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道路、表意空间及其延伸：隐喻传播的文化解读

【摘要】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更是人们思维方式的某种呈现。本文选取《南都周刊》一年间的封面报道标题为研究语料，对其进行了整理与分析，以图明确隐喻的道路及表意形态。在此基础之上，将隐喻传播纳入到文化语境中进行解读，无疑可以延展“媒介即隐喻”这一论断，从媒介自身以及话语表达所构筑的意义网络中指认出隐喻的方位、辨析其意义。

【关键词】隐喻传播；封面报道标题；《南都周刊》；文化解读

当某网络社区发布一个名为“解析电影《让子弹飞》中隐喻镜头”的帖子，引得无数人跟帖回复时，又一场关于隐喻的文化解读工程悄然启动。在大众文化所拟制的圆形舞台上，每一个人都能充当隐喻的解读者，而文化制造者也乐意于在文化产品中掺入各类隐喻。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隐喻无处不在的世界。隐喻脱离以往单纯的修辞学认知，上升到思维工具的更高表意层面，是以上世纪八十年代Mark Johnson所著的《Metaphors We Live by》（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为开端的。在该书中，隐喻不仅被认为是一种语言现象，其更为重要的意义被开掘出来，即反映、建构主体观念甚至影响他人观念的作用。George Lakoff和Mark Johnson提出，隐喻有两个不同的领域：始源域（source domain）和目标域（target domain）。隐喻使两个领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完成了一种以抽象的意象图示为基础的映射。换言之，隐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从一个比较熟悉、易于理解的始源域，映射到另一个不熟悉的、抽象的、较难理解的目标域，其本质是通过一个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个事物。这种映射并非随意产生的，它以事物的相似性和意向性为基础，凭借人们自身的知识结构和体验行为去不断接近目标域事物。透过这种跨域隐射过程，人们原本不熟悉的认知域获得了一条“缆绳”，可以借助熟悉的事物去开展认识客观世界的进程。诚如书中所言，隐喻不单存在于语言中，也存在于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中。

事实上，隐喻并不是含混的、欲言又止的呓语，如果从内在思维意图的视角来看，隐喻往往暗含着发语者的某种理解甚至期盼。一旦接受者能够从隐喻中明确出这些藏于其中的理念，那么传者与受者之间便形成了一种默契的沟通关系，隐喻的现实化意义也随之显现出来。媒介在传递信息与表达意图的过程中，也会频繁地运用到隐喻这一利器。相较于平面化的叙述性文字，隐喻可以使新闻语言增添一层意义的“薄纱”，并且能起到简化理解、凸显用意等功能。特别是在新闻标题中，隐喻可使之绽放出别具一格的魅力，在文体格局和表意层次上表现出新意和吸引力。本文选取了《南都周刊》的封面报道标题为研究范本，力图基于隐喻本体理论基础之上，对其做出具体分析。

一、《南都周刊》及其封面报道标题的选取

《南都周刊》是一份诞生于2006年的周末杂志刊物，相当于《南方都市报》的全国精华版，被誉之为“中国新锐城市杂志”。这份杂志聚焦于城市圈，关注那些高收入、高学历、追求生活品质的中产阶层群体。《南都周刊》所认准的读者对象活跃于文化界、政界、商界、时尚界，思维独立且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力，是“知识和时尚人士”，是“豁达者和快乐者，不是痛恨者和幽怨者”。

正如头版之于一份报纸的重要性一样，封面往往是读者注视一本杂志的第一眼，是体现杂志整体风格与诉求重点的关键性场域。《南都周刊》的封面一般为大幅的图片或漫画，配以与之相对应的封面报道标题。与一般的新闻报道标题不同，杂志封面报道标题更为言简意赅、更追求创新力与深度，在文体表现形态上并不拘泥于固定的格式限制。《南都周刊》的封面报道标题以短语居多，其中名词性短语和偏正短语占据了较多部分，词法组合较为新颖。正如《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所言，隐喻可以“通过包含概念的某些特征同时掩盖另一些特征的一系列连贯的网络来定义现实”，帮助发语者建构出一定的意识图景，反映出他们的思想或者既定的思维模式。《南都周刊》杂志封面报道标题的拟定，实际上也是选择性地凸现或者掩盖某些表意元素的过程，当然这也是与办刊精神、意识形态元素紧密关联的。对封面报道标题的隐喻化分析，可以窥探出言语之外的思维意识，并藉此感知刊物自身的语言特色与风格定位。

本文选取了2010年6月至2011年10月这一年半时间内共76期《南都周刊》的封面报道标题为研究对象，从隐喻的角度考察标题用语的形态与涵义特征。判断隐喻存在的标准，主要是看标题中的语句或者句法是否具有独特的表意指向，是否含有发语者对于客观现实世界的“变体化”认知。在不同的语境中，封面报道标题的隐喻式表达有着不同的交际意图，对读者造成的心理暗示与影响也是不尽相同的，由此造就了标题隐喻的传播格局。

二、隐喻的不同“道路”与形态

在所选取的76期《南都周刊》封面标题报道中，含有隐喻式表意的标题有47个，占总量的61%以上。这些封面报道多与社会热点话题关联，是对某一事件或者现象的提炼式表述，其中也包含着编辑者一定的立场或者意图。当然，这种思维不会直白地表露于标题中，而是通过不同变体的隐喻去促成观念传播。

在既有的语用学体系中，按照对隐喻所对应的认知思维方式的划分，隐喻大致可以分为方位隐喻、结构隐喻、实体隐喻及容器隐喻等类型。同时依据映射域和目标域是否同时存在或独立存在等不同情况，又可以做出具体划分。考虑到《南都周刊》封面报道标题多为词组和短语，表意更为抽象、内涵与新闻事件一脉相承，因此本文将另辟蹊径，从喻体本身与标题形态之间的组合关系出发，将研究结果大致区隔为以下几种：

（一）拟人化表意

拟人化的表意隐喻，即是指将所指向的事物看做是正在诉求的一个“人”，对其作出形象化的描述，从情感、性格、生活化状态或行为等比较易于接受到得角度去切入事物的核心，从而表露出编辑者的意图。如：

当一个事物被纳入到“人”的视角去看待时，它所具备的特征也就转化为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或者性格特色。《南都周刊》在采用拟人化表意时，相当于从一个平等的角度去查看事物，这也会给读者带来一股亲近、透彻的感觉。例如“多情世界杯”，人可以“多情”，一场足球赛事其实也是一个“多情种子”。就如标题下所标注的那样，“悲情、豪情、矫情、性情在这里上演……这里是堆积感情的火药库，每四年爆发一次。”这其中既有球员、教练、裁判等参与者的情感，也包含有球迷等普罗大众的情感，一切都熔铸到一场全球瞩目的赛事中，犹如一个多情的“人”的形象。再如“上海觉醒”，这期报道撰写于上海胶州路大火之后。不同的媒体从不同的角度去跟进、反思这一事件，《南都周刊》选择从市民精神这一视角切入，10万人铺天盖地献上的鲜花让上海这座市民文化涤荡多年的城市，仿佛一夜之间复苏过来。“觉醒”的究竟是一个城市的触感，还是久违的市民社会传统精神？这是编辑者试图引导的思考路径。把上海视为一个“人”，继而去剖析事件之后这座城市的情感状态，此种思维认知凸显出了隐喻的最大价值。

（二）拼接式整合

所谓“拼接”，是指对已有固定词句、传统文化等大众所熟悉事物的割裂与重组，在二次加工的过程中融入特定的思维意识，使得形式上耳目一新，内涵上也增添了隐喻的光彩。这种逆向的思维令杂志的封面报道标题充满反思气质，具有发人深省的作用。如：

拼接重组无疑是对原有格局的一次冲击，隐喻的深意在此得以伸张。《南都周刊》封面报道标题利用拼接整合的方式表意时，报道本身所指向的新闻事件或者现象与始源域——即原有的被大众所熟悉的事物或理念，两者之间应当有着潜在的思维联系。例如“伤百度”，模仿的是“伤仲永”这篇文章的表述格局。百度在中国市场上发展迅速，一时风光无两，但是如今也面临着舆论的压力与外界的质疑。是什么造就了百度这家公司的好与坏，善与恶？《南都周刊》在拟定封面标题时，已透过对“伤仲永”这一喻体的拼接整合，表达出对百度公司今后发展道路的审慎态度。也就是说，此种隐喻的始源域与目标域之间，其内在的思维脉络应当是相互承接的，表语者的认知态度以始源域为基础，获得了表达的疆域。

（三）名词性指向

通过对《南都周刊》封面报道标题的研究可以发现，很多标题具有名词化的特色。一些指代性很强的名词，具有强大的表意空间，可以在虚拟的意象中明确自身的意义所指。一般新闻标题都会选择主谓结构或谓词性结构去涵盖报道内容，但杂志封面标题要讲求冲击力和新颖度，名词化的表达更显语言的力量且内涵更深厚。如：

封面报道标题中的名词短语可以包含多元的信息，同时也可以体现意义的客观性，在形式上看也更符合杂志封面的视觉效果。这种隐喻形式可以将虚与实、抽象与具体结合起来，进一步延伸标题所指向的内容情境。比如“中朝边境黑与白”，黑和白本是两种对比的颜色，在此却是对中朝边境复杂局势的一种暗喻。对于冒险者而言，这里既有市场的利益也有风险，如同黑白两色那样难以相溶但又同时存在。这个隐喻式的标题简练、传神地表达出报道内容的内在层面，起到了良好的表意效果。再如“野鸡大学后遗症”这个标题，何谓“野鸡大学”？何谓“后遗症”？实际上指的是假学历风波背后，人们对学历与资历的困惑，背后还表现为精英的反叛、大众的狂欢，以及社会断裂的加剧。“野鸡大学”和“后遗症”两词，隐射出一场学历造假事件后的深层次动因和影响。

（四）动态化塑形

将新闻事件或现象在标题中提炼出“亮点”，动态地呈现出其本质的特征与样貌，这是标题隐喻的“塑形”功能。报道标题对所指事物的隐喻式塑造，可以纵向地挖掘表述对象的多面性元素，并彰显出与他人不同的观察视角。如：

新闻事件的运动轨迹在报道标题中得到了动态化的显现，蕴意出新闻事件中喧嚣的、流动的或者隐含深处的一面。借助隐喻性质的字词或短语，非静态的事物属性也得到了最大化的渲染，并附着上了编辑一方的特定意图色彩。2010年第42期封面报道标题“亚运双城记”，20年亚运会历程不仅是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民众的心态也从狂热走向了平静。这种心理变迁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写照，亦是民众心智从开启到开放的样本展示。“双城记”动态展现出城市变化之外的动因转变，令亚运会这一热点事件历时性、多角度地被予以解读。2010年第44期封面报道标题是“暗战地铁”，“暗战”二字体现出地铁建设内部弥漫的纷争与硝烟，原本看似静滞的事物立马生动起来，围绕地铁建设的一系列暗含的问题走向了明朗化。

三、隐喻使用及其表意空间

通过对《南都周刊》一年封面报道标题的探究，我们可以发现，标题隐喻的必要性与现代传播环境下杂志的表意需求不可割离。编辑者需要顺应读者的信息阅读习惯，契合他们的心理需求，在封面标题中凸显出新意和力度，力求在“第一眼”就抓住目标受众的阅读欲望。《南都周刊》的受众群体是城市中产阶层，在正常的信息需求之外，这群人还普遍存在着一种反思“情结”，具有穿透表象的观察深度和思考力度。隐喻式的标题看似引而不发，实际上又带有反思的冲击力，这其中的隐喻使用既要被目标读者所理解，也要引导他们进行相应的思考。此时，媒介与读者之间的互动犹如一种沾染着隐秘色彩的思维密语，彼此达成了话语上的默契与思想上的谋和。

诚如前文所言，隐喻更多地意义在于一种认知模式，在新闻语境中运用隐喻，自然面临着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角逐。如果浅薄地使用标题隐喻而不在报道中深入解读，那么必然会让隐喻陷入到表面化的危机中。也就是说，隐喻标题赖以存在的基本支撑力量，来在于客观、公正、平衡、全面的报道内容。报道标题中的隐喻，应当与报道内容所构筑的新闻语境相交融。只有这样，隐喻的表意空间才能得以成型并延展，脱离形式化的巢穴。

再回归到隐喻表意形成的初始环节中来，隐喻意图的传送实际上与信息互动过程是如影随形的。编辑者将隐喻融于媒介话语中，读者接触这些内容并对隐喻做出解读，这个过程可以看做是一个隐性的交际互动。在此期间使用的隐喻可以加速信息的解构，而隐喻又是特定媒体与特定目标读者群体之间一种默契的“低语”，具有一定意义上的排他群体性，因此这种语境下的隐喻是促成双方交际理解的独特介质。根据信息交际理论的观点，人们能否很好地理解某话语取决于交际负荷的大小。所谓交际负荷，通俗地说，就是在交际系统中话语未知信息的量，未知信息的大小与交际负荷成正比。编辑者透过对读者群体理解范畴的把握，来确定隐喻的使用，以减少传播过程中对方可能未知的信息量，从而加速读者对媒介话语的解读、降低交际负荷。然而，隐喻并非简单让所要传递的信息变得令人熟悉，事实上，不少隐喻也会借助相对陌生的事物来说明原信息，以一种新奇的方式来吸引受众。当然，这份陌生不会超越目标读者的认知领域，仍基于双方相互理解的信息互动环境中。

隐喻让媒介语言表达渗透到媒体和受众双方的思想文化体系中，令新闻语言变成了一个趣味性的暗语、一个表露心迹的眼神。隐喻产生与解读过程形成了一个群体文化域，不同的媒体对应着不同的目标群体，且不同的媒体又会选择是否使用隐喻、以及如何使用隐喻。这样一来，围绕隐喻所氤氲而开的表意空间相当于一份特殊的文化场域，伴随着表意空间的形成与拓展，以媒介话语为中介物的文化交流互动也得以延伸。

四、意义符码：作为一种文化的隐喻传播

如果将《南都周刊》视为一个“人”，那么他在与他人对话时，话语中的隐喻成分——如一个戏语、一个惯习的指代词，与他的社会角色以及交际圈层次是不谋而合的。也就是说，无论是人还是媒介，隐喻的产生总是与他们所附有的生存状态属性以及表达空间有关。对于个人而言，隐喻是由思想所主导并进行组织的，思想决定了隐喻的样貌。正如格尔茨所阐述的那样，人的思想的形成，是在有意义的象征性符号之中进行交流构成的。“人是如此需要这一类的符号源启示他去发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因为本来就渗透在他体内的非符号类的资源只能散射出一种微弱的光。” 媒介隐喻表达的核心实质上也是自我身份确认的过程，“他”倾吐出经过修饰、暗含深意的话语，一步步找寻着自己在文化领域中的坐标，用放大后的“光芒”吸引着目标群体的聚拢。

尼尔波兹曼曾提出“媒介即隐喻”的观点，媒介本身已经构成大众生活中的一种隐喻，介入到人们了解事物的方式中。人们把自己包裹在语言形式、艺术形象、神话象征或者宗教仪式中，极少直面客观事物，以至于不借助媒介他们就无法看见或了解任何东西。 那么，透过上述对《南都周刊》封面报道标题的分析，我们又发现媒介话语表达同样绽放出隐喻的光彩。媒介自身与其语言系统都是立足于文化体系之中，也就是说，媒介的隐喻传播在文化生活中达成了一个渗透性极强的覆盖网格，与人们的认知世界的形成过程难以剥离。在此，我们可以引入“符码”这一概念，来进一步阐述隐喻传播的文化制造进程。

符码可以被看做是意义表达的最小单位，文化视域下的隐喻传播是在对意义符码做着二次加工，使其在保持原始信息量的同时，也能够附着上传播主体的某种主观意图。如果说信息是对世界的具体的、明确的说明，那么媒体所操作的隐喻则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有力暗示。意义符码如同隐喻传播所射出的“子弹”，靶心是现代物质社会人们的自我认同。在此意义上，隐喻传播便是一个从编码到解码的步骤。符码经由编码和解码共享才能传达信息，媒介中的隐喻从发生到被人所理解，也就是从源域成功映射到目标域的过程。编码是对特定文化符号的选择过程，传播者选择符号、组合加工符号，最终生产出信息的阶段。因此，编码阶段涉及到如何选择符号、如何组合加工符号、符号加工组合成何种形态等一系列实践操作问题。解码则是受众对符码的表面性意义进行识别，并进一步把握符码的内涵性意义。隐喻传播中的编码者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符码的意涵空间，换言之，“他”正在扮演着隐喻文化的制造商角色，受众看似具有选择的自由性，其实早已处在隐喻意图的“栅栏”中。

隐喻既是工业文化景观下多元表达的一种折射，但隐喻的狂欢中也隐含着现实的忧虑。尼尔波兹曼早就指出，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隐喻传播与滑稽戏的距离并不遥远，如果让单纯的戏谑取代了深刻的反思、让娱乐的罗盘遮蔽了文化批判精神，随之所构筑出的隐喻文化也将丧失其表意价值，而沦为文化制造者的一颗棋子。毫无疑问，在文化的解读视野下，隐喻传播所步入的从来就不是一条康庄大道，而是一条始终进行自我对话甚至自我搏击的崎岖小径。（作者系：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 Lakoff George & Johnson Mark. Metaphors We Live By [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80.

[2]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3]黄红娟，新闻报道中常见隐喻的主观性负面意义［J］.新闻大学2010.（3）

[4]蓝纯．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2005．

[5]曹进.马冬梅.英语新闻标题中的隐喻及其传播功能［J］.新闻界，2008.（8）

[6]李诗平.隐喻的结构类型与认知功能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1）.

[7]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译林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