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我要留住她”

汪正年夫妇和小女儿树琳

刚出生的女儿患上重病，一个本来对生活充满梦想的农民工家庭不得不返回乡村，从此接受贫困的折磨。这对80后农民工夫妻不断在“走出去”和“留下来”之间挣扎。这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故事，是2.3亿中国农民工都有可能遭遇的噩梦。

小女儿每月输两三次血

家里穷得“像水洗过一样”

今年正月十五的清晨，天还没亮。24岁的妻子彭双芹摊开一件粉红色的小棉袄，放在火盆边烘去潮气，然后把它穿在不满半岁的女儿身上。32岁的丈夫汪正年蹲在门口，呼噜噜地吃着一碗清汤面条，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的这个家庭没什么过节的味道。

汪正年将熟睡的女儿放进背篓，盖上一层花毛毯。随后，他从卧室里拿出家中最后一笔钱——4张百元纸币，放进破旧的黑色钱夹。

汪家祖祖辈辈都住在山里。去年10月底，树琳被确诊为重度地中海贫血。这种需造血干细胞移植才有可能根治的病，彻底打垮了这个脆弱的农民工家庭。眼下，树琳只能靠输血暂时缓解病情。每个月输两三次血，要耗掉1000多元，这个家庭很快就穷得“像水洗过一样”。

因为时不时就要送孩子去医院，汪正年已经没法在离他们村10多公里的县城找份稳定的工作。

这个打得一手好家具的年轻人开始“卖力气”。

“都是肩扛的活，特别累。”身高只有1.6米的汪正年说。不过，一天做十来个小时，能赚80元钱。

只要女儿发病，这些用力气换回来的钱，就会迅速流进血袋，输进奄奄一息的树琳体内。

自打树琳带着病回到寨子里，整个家就像是“被掏空了一样”。平日里，他们只能用开水烫豌豆尖，舀一小勺猪油和辣椒就成一餐。

腊月里，看到同寨满叔家杀猪，戴着红帽子的3岁的大女儿蓝玉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问汪正年：“爸爸，我们家什么时候杀猪过年？”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女儿。

曾骑摩托车千里返乡过年

因为心里有梦想而笑出了声

去年春节前，上海《东方早报》的一个摄制团队准备为骑摩托车回家过年的农民工拍摄一部纪录片。

曾有评论者用“一场场令人动容的长途跋涉”形容这艰难的归家旅程。10万名农民工，骑着摩托车奔向故乡。

2011年1月24日从广东肇庆出发的汪正年，只是这10万人中极其普通的一个。在过去一年多里，他在建筑工地搅混凝土，彭双芹则在鞋厂车间里做工。

这是一趟长达1350公里的旅程。

这对年轻的夫妻还记得，突然发现的怀孕并没有让他们改变原定的回家计划，因为骑摩托回家，能省下700元。

大女儿蓝玉在肇庆出生，7个月大就被送回石阡。“非常想念她。”年轻的父亲有些哽咽，“希望回去的时候她长高点，会叫爸爸妈妈了。”

他们心里有很多长远计划：尽力多赚钱，先把结婚时办酒席、嫁妆欠下的4万元债还清，节俭着过日子，将来就可以攒钱接蓝玉到教学质量更好的广东上学。

2010年是一个好年，他们还清了债务。“心里特别高兴嘛，可以看父母和小孩了。”在纪录片里，汪正年笑出了声。

那时候觉得未来很简单

想有点什么 都会有的

汪正年比任何人都清楚路途的危险。在回家的10万人里，有人不幸死在了这条路上，也有人到家时整整瘦了13斤。

出发前，侄子送汪正年一个“低音炮”和一个MP3。汪正年兴致勃勃地下载了几首“提精神的歌”，比如《财神到》《上海滩》。

气温越来越低，头盔上结满冰碴，在结冰的路面上，他们不停地摔车。音响很快就被摔得没了声响。

每到摔车的 “那一分钟”，汪正年就会猛地担心一下，怀孕的媳妇已经数不清自己多少次摔在冰面上。

原定行程三天两夜，最终在不断的迷路和摔车中延长为五天四夜。

为了迎接二女儿树琳的降生，汪正年和彭双芹决定暂时留在老家。

他很快在县城谋到了份工作——在家具厂喷漆。刚开始，月薪1500元。因为他干活卖力，工资很快又上调了200元。对于汪正年来说，“这待遇挺不错”。

在石阡的日子里，他上午上山砍柴、种地，下午3点钟就骑上摩托车，带着大肚子的妻子去家具厂。

本只有一排平房的家具厂规模越来越大，也让汪正年看到了这一行的希望，或许几年后，他也能拥有自己的小厂。

“那时候，觉得未来很简单的。想有点什么，都会有的。”年轻的汪正年望着前方回忆。

树琳出生后不久，家具厂老板为还赌债突然关厂。

他们带着小女儿再次来到肇庆，仍旧租住农民房中。4户人家共用厕所和在小院里随意搭砌的简陋厨房。

即便如此，双芹还是认为“城里更好”。

彭双芹初中毕业时，在东莞打工的表姐回到老家。直到今天，她还记得表姐穿了一身新衣服“在我们家里晃来晃去”。这身衣服让农家姑娘双芹相信，城市是个好玩的地方。

在双芹出生之前，6个哥哥姐姐先后夭折，这个女儿自然成了家中的宝贝，从小到大，父母甚至没让她干过农活。终于，这个16岁的姑娘没耕过一天地，就一步迈进城市了。

带着生病的小女儿回到农村后，汪家这个媳妇一直没有下地干过农活。亲戚们向她婆婆数落她：“懒，什么都不会干。”

双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原本是打算在城市里一直待下去的。

即使回到寨子后，她仍旧不让丈夫在家里随意吐痰，还总是穿着干干净净的黑色羽绒服和窄腿牛仔裤，马尾辫梳得一丝不乱。

我一辈子都挣不到40万

在肇庆，邻居很快发现树琳的异常，“肚子胀大，脸色发黄”，这个婴儿开始没完没了地呕吐、哭闹，直到嗓子沙哑。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2011年10月31日诊断说，树琳患上了由遗传基因导致的重度地中海贫血。想要根治，孩子就必须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开销可能在40万元以上。汪正年垂着头低声说：“也许我一辈子都挣不到40万，见不到40万。”

接到诊断书后，夫妻俩背起女儿，跑进医院一个“黑漆漆的角落”，蹲在地上嚎啕大哭。半个多小时后，彭双芹抹了把眼泪：“不哭了，大人要是把身体哭坏，娃娃怎么办！”

汪正年7000多元的积蓄早就耗尽了，如今，又欠下1万多元的外债。今年过年前，他们卖掉了家里第二值钱的物件——一头猪，还剩下一头牛。

在微博上，汪正年记录着眼下的窘境：1月2日，老母亲卖菜得来的35元钱都给树琳输了血；1月3日，快过年了，他想给蓝玉买件65元的衣服，可钱不够，最后，只买了5角钱的气球；2月8日，“我这几天一直在感冒，天天吊针，医生说还要吊几天才好，我一天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女孩又在病中，我好着急啊，我要快点好起来啊，女孩还在等着我去给她挣钱了治病啊。”

亲戚们告诉汪正年，“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以提高一些重大疾病的报销额度。根据2011年下发的《石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石阡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政策的通知》，14周岁以下儿童重大疾病可按医疗总费用的70%补偿，最高补偿限额30万元。

但那份文件同时规定，“重大疾病 ”仅包括儿童白血病及属于先天性心脏病的6个病种。

这个农民背着孩子，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县城的“合医办”，请求他们帮助将“重度地中海贫血”也纳入重大疾病的范围。目前传来的最新消息是，这种罕见病很可能将在今年3月份后被列入重大疾病范围。

希望只是变得近了一些，这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仍必须为女儿凑出10多万元医疗费。

就在这些困境中，似乎蓝玉也跟着长大了。她开始学着爸爸的样子帮奶奶摘菜。

“明天我就要去卖菜了。”这个短头发的小姑娘坐在小板凳上，挥舞着手里的菜叶，“卖了菜，给妹妹输血”！

无论如何 要留住女儿

鲁朝军是汪正年的姐夫，也在肇庆打工。去年春节，他与汪正年一起骑摩托车回到老家。不过，当时鲁朝军并没有带上老婆和孩子。要不是为了给摩托车办一个贵州牌照，他不会返乡。事实上，到去年春节，他已经离家整整10年了。

“10年了，石阡变样咯，真变样咯。”在纪录片《1350km》里，鲁朝军的声音有些哽咽。

10年没回来过，他家那砖木结构的房子已经塌了。不过，他很笃定地告诉纪录片拍摄者，自己、妻子和3个孩子都将一直生活在肇庆。前几年，他也把母亲接到了那里，如果没什么意外，他们就算是迁到广东了。

意外很快就来了，就在今年春节前，他年迈的母亲患上腰病，“很难治，只能带回老家来”。

他们带回了全部家当：4个鼓鼓的编织袋，一辆已经没油的摩托车，以及打工十几年攒下的几万元。

汪正年的母亲也曾病过，肺病。身在广东的儿子拼命赚钱，然后把钱全部寄给母亲治病。那年腊月廿四，在连续赶工3个通宵后，他坐上了回石阡的长途汽车。可冰雪封道，车开到镇远县就再也走不动了。

尽管距离老家还有60多公里，但为了尽快见到病中的母亲，汪正年决定走回去。

汪正年足足走了两天，才回到家。雪还没有停。当他走到大门口时，妈妈正等在院门口的樱树前，他腿一下子软了，跪倒在齐膝高的门槛外。

“那一次，我就在想，为什么我的命就这么苦？”他说着，眼泪吧嗒吧嗒地淌下来。

那是2008年的冬天，雨雪冰冻灾害袭击南方多省，成千上万的返乡者被困在路上，汪正年只是其中一个。

今年正月十五，县医院的检查结果说小树琳的身体状况不错，这天不需要输血。汪正年钱包里的400元，可以让这个家庭再撑一阵子。

那天下午，有人问他：“如果未来一分钱都没有了，你怎么办？”

这个年轻的父亲回头望了望背上的孩子，“我在一天，就有她一天。我们得活下去。”

一切正如他在微博的个人介绍里写下的那样：“我叫汪正年，家住贵州石阡。我刚出生的女儿得了重度地中海贫血，无论如何，我要留住她。”

中国青年报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