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丁立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可以确定的是,十年时间内,美国不会改变对中国‘非我族类’的定位,因此中美不仅难有和谐,连基于利益核算而得出的两国间无奈的和平关系也将可能变得更为动荡。这些可能的并行走向都是可以预料的,关键是人类如何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各国政治都有连续性和变化性,中美也不例外。各国政府都从此时此刻的国家利益出发制定政策,而国家利益大多处于渐变,因此此时此刻的国家利益与彼时彼刻的利益多有联系。
领导人的接替变更即为利益认知的变化提供了动力,但中美领导人的变更周期不同,美方最高行政部门以四年为周期,我方则为五年。即使两国法章或习惯都给了最高领袖连任一届的机会,但双方执政周期不会完全重复,这就是世界政治多样化的一种表现。
伴随着中美政权的交替,两国关系有变也有不变。不变的是合作与竞争,变的是合作的扩大与竞争的深化。由于一方或者双方的领导人发生变更,中美相互认知与互动也将可能出现新的变化。如果两国能够处理得好,中美关系将得到推进,不然双边关系将变得更为复杂。
摆在当前与未来中美领导人面前的,一是双方短期利益的平衡,二是双方中长期利益的平衡。在未来半年左右的短期内,中美面临全球经济下行的形势,再考虑到两国政治周期的因素,两国如何互谅互让,确保共同发展,或是各自以邻为壑,只顾自身发展,就考验着两国政治家与精英的智慧。再就1-2年的短期而言,中美如何就伊朗发展核武器问题达成战略共识,也是北京和华盛顿决策层的重大问题。处理得好,中美伊朗三赢;不然,中美疑虑将会加深,全球战略共治无从谈起。
就十年左右的时间长度,中美的经济规模还将在更多的重大指标上面临老大老二的易位。无论人们是否愿意,也不论中美是否对此齐心展望,这将是全球化的必然后果。换言之,从1820年到2020年,中国花两个世纪的时间,将从失去世界经济总量第一,重新回到第一。
因此从中期而言,中美关系走向的可能是多元并存的:来自美国更多的尊重,因为美国是个现实主义的国家,它不会罔顾我国增长的实力;以及来自美国更多的防范与抵制,这也同样由于美国的现实主义,它还难以接受必将发生的变化。可以确定的是,十年时间内,美国不会改变对中国“非我族类”的定位,因此中美不仅难有和谐,连基于利益核算而得出的两国间无奈的和平关系也将可能变得更为动荡。
这些可能的并行走向都是可以预料的,关键是人类如何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我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本周对美进行访问,就是两国领导人在历史的重要关头进行战略沟通。按西人说法,要是领袖会晤产生了化学反应,那此后的事情就比较好办。应该说,无论是中方还是美方,都为这次出访催生积极甚或热烈的化学反应,开动了脑筋。
老老实实地说,美国根本就不指望我国人民币更快升值,白宫要的是中美贸易走向大致平衡。汇率只是平衡贸易的一个手段,关键是要多管齐下,至少要缩小双边贸易失衡。在伊朗核武器发展问题上,期待西方不对伊朗动武、期待不对伊朗石油贸易进行制裁的积极替代,应是找到能够有效阻止伊朗继续核发展的方案。中美两国不仅需要能够彼此对对方说不,还要能够合作起来,共同对伊朗采取能够阻断其核武器发展的措施。
谁都知道中美存在信任赤字,但要化赤为盈,构筑领导人之间的可靠信任,确立两国间的牢靠信赖,关键是采取行动,以信为证。中美领导人经常互访面晤,是建立和维护基于信任而合作的重要举措;中美彼此予以战略再确信,就要从平衡贸易做起,从挫败伊朗核武器发展做起。中美平衡彼此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稳定,扩大共同战略利益,我国就更有可能平稳度过这一关键年代,实现执政党十六大提出的抓住本世纪前二十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