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商报讯】(记者 田泳)很多中国读者知道杜拉斯的《广鸟之恋》,了解她的《印度之歌》的人却不多。上海译文近期新推出的《印度之歌》是这部影片的脚本,一九七三年出版,两年后由杜拉斯拍摄为同名电影。那时,她还没写出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情人》。
《印度之歌》是杜拉斯电影导演生涯中最为成功的一部影片,影片入围当年戛纳电影节,并获法国试验艺术电影协会奖及电影学院大奖。杜拉斯在生命尽头说,《印度之歌》是她惟一的电影。“《印度之歌》所展现的就是我自己。丝毫无误。”
对于杜拉斯影像作品的最大争议是其作品的极度晦涩,因为她从来不考虑电影的商业性,而是将影像看作与文字同等重要的媒介,执着地探索影像叙事的种种可能性。对于这些批评,杜拉斯从不理会,她甚至坚决地拿起了摄影机,她决定将影像阐释的权利留给自己。
这其中最著名的电影作品是《印度之歌》,在声音与画面的独立分离上做了惊人的实验,以一种叛逆的姿态打破所有电影叙事的规则和语法。更令人瞠目的是,杜拉斯用《印度之歌》的声带,配上不同的画面,形成一部全新的电影《她的威尼斯名字在荒凉的加尔各答》。这是电影史上唯一的一次,用同一条声带和两种画面形成两部完全不同的电影。
在拍摄《印度之歌》时,她甚至拒绝看任何关于加尔各答的照片。影片的拍摄地点甚至也不在印度,就在法国那座荒废破败的罗思柴尔德城堡的外面。但,她还是让她的观众看到了印度,看到了加尔各答,看到了恒河凝重而浓厚的、肮脏的河水。对她来说,加尔各答只停留在理念之上,但《印度之歌》依旧成为了电影中的经典。那一年它迷住了整个戛纳电影节,但最后只得到了法国实验艺术电影协会奖,为影评人留下无尽的遗憾。
这部电影既是作者的电影作品,也是作者的诗歌作品。评委亨利·夏皮埃说:“《印度之歌》是电影节上的重大事件,一部独特的电影,与其他电影没有丝毫相似之处,很明显,它将是一九七五年唯一一部将深刻在我们记忆中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