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传奇杨度 (6)

四1918年3月，北京政府发出特赦令，将杨度等“均准免于缉究”。4月，杨度返回北京，寓居丰盛胡同本宅。6月，他与薛大可等在京筹备创办《唯一报》，兼营商业。8月，离京赴沪，联络上海商人筹组地方银行。9月，在上海发出通电，条陈调和南北、解决时局办法。

五四运动前后，杨度与李大钊、邵飘萍、胡鄂公以及北京大学等校的进步人士频频交往，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目睹帝国主义掠夺和军阀割据混战的现实，开始转向革命救国论，并参与民主革命活动。

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孙中山派刘成禹北上入京，全权办理和赣之事。刘到京后，即见杨度于东厂胡同，商讨“阻吴(佩孚)率赣军助陈炯明之策”。杨度当即慨然应允，表示要与夏寿田负责运动曹锟。7月初，杨度与薛大可、顾鳌等离京赴保定，游说曹锟制止吴佩孚入粤援陈。数日之后，曹锟果然发出“援陈出兵稍缓行动，静观两粤之变，再为后图”的决定。

1923年春，孙中山在上海着手改组国民党，杨度会晤了孙中山，要求加入国民党。孙中山说杨度这次行动是“倾心归来，志坚金石”。此后，杨度受孙中山的委托，就和平统一护法等问题，奔走于南北各地，与军阀曹锟、吴佩孚、姜登选、张宗昌和北洋政府相周旋，劝说北方各派军阀与南方孙中山合作，请孙中山北上，以促进国民党政治主张的实现，认为“解决时局，除用和平统一与广州孙公接洽外，别无办法”。

1924年，在新的革命形势的影响下，特别是在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杨度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年10月，他在为同乡沈润身著《系统进化哲学》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的社会制度都是“争食制度”，结果便造成了贫富、贵贱的不平等；为了维护这种不平等，又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伦理、政治、法律、教育等等，因而争食制度得以确立。从今以后，欲行人道主义，“唯有实行平等共食制度”。实现这一平等社会制度的方法，是将“前此禽兽道主义之伦理之政治之法律之教育，其为人道之障碍者，当一切扫除之……。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全国掀起了巨大的爱国反帝浪潮，北京许多上层爱国人士也卷进了这个反帝爱国运动之中。这年7月，与杨度个人交谊很深的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负责人之一胡鄂公等，同北京学生联合会、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等10余团体，联合发起成立了“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群众组织，开展反帝爱国活动。杨度参加了这一进步团体，并多次参加反帝示威活动。

杨度原是北洋军阀营垒中的人，并一直同该营垒中的一些人保持联系，熟悉北洋军阀各派系中的矛盾和斗争，因此，当国共合作并发动北伐战争后，杨度为了配合北伐战争的进行，制定了一项在北洋军阀内部“造乱”的计划，并自愿打入北洋派内部做分化、瓦解工作。在北伐军出师之前，他先后以参议、总参议的名义充当军阀姜登选和张宗昌的幕僚，从中进行离间、瓦解工作。1926年秋北伐军进入两湖，吴佩孚败走河南，杨度乘机派密友方表到保定，竭力挑拨曹锟与吴佩孚的关系，怂恿曹锟“杀将夺兵”，击杀吴佩孚。稍后，他又针对当时北方军阀中只剩张作霖还有实力这一情况，散布“张作霖已与蒋介石暗中携手，以消灭张宗昌的杂牌军为双方合作的条件”的谣言，力劝张宗昌与北伐军合作，攻打孙传芳和张作霖。杨度的这些活动，虽因形势瞬息万变而未能全部达到目的，但多少还是起了些分化、瓦解作用。

为了便于工作，1926年冬，杨度由济南返北京，住在长子杨公庶家，以学佛论佛和从齐白石学画作掩护，继续为革命工作。

1927年1月，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聘杨度为政治讨论委员会专门委员。4月4日，杨度应邀出席熊希龄在北京太平湖饭店为其长女举行的婚礼，意外地从外交界名流汪大燮口中得悉张作霖将搜捕苏俄兵营内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计划，他当晚即告知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并请他转告中共组织(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和李大钊等，叫他们迅速转移。李大钊被捕的当天，他又派儿子到东交民巷查看情况，只见那里军警林立，3个人架着1个人，蒙上白布往汽车里送。李大钊被捕后，他与章士钊等多方奔走营救。4月9日，他出席政治讨论会会议，议决向张作霖建议将李大钊档案移交法庭，依法办理，与会委员推举他和梁士诒任建议代表。4月10日，他与梁士诒约同司法总长罗文干，前往安国军司令部向张作霖提出政治讨论会的建议。4月中、下旬，当他得知北方铁路工人计划劫狱营救李大钊等时，他极表赞成。旋因李大钊坚决反对，劫狱未果。在此期间，杨度还多次派其长子杨公庶及侄女到狱中探视李大钊，密传消息。不久，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了惨绝人寰的“四一二”大屠杀，张作霖也就放心大胆地绞杀了李大钊等20人。就在这片腥风血雨中，杨度毁家纾难，将自己在北京的“悦庐”寓所作价4500银元，卖给张汉举，将全部款项充作营救李大钊等的经费和周济被难者家属，平日积蓄为之一空。同年秋，蔡和森等策动北方暴动，杨度亦曾资助若干费用。

李大钊牺牲后，杨度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为了更好地进行革命工作，他把母亲和妻子分别送到湖南和苏州，自己也于1928年秋移居上海，以学佛和作画为掩护，继续为革命工作。不久，他撰写了《论圣贤同志》一文，文中写道:共产主义“有二义焉:一曰各取所需，所以定分配之制也；二曰各尽所能，所以定生产之制也。分配定，则货不藏诸已，而人共其物矣；生产定，则力不私于身，而人共其物矣。二者皆定，则人不独亲其亲，长其长，而人共其人矣。于是老有所归，壮有所用，幼有所养。举世之人，不必各私其财，各私其力，而无一不得所者，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也。”

1928年秋天，杨度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经中共中央直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潘汉年介绍，经周恩来批准，杨度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周恩来离开上海后，先后由潘汉年、夏衍等与他单线联系。杨度当时住在上海旧法租界薛华立路附近的一座洋房里，夏衍每月跟他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市面上买不到的“禁书”，也和他谈一些国内外形势，主要是中央苏区的战争情况。杨度也不止一次地把他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要夏衍转交上级组织。

1928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报第2期出版，刊头“红旗”两字即为杨度手书。为了掩护身分，经党组织同意，由陆冲鹏、章士钊引荐，杨度充当了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的挂名秘书，并得其每月资助500元。有人说他是杜月笙的徒弟，他则说:“我一没有递过帖子，二没有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而是‘清客’。”当时有人说他傲慢、投机，他坦诚地对夏衍说:“我平生做过两件大错事，一是辛亥革命前，我拒绝和孙中山先生合作，说黄兴可以和你(指孙中山)共事，我可不能和你合作，对这件事，我后来曾向孙中山先生认过错；二是我一贯排满，但我不相信中国能实行共和，主张中国要有一个皇帝来统治，这件事直到张勋复辟后，我才认了错。”他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

杨度参加共产党后，离开家室，单身居住上海，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不向他的亲属暴露自己的身分。他母亲在长沙去世后，他也只叫儿子杨公庶电请妹夫王代懿和妹妹杨庄代为料理葬事，没有向家人透露自己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杨度的晚年，生活简朴，不挥霍，无不当嗜好。他住的房子是杜月笙送给他的，但他不为杜月笙出谋划策。

1929年12月，杨度参加了中国革命互济会，并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1930年2月，鲁迅、夏衍、郁达夫等51人发起成立中国自由大同盟，杨度也签名参加。是年5月，中共领导的革命文化团体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杨度亦加入。因操劳过度，杨度于1931年9月17日在上海寓所病逝。临终前数日，他自撰挽联，以明心迹:“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9月18日大殓，党曾派人到其家吊唁。后安葬上海万国公墓。杨度生平主要著述均收入《杨度集》。

由于杨度入党较迟而去世较早，又是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所以关于他入党一事，多年鲜为人知。直至1975年，周恩来在逝世前几个月，才派秘书告诉王冶秋，请他转告上海辞书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