央，挣扎许久才前进几步。此时，车轮下陷，路面刮着汽车底盘，沙沙作响。

这时，已临近以则孔村。水东乡政法委书记郭晋用手指着远处山坳里的村落说：2002年前的以则孔村，无水，无电，无路，无学校，无一村民拥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

沿着郭晋手指的方向，只见几座陡峭入云的手指形高山，围成一个手掌的形状，在手掌的平坦之处，数十间民房挨挨挤挤，那就是闻名全国的寡妇村——以则孔。

以则孔是水东乡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行政村，也是纳雍县边远落后的一类贫困村。由于生存环境恶劣及其它诸多因素的制约，该村大部分人家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

郭晋在水东乡工作了七八年，以前并没有分管政法，他的工作曾与禁毒甚至是以则孔毫无关联，但是他熟悉以则孔。以则孔被全国媒体关注后，就成了乡里的“明星村”。郭晋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这类备受关注的村，经常受到上级领导关注，容易干出成绩。因此，这里成了禁毒宣传的“重地”，每逢上级领导禁毒检查或者到了“禁毒日”时，大家首先想到的都会是以则孔。

上世纪九十年代，打工潮盛行，以则孔众多农民也怀揣着发财梦走出大山，到贵阳、昆明等地打工。不幸的是，不少青壮年农民发财心切，受雇于毒贩充当“马仔”，从边境贩毒到内地，被公安机关一锅端。

1996年至2002年期间，该村涉毒人员共42人，除1人未被抓获外，其余人员分别被处以不同的刑罚和强制戒毒。其中5人被执行枪决，1人病死狱中，1人被判死缓，3人被判无期，18人被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6人被判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人被刑拘和强制戒毒。

这些涉毒的农民或被处以极刑，或走进高墙电网，或逃遁他乡。在村里，便留下了24名风烛残年的老人、24名望断云山的寡妇、49名孤苦伶仃的孩子。当地一位参与禁毒的公安干警坦言，毒品给以则孔带来了噩梦，整整影响了这个村的三代人。

10年间，时光无数次拂过“寡妇村”这个耻辱性的名号。如今，当年剩下的36名涉毒人员中，除了4人还在服刑外，其余31人已经刑满释放回到了以则孔。

以则孔的“寡妇”

无论过去如何罪恶，回头的日子总是趋于美好。

张习校出狱这几年来所想的，莫过于问心无愧地生活。所以，当村主任何开样打电话说我们要采访他时，正在地里劳作的他来不及拍掉身上的泥土，放下锄头就匆匆回到家里。在他那不足70平方米的空心砖平房里，他看着我们，咬紧牙关努力吐出7个字：“我以前是个毒贩！”

1996年，以则孔不少人在昆明打工都发了财，村里人纷纷前往昆明“淘金”。张习校和其他人一样，也去了昆明。到了那里，他才发现，挣钱并非想象中那样容易。“我也不想贩毒，但就算拼命干活，一天也只能挣20块钱左右，光生活就要花去10多块钱，磨骨头养肠子，生活很艰辛。”张习校回忆。

1998年，妻子王从飞怀孕，张习校每天拿着那可怜的10余块钱心里十分愧疚。这点钱怎么给妻子买营养品？将来有了孩子，他又哪来的钱养好孩子呢？当家庭的重担悄然降临到26岁的张习校身上时，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赚钱，哪怕是卖命都行。

就在这时，有熟人找到张习校，请他帮忙运送毒品，运一次能挣一两千元。对于穷怕了的张习校来说，这是“致富”的最好路子，他同意了。没想到，张习校刚运了几次，和他一道运毒品的人就被抓了。后来，同伙带着警察来到张习校的住处，搜出了50克海洛因，他永远记得那个日子：1998年10月15日。

在公安局，最让张习校放心不下的就是怀孕的妻子。他被捕后，妻子王从飞成了以则孔村22名“寡妇”之一。

张习校也知道，村里有的年轻男子被判刑后，他们的妻子认为没有“盼头”，就丢下孩子转嫁他乡。在村里，一些年轻有姿色的妇女一听说男人要坐牢或被枪毙后，便把孩子丢给年迈体弱的公婆，拍拍屁股就走人。有的去城里当“小姐”，有的择人另嫁，有的称去打工但从此杳无音信。

妻子生下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她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她会重新嫁人吗？这些问题让张习校在看守所中辗转反侧。那一刻，仿佛幡然醒悟的他不再想要富贵，而是宁愿与妻子贫穷地厮守。没多久，他被宣判了10年有期徒刑。

值得庆幸的是，王从飞没有抛弃张习校。得知他被判了刑，她独自回到以则孔，于四个月后生下了儿子张亮(化名)。儿子出生后，她也没有离开，而是和公婆一起含辛茹苦地将张亮抚养长大。

“毒贩”的新生

张习校的父亲张清富是个老实人。谈起儿子贩毒一事，他咬牙切齿。“当初要是我在他身边，咋会让他犯事？别说是贩毒，就是小偷小摸我也要他狗命！”

张清富说，儿子坐牢这些年，耽误了许多事。他认为，就算家里再穷，但只要努力挣钱，也总比关在牢里好，至少儿媳妇不会如此辛苦。张习校说，后来他知道妻子还在家等他，便表现得很好，想减刑争取早点出来。

由于在服刑期间有立功表现，张习校减刑3年。2005年10月14日，张习校刑满释放。而张习校的一些狱友因为在服刑期间，妻子改嫁，父母过世，家里什么都没有，甚至不愿出狱。他们临近刑满期间，就想方设法逃跑然后被抓回去，以此来获得加刑。张习校认为，他们对外面的生活已经失去了盼头。

经历了牢狱之苦，对于现在的生活，张习校已经满足，他吃得饱睡得着，遇到再苦再累的事情也无所谓。出狱后，他就一心想通过合法手段挣钱。

张习校给纳雍一家养殖场喂了一年黑山羊，学到技术后，他发现以则孔虽然土地贫瘠，但有大面积的草地，很适合黑山羊的养殖。2009年，有朋友出钱买了55只黑山羊给张习校喂养，说是赚钱后与他平分。一年后，这批黑山羊就繁殖了30多只，可不幸的是，遭遇了2011年初的凝冻，许多山羊因缺粮饿死了。剩下的52只黑山羊，卖了勉强能保本。

前年，张习校还凑了一万多元，自己砌了两间平房。并用闲暇时间在坡后的空地砌了五个羊圈，贷款买了11只黑山羊。采访当天，正值纳雍县畜牧干部在以则孔搞养殖技术培训，乡里的干部得知张习校养羊十分积极时，答应优先给他10多只黑山羊喂养。“如果我有50只黑山羊，我两年就能让它翻倍，到了冬天，我就多储备些萝卜、洋芋等食物，让它们吃饱，这次保证亏不了！”张习校憧憬道。

王从飞告诉记者，张习校刚出狱的时候，7岁的儿子都不认他这个爸爸。爷爷奶奶劝了孩子很久。直到10多天后，孩子才勉强叫上一声爸爸。出狱一年后，张习校与妻子又生了一个儿子，这让张习校感觉人生更有奔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教育好儿子，即便他们不能当理想中的医生，也至少能安分守己地种地，不再去碰那害人的毒品。

张习校这个曾经的毒贩虽然获得了新生，但更多涉毒被判刑的家庭并非如此幸运。

郭晋告诉记者，当年的涉毒人员大多已经刑满释放，但留在家里的并不多。许多人都选择外出打工，因为许多家庭都已经妻离子散，他们感觉留在家里“没意思”。

贩毒让以则孔的三代人陷入困境，期间有不少人选择离开，但也有人坚守了下来。一些母亲仅靠母性支撑，含辛茹苦抚养孩子走过10余年，一些孩子依靠对父亲的想象倾诉着心中的苦闷。

从以则孔越发健康的发展来看，这个村庄终于从当年的贩毒阴影中挺了过来。这里的孩子们更愿意将来当名医生，他们内心埋藏着一颗救赎的种子，正在发芽。　　

“寡妇村”的新生之二 我想对爸爸说

坚强的女人们

“2月24日，近百位村民聚在了以则孔小学，他们是来参加县畜牧专家组织的养殖培训。培训场地很简单，就是将一间教室里的课桌搬走，摆上密密麻麻的板凳，专家往讲台上一坐，就开始介绍黑山羊的养殖知识。

一位醉醺醺的农民走进教室，大声说：“我是来参加培训的！”在门边人群中挤出一个位置坐下后，又悄声问身边的人：“是不是参加培训每天有50块钱？”

水东乡政府干部介绍，这是乡里专门从县里请来的专家，主要是想让大家脱贫致富。这名干部说话时，中年妇女安群的眼睛始终盯着干部的嘴，注意着她所说的一字一句。

安群不是来培训的，也不是来让以则孔脱贫致富的，她是来做饭的。安群是以则孔磨坟组人，她丈夫何会明当年因为贩毒被判了无期徒刑，她带着五个女儿，一个儿子艰难地在以则孔苦撑了下来。这两天，村里在搞培训，她来帮忙做饭，能挣200元钱。

丈夫被判刑后，她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合法挣钱的机会。两个女儿在七八公里外的王家寨读初中，剩下的孩子都在读小学，生活费、零花钱对她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乡干部每次来村里都说，当年她的丈夫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才去贩的毒，因此她希望子女多读书，以免重蹈丈夫的覆辙。“能读多少我都供，卖血也要供孩子读书。”安群含泪说。

“安群是在硬撑，她吃了不少苦。犁地往往是男人才干的活，但这些年来，她一直都是自己犁牛打耙。”村主任何开样在一旁说。安群的眼泪终于忍不住，只好用袖口捂住嘴巴不停地抽搐。这10多年来，她不但要照顾孩子，还要照顾公婆。丈夫被抓时，小女儿只有8个月，现在都11岁了。现在，她甚至不知道丈夫在监狱中情况，她的心里，只有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了。

乡干部告诉记者，何会明本来是判了死缓，后因为立功已经减刑为无期徒刑了。乡里知道安群一家不容易，为她家申请了低保，每个季度有987元低保金。

最让安群心疼的是孩子的懂事。去年，二女儿何心欣(化名)病了半年。一天，她突然哭着告诉安群：“妈妈，我对不起你，你这样辛苦，我还要生病拖累大家。”安群说。

60多岁的婆婆和安群住在一起，她最心疼的就是这个儿媳妇。“别人家儿子被判刑后，媳妇都跑了，而我的儿媳妇既孝顺又勤快，把家里打点得井井有条。每年都去借牛犁地，然后与别人换工，将家里的洋芋和玉米种好。如果儿子不违法的话，这个家应该更好……”对于婆婆的认可，安群听了一脸苦笑。

和安群一样坚强的还有同村的张小英。张小英已经61岁了，脸上皱纹密布，眼神呆滞，耳朵有点背。11年前，她的丈夫何开学被村里的人喊去六枝挖煤矿。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到了云南，然后开始贩毒，并于1999年6月26日禁毒日被依法枪毙。

张小英的公公听说儿子被枪毙后，当场气疯在床上，至今还疯疯癫癫，见人就骂。她的婆婆因为过度思念儿子，哭瞎了双眼。张小英的儿子如今已经30岁，在外打工，但前两年也突然疯了，至今没有回家。如今，张小英一边在等远方的儿子回来，一边侍奉着公婆。这十多年来的日子，张小英是在眼泪里“泡”过来的。

儿子的作文

安群不识字，因此她不知道小儿子何晓义(化名)的作文让老师和同学们极为感动。当有人把作文的内容念给她听时，她忍不住又大哭一场。她说自己苦累都无所谓，就是担心对不起懂事的孩子。

何晓义在以则孔小学读四年级，贴在墙上让人们感动的作文是他在二年级时写的。

以则孔小学位于以则孔村口，许多教师都不愿来这个落后的地方，招进来的教师总会想方设法找关系调走。因此，至今这里只有3名公办教师，一名代课教师，在这里教一至四年级四个班。

何晓义读的是校长张杰兼班主任的四年级。二年级时，他写了篇作文交给张老师。张老师很感动，就将作文贴到了学校的宣传专栏上。专栏上的文章全都打印出来的和禁毒教育有关的内容，唯独何晓义的文章是用铅笔写的，看上去还有点歪歪斜斜。

作文标题是《我想对爸爸说》，作文这样写道：

“爸爸，我现在还想起你被抓的那一天，那时候何雨(化名)才八个月，我知道你还有15年才能出来，但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被抓的。你知不知道我妈妈是怎么过的吗？自从你被抓后，三婶就和我妈妈吵架，有时候还和妈妈打架呢……”

“爸爸，你知不知道我二姐生病了……”

“爸爸，有一天，我做错了一件事，我踩人家的苞谷，放学的时候我给妈妈讲，妈妈让我去道歉，我就去了。”

在以则孔小学的宣传专栏里，还有另外一篇匿名的学生作文这样写道：

“他的毒瘾又发作了，眼眶发黑，面如死灰，鼻涕两束，全身发抖……为了不增加他的痛苦，妈妈哀求奶奶，让她杀了爸爸，这样还能减轻一家人的痛苦，奶奶一言不发，一直在哭。只有我一直乞求妈妈，不要杀了爸爸……我发出心里无法承受的悲愤和感慨，毒品必须完全销毁，贩卖毒品的人必须打进十八层地狱，永不超生……”

张杰告诉记者，班上有20余名因父亲涉毒被抓留下的孩子，这些孩子和何晓义一样，每次布置写作文如遇到《我想对某某说》这类似标题时候，他们都会写自己的父亲。这些孩子普遍性格内向，不爱说话。每当提到父亲时候，他们就泪流满面。

“我刚来以则孔时，开家长会，把何晓义和另外一个同学搞混了，我问他爸爸咋不来开家长会，何晓义当即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说他的爸爸贩毒被抓了。我一把将何晓义抱在怀里，内心产生强烈的震撼，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张杰说贩毒的父母留给孩子心中的伤痛，难以复原。

何晓义对父亲没啥印象，当问到他是否想爸爸时，他会毫不犹豫地说想，但是没车，靠走路去不了。何晓义还想给爸爸写信，告诉他家里的情况，但是他不懂怎么将信寄出去，他没有爸爸的地址，包括他母亲安群，至今也不知道丈夫在哪里服刑，只是模糊地听说从昆明转到了贵州，但具体位置，她也不知道。

孩子们的理想

王锦秀今年74岁，倘若儿子何开强当年不去碰那该死的鬼东西(毒品)，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话，此时她和老伴该到颐养天年的时候。王锦秀不知道毒品是什么样子，但自从儿子被抓后，她估计那是极其害人的东西。要不，儿子就不会被抓，儿媳就不会离开这个家，她也不会留下胸口经常闷痛的老病。

那年，何开强被判刑后，他老婆还年轻，甚至还有些喜欢收拾打扮。那时，何开强的老婆刚生下女儿何艳艳(化名)，不久她就抱着孩子到王锦秀面前，递过孩子，转身就要走。当时，何艳艳只有三个月，小脸消瘦，眼眶深陷。王锦秀央求儿媳留下来，她几乎跪在了地上，但儿媳仍然要坚持离开。她最后求儿媳给何艳艳喂一次奶，于是哭着看儿媳转身离开。在王锦秀眼里，儿媳是个绝情寡义之人，但这能怪谁呢，只能怪自己的儿子不争气。

从此，王锦秀开始细心喂养何艳艳，她不能让孩子死，她至少是何家的生命，是儿子的骨肉。她背着这个孙女，上山种地，孩子哭一次，她也跟着哭一次。不知道是伤心过度还是怎么回事，从那以后她患上了胸口闷痛的毛病，发作时，她能摸到心口长出一个包。“没钱看，也懒得去看，反正这把年纪了，死了就算了。”王锦秀有些自暴自弃地说。

如今，何艳艳已经15岁，上初二了，长得乖巧，但就是不爱说话。她的父亲何开强也获得了减刑，只判处11年零8个月的刑期后，就释放回家了。何开强回家那天，家里不知道，也没人接他。他回到家时，已经凌晨一点左右，大家都已经睡觉了。王锦秀看儿子回来，赶忙做饭给他吃，并让孙女来叫爸爸。何艳艳并不认识爸爸，半天也没开口。

何开强知道再在家里没啥意思，就去了浙江打工，如今已有5年。当地政府知道他家困难，拨了18000元的危房改造款，给他修建了60平米左右的平房。平房修好了，但何艳艳仍坚持和爷爷奶奶住。她心里最感激的人是奶奶，奶奶抚养她长大，还供她上了初中。

在以则孔读个初中不容易，得到七八公里外的王家寨居仁中学去。何艳艳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每学期600元的房租，每天却只有1块钱的零花钱。“她在那里买米，菜是从家里带过去的。周末，在地里掏了菜，然后清晨出发，背着走四五个小时才到学校，很辛苦。但我孙女的学习成绩不好。”王锦秀说。

何艳艳听了点点头，她说自己的成绩确实不好，读书是为了将来有机会当医生。何艳艳想当医生并不是想因此过好日子，她只是想，能为奶奶诊断出胸口闷痛到底是什么病。

我们随机采访好几名父亲涉毒的孩子，他们的理想大多是当医生。以则孔小学校长张杰说，这地方医疗条件落后，孩子们觉得医生这个职业很有前景，他班上的类似孩子，理想也大多是当医生，只有少部分人想当教师。

当地人告诉我们，有媒体报道说2000年以前，以则孔没有初中生是不实的，当时以则孔贩毒被捕的村民何老四就是村里唯一的初中生。他当时有机会读初中，就因为他父亲是医生，在村里较为富裕，条件好才上了初中，但是这孩子不听话，读书没多久就跑出去贩毒了。　　

“寡妇村”的新生之三 “寡妇村”的心愿

“寡妇村”是个耻辱的帽子，从戴上那天起当地人就开始了摘帽之战。他们希望早日摘掉“羊角山下的寡妇村”、“贵州贩毒第一村”等耻辱的名号。

以则孔有很多风烛残年的老人和孤苦伶仃的孩子，而当年的毒贩在出狱后大多成了“光棍”，但经过毒品噩梦的洗礼后，这个乡村正忍着短暂的阵痛，慢慢恢复往日的健康和谐。　　

以则孔的新问题

以则孔一夜成名，村主任何开样清楚得很。

那是1999年贵州开展“6.26”禁毒宣传日的当天，枪决了8名毒贩，以则孔村的就占了4个。当天，村民们同一天从贵阳把毒贩们的骨灰盒领回来，又在同一天出殡，整个村子被悲痛笼罩。全村动用了200多人来抬丧还不够，又请了不少邻村的人来帮忙。此后，以则孔被戴上了“羊角山下的寡妇村”、“贵州贩毒第一村”等耻辱的帽子。

如今，步入以则孔村，村里与村民签订的“禁毒责任书”以及“禁毒从娃娃抓起”等宣传横幅随处可见。

以则孔村位于纳雍县南部贫瘠的大山腹地。辖6个村民组，总户数207户，总人口808人。农民主要从事种养殖业，是水东乡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一个行政村。

乡政法委书记郭晋分析，当年以则孔村的村民之所以“热衷”贩毒，原因有四：一是边远贫穷。二是缺乏法律意识。三是村级组织软弱。四是村民经不起金钱的诱惑。

当年，以则孔贩毒的青壮年们只图一时的花天酒地，留下的伤痛延续至今。

以则孔村当年的42名涉毒人员中，何开文是唯一的一名既贩毒又吸毒的人。他今年53岁，但已开始秃顶，胡子拉碴，眼睛光芒黯淡。

村里人说，他曾是个极“辉煌”的人。当年贩毒有钱时，找一个漂亮的女高中生做老婆。何开文要吸食毒品时，她就伺候他。

但吸毒是个无底洞，没多久，何开文的钱花光了，还被强制戒毒。他年轻的老婆没了盼头，就离开以则孔远走他乡。如今，何开文只能和80多岁的母亲住在一起。

何开文告诉记者，当年村里很多被抓的人都是在昆明下关一带贩毒，他当时也在下关。那时候，他家里特别穷，每逢下雨房屋就开始漏水。家中有4兄弟和一个妹妹，他是老大，就出去打工挣钱来补贴家用。

“当时，村里一共去了10余人，在昆明下关富兴村收废品。在收废品时，有人来找我们‘谈生意’，让我们贩毒，我知道贩毒是犯法的，但挣钱来得快，看到别人都挣‘大钱’，我经不起诱惑，慢慢就走上了先贩后吸的路。”

后来，何开文的二兄弟何开明被判无期，三兄弟至今下落不明，四兄弟外出打工了，现在只剩下老何和母亲住在一起。“现在年纪大了，出去打工也没人要了，在家做点农活，有时也给村民做帮工，混口饭吃。”何开文感叹道。

郭晋告诉记者，由于当年涉毒人员被判刑时间有点长，大多年轻的媳妇守不了这种“活寡”，都改嫁了。现在这些涉毒人员大多都已刑满释放，可是，他们错过了风华正茂的青春，将成为一批中老年的“光棍”。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外出打工去了，但等到将来全部回到村里的时候，以则孔又将面临养老等新的社会问题。　　

“寡妇村”的阵痛

如何摘掉以则孔这个“寡妇村”的帽子，成为纳雍县历届领导极为头疼的问题。

纳雍县禁毒办工作人员董林龙告诉记者，“寡妇村”这个帽子扣上容易，摘下来却很难。他记得“寡妇村”这个名号是在2000年左右，毕节地区公安局内部工作人员撰文《寡妇村的悲歌》，讲述以则孔村民贩毒的情况，发表在一家法制类的报纸上后，引起全国媒体广泛关注而得来的。尤其是文中的“一栋栋小洋楼在冬日的寒风下，已初显凄凉破败的景象。……大部分小洋楼的男主人或魂断异乡，或身陷囚笼，或有家不敢回。”等艺术化的描述打动了不少人。

“但我们了解，当时的作者并未到现场，只是听当地人介绍。至今以则孔也没有‘一栋栋小洋楼’，我们最好的房子就是两层楼的平房。但是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大家提到以则孔，就想到了寡妇村。”董林龙说。

媒体关注后，从中央、省、地区各级部门也高度关注起以则孔来，纳雍县也采取了许多措施，对以则孔的公路、水电等基础设施进行了解决。2003年，当地吸毒贩毒的情况就有所好转，2004年，时任纳雍县委书记宫晓农还亲自召开现场办公会，召集水电、教育、民政、公路等职能部门现场解决村民们的基础设施问题，改善当地群众的生存环境。

在董林龙眼里，以则孔成了各级禁毒工作的一个亮点，把这样一个“毒情”严重的村落治理好了，能起到带头示范作用。每年，县禁毒办都要到以则孔开展禁毒宣传。每次上级来纳雍检查工作，首先想到的就是以则孔。为了解决当地教育问题，2004年，县里投入几万元钱在以则孔修建了操场和教学点。2006年，中国禁毒基金会投入30万为以则孔小学修建了教学楼。

郭晋告诉记者，近几年来，各级政府为以则孔投入基础建设资金近800万，县里已经立项，将把以则孔的通村公路硬化为水泥路面。而且乡里将组织以则孔村种植高粱，茅台集团设最低收购价每斤1.6元，以保证当地农民有稳定的收入。此外，还将通过小额贷款扶持当地养殖黑山羊的项目。

政府这样的扶持力度，当地农民自然能感受到。村民张清富告诉记者，感觉政府帮助村民时有点“急”了。比如好几年前就说村里通水，但是大家都没用上。“水是从对面的山上引过来，中间有一道很深的峡谷。当时安管道时，我们就要求走缓点的地方，但安装的人不听，结果水压过大，到处爆管，没水喝了。”

乡里一名干部忙在一旁解释，当时这个饮水项目是从别的乡调过来的，资金不够，凑合着修建的。以则孔小学校长张杰则抱怨说，教学楼倒是修建了，但没有办公用具，生活不方便，许多老师不愿去这个小学。缺少老师，学生只能从一年级念到四年级，到了五、六年级后，得走两个多小时山路，去野屋坝小学就读。

当地一名干部介绍，从2004年以来，纳雍县一直对以则孔的“寡妇村”进行“摘帽”宣传，多次组织媒体前往以则孔进行正面宣传报道。此外，为彻底改变以则孔村的群众观念及村容村貌，解决毒品“遗留问题”，县、乡两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自1999年以来在该村实施了一系列帮扶行为，多次派干部深入村寨开展禁毒宣传，层层签订禁毒责任书，制作永久性禁毒宣传牌，书写各类禁毒宣传标语，为最终消除毒品危害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当地政府会给以则孔外出打工的人寄禁毒责任书，公安机关会深入他们之中了解近期打工的情况，经过对毒贩的严厉打击，近5年来，当地没有接到被打击的毒贩中有以则孔人。”郭晋说。

记者印象中的以则孔，虽不像部分媒体所说的“处处可以感受到健康的气息，文明的气息，科技的气息，致富的气息”，但它正朝着贵州其他正常乡村的方向发展。经过毒品噩梦的洗礼，这个乡村将忍住短暂阵痛，慢慢恢复往日的健康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