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保卫金凳子
阿散蒂人的住宅与日常生活
凳子已经成为阿散蒂人的象征，虽然“金凳子”鲜少出现在世人面前、留下清晰的影像记录，但阿散蒂人制作的凳子，仍可在一些博物馆中看到。这是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收藏的一张19世纪阿散蒂人制作的木凳子。
非洲是最早遭到殖民侵略的大陆，同时也是最后完成非殖民化的大陆。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非洲人民进行了大量抗争，保卫金凳子——阿散蒂人民的抗英斗争就是其中可歌可泣的一例。
“从天而降”的金凳子
阿散蒂王国是由阿肯人的一支阿散蒂人建立的。阿散蒂人早在12世纪就从尼日尔河上游迁到今天加纳中部波索姆特威湖周围地区，该湖位于库马西东南30公里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口的增加，阿散蒂人就向波索姆特威湖四周迁移扩散。这样，波索姆特威湖就成了阿散蒂人的肇始之地。
16、17世纪，阿散蒂人依附于强大的邓克拉王国，成为它的藩属。邓克拉国王每年向阿散蒂人索取包括奴隶在内的大量贡品。1695年，奥塞·图图继任阿散蒂国王，他决心让王国迅速强大起来，结束向邓克拉王国纳贡称臣的屈辱地位。为此，他积极寻找加强阿散蒂各族人民团结的精神纽带。就在图图国王为此事愁眉不展的时候，他的军师、也是当地有名的大祭司克瓦米·安诺基说，他会有解决办法。
一个星期五下午，各部落酋长被国王召到库马西集会。突然，天空乌云密布，雷声隆隆，一张用黄金装饰的凳子从天空中缓缓降落下来，正好落在图图国王的膝上。人们定睛一看，这是一只呈工字形的板凳，凳面两端翘起，当中深凹，底座及两边的支撑精雕细刻，以前谁也没有见过它。
大祭司安诺基当即向众人宣布：“这是天神赐给国王的金凳子，它是阿散蒂人精神和力量的象征。金凳子的安危关系到全体阿散蒂人的安危，如果它被人夺走，或被毁坏，整个阿散蒂就要灭亡。”安诺基还让图图国王和在场的每一位酋长都剪下一缕头发，然后将其浸在事先准备的药液之中，并将药液涂在金凳子上。
从此，对金凳子的共同信仰和崇拜，有力促进了阿散蒂各部落的团结。阿散蒂人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它。平时，金凳子被锁在一间专门的屋子里，昼夜有人看守。只有在举行盛大庆典时，才以极其隆重的仪式将它抬出来，摆在国王的身旁。因为它是阿散蒂民族的象征，即使是国王也不能坐在上面。
奥塞·图图及其继任者们，依靠这个精神支柱，把全阿散蒂人团结起来，使阿散蒂成为当时西非强大的国家之一。1700年，阿散蒂军队对邓克拉王国展开强大攻势，邓克拉军队主力被歼，邓克拉大量领土被并入阿散蒂。到18世纪中叶，阿散蒂王国管辖的范围西起比亚河，东至沃尔特河，北起泰因河，南至普拉河河口和芳蒂土邦统治的沿海地区，东西长约250公里，南北宽约150公里。
1764年，奥塞·克瓦多继任阿散蒂王国国王，为了加强王权，他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这次改革为阿散蒂王国加强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化奠定了基础。克瓦多用委任制取代了先前的贵族世袭制。一些重要的职位由国王根据才能直接委任。不少出身卑微的人由于才华出众而被委以重任。随着阿散蒂王国疆域的扩大、财经事务与对外交往的增多，克瓦多新设了为国王处理对外事务的谈判官和“吉亚斯瓦赫内”，即财政大臣一职，处理不断增多的税收。
阿散蒂王国对被征服地区实行的是一种间接统治制度。那些地区的首领在向阿散蒂国王效忠的基础上都保有原来的统治权力。间接统治存在很大的离心力，一旦中央统治衰落，他们就会率先反叛。克瓦多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委派了驻扎官，将国王的旨意传达给地方首领，并对他们进行全面的监督。这样就保证了国王的意志可以直达边远地区和基层，从而加强了王权。
正是因为克瓦多改革从多方面加强了王权，中央集权成为阿散蒂王国政治的主要特点，所以，史学家将这场改革称之为“克瓦多革命”。
从奥塞·图图开始，到奥塞·克瓦多，阿散蒂王国从一个较为松散的联邦发展成为一个在军事、政治、经济上颇具规模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也是后来英勇的阿散蒂人民能够同殖民强国英国进行长达一个世纪殊死斗争的基础。
百年抗英战争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经过与葡萄牙、荷兰和法国等国家争夺后，已在加纳沿海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并着手向加纳内地扩张。与此同时，阿散蒂王国的势力已扩大到沿海地区。在英国殖民者看来，阿散蒂王国的强大既妨碍英国对加纳内地的扩张，也威胁到英国在加纳沿海的既得利益。为了扩大英国在黄金海岸的权益，必须征服阿散蒂王国。
起初，英国极力挑唆加纳另一大民族芳蒂人同阿散蒂作战，试图借机削弱阿散蒂人的力量。芳蒂人不是阿散蒂人的对手，阿散蒂人反而越战越强。从1806年起，英国不再隔岸观火，直接发动了对阿散蒂的战争，绵延了近百年。
1806年6月14日，英国在芳蒂人的配合下向阿散蒂王国发动进攻。6月17日，阿散蒂军队包围了阿诺马布的英军要塞，并击退前来解围的芳蒂武装，英军被迫停战求和。6月下旬，双方达成临时协议：芳蒂人的土地归属阿散蒂王国；阿散蒂王国有权向英国人的要塞收取地租。10月，在温尼巴驻扎的阿散蒂军队遭遇天花和痢疾袭击，不得不撤回内地。
1824年1月，英国殖民总督麦卡锡率军在普拉河下游地区与阿散蒂军队交战。1月21日双方在邦萨索村开战，英军遭到惨败，包括麦卡锡在内的200多人丧生。他的继任者试图替他报仇，但打到1831年仍未取得胜利。后来双方签订了和约，以英国承认阿散蒂王国的独立地位而暂告一段落。
19世纪70年代，英国为了尽快实现对整个黄金海岸的占领，首先设法将荷兰人在黄金海岸的要塞攫取到手。1871年2月英荷签订协议，将埃尔米纳等要塞“转让”给英国。阿散蒂王国认为埃尔米纳是自己的领土，荷兰还因此每年向阿散蒂王国交纳租金，英国人无权从荷兰人手里接收埃尔米纳。
1873年初，阿散蒂王国趁荷兰人撤出黄金海岸之机，派出一支1.2万人的军队进驻埃尔米纳。不久，英国从塞拉利昂、冈比亚、尼日利亚等地调兵4000多人，封锁埃尔米纳海面，然后发起进攻。阿散蒂军队顽强奋战，屡创敌军。战争持续到当年10月，后来阿散蒂军因感染天花和痢疾，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被迫放弃埃尔米纳，撤退到普拉河北岸。
1873年12月，英国殖民者从本土调来精锐部队，组成一支包括工兵、炮兵在内的万余人部队，渡过普拉河，向阿散蒂首都库马西推进。在保卫首都库马西的战斗中，阿散蒂军队英勇奋战，痛歼苏格兰高地军第42团，随后主动撤离首都。英军恼羞成怒，把所有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并放火烧了该城。1876年，阿散蒂王国经过一年多的休整后，继续开展反对英国侵略扩张的斗争，并收回部分沿海领土。
1885年柏林会议后，英国担心黄金海岸内地被法国或德国占领，急于吞并阿散蒂王国。1889年和1890年，英国殖民总督格菲利斯两次派人到库马西，要求阿散蒂王国接受英国“保护”，均被阿散蒂国王普伦佩严词拒绝。1895年底，英军3000多人再次发动了对阿散蒂的进攻。此时，因连年战争，阿散蒂的实力已遭到很大削弱。次年1月，英军再次攻占库马西，烧杀抢掠，并逼普伦佩交出象征阿散蒂王国权力和民族尊严的国宝——金凳子。普伦佩宁死不屈，英国殖民者将他流放到塞舌尔群岛。8月，英国宣布阿散蒂为其保护国。
英国通过近百年的侵略战争，终于征服了阿散蒂王国。但是，阿散蒂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坚信只要金凳子在，阿散蒂王国就不会灭亡。不久，为了保卫金凳子，阿散蒂人民又同英军进行了一次新的较量。
阿散特娃起义
为了彻底征服阿散蒂人民，英国殖民当局决定摧毁他们的精神支柱——金凳子。
1900年3月28日，英国总督霍吉逊在库马西召开酋长会议，傲慢地宣称他是阿散蒂人的最高统治者，有权坐金凳子，要他们必须交出金凳子。当天晚上，酋长们举行秘密会议，认为总督的要求是对他们的极大侮辱，宣誓决不接受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三天后，阿散蒂人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英起义。因为领导者是一名叫雅·阿散特娃的女酋长，这次起义又称“阿散特娃起义”。
4月25日，起义军包围了英国在库马西的要塞，包括总督霍吉逊在内的殖民官员、传教士和士兵共700多人被困在里面。调来的英国援军也遭到起义军的有力阻击，伤亡惨重。从6月起，被围的英军开始缺水、缺粮，饿死、病死的人日益增多。到10月底，他们耍了一个花招，要求停战和谈。起义军轻信了，停止了围攻，并派妇女把大批食物送进堡垒。英军在补充了给养后，第二天夜里便乘机突围。他们虽然遭到了起义军的堵截，但是，霍吉逊还是带少数人马逃出了库马西。
阿散特娃起义爆发后，英国火速从西非和中非等地调兵1400多人到黄金海岸，威尔科克斯上校担任指挥官。7月1日，英国军队向阿散蒂王国发动进攻。7月中旬至9月底，起义军与英军展开多次激战。10月，起义军撤出库马西，与敌人进行游击战。12月，阿散特娃等起义领袖在一次激战中不幸被俘，后被流放到塞舌尔。1902年1月，英国正式宣布阿散蒂地区同“黄金海岸殖民地”合并，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命名为“黄金海岸”。
这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金凳子却始终没有落到敌人的手里。阿散蒂人早就把金凳子藏在原始森林里。20年后，当一些筑路工人偶然发现了它时，英国殖民者喜出望外。但阿散蒂人严正警告他们，如果金凳子被夺走，他们将再次举行起义，吓得英国殖民者只好作罢，并且表示金凳子永远属于阿散蒂人。
阿散蒂人民抗英斗争非常英勇，持续的时间也很长，最后还是失败了，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关于非洲反抗殖民入侵失败的原因，非洲学者也进行了反思，如尼日利亚学者乌佐伊圭认为有五点原因：一是由于欧洲有探险家和传教士的活动，欧洲人对非洲的知识大大超过非洲人对欧洲的了解；二是由于医学技术的革命性变化，特别是由于发现使用奎宁预防疟疾，欧洲人不像19世纪中叶以前那样害怕进入非洲；三是由于工业革命、欧洲与非洲之间贸易的不平衡，欧洲所拥有的物质和金融力量比起非洲有压倒性优势；四是非洲内部缺乏团结，容易被欧洲殖民者各个击破；五是欧洲比非洲拥有压倒性的后勤和军事优势，欧洲使用的是职业的、训练有素的军队，而非洲只有极少数国家设有常备军，在武器装备方面也相差甚远。不过，非洲人民的抗争也是很有意义的，它是非洲民族主义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张忠祥系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