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 才“财”双全的经济学家

华生被誉为中国最有钱的经济学家

梁 辰摄

华生与铁凝的婚姻令人瞩目

2011年11月8日，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给了“价格双轨制理论”，华生、何家成、蒋跃等人的研究组和田源、张维迎是主要贡献人。在此之前，这个国内开创性地由200多名专家民主投票，因而被经济学家最为看重的奖项，先后颁给了杜润生和农村发展组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厉以宁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以及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的“整体改革理论”。

崭露头角

1978年，25岁的华生考入东南大学（原南京工学院）。刚迈进校园，他就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经济学论文。大学毕业后，他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财政系读研，和很多优秀的中青年经济学者一起直接参与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为中南海的幕僚。

1984年9月上旬，第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在浙江德清县的莫干山召开。很多活跃在当前中国经济舞台的人——王岐山、马凯、马宾、吴稼祥、金观涛、张维迎、周其仁、徐景安、常修泽、贾康、王晓鲁、高粱等，都是这次会议的参与者。

华生代表价格组向时任国务委员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的张劲夫汇报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莫干山会议后，华生直接参与了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出入于中南海的高层会议，陪领导外出考察调研，被改革的洪流从社会底层卷到了最高层。

发现自己对西方社会和经济理论的欠缺，1987年，他和郭树清（现任证监会主席）、张维迎等人去英国留学。华生在牛津大学学习了4年，后应聘在剑桥大学研究任教。

1990年初，华生还在英国留学期间，被社科院以逾期未归之名开除。虽然他选择了回国，但回来后发现“工作没了，房子也没收了”，一下子回到了当年“黑五类”子女的尴尬境地。

学问做不成了，他被迫选择了下海。

下海，回归

尽管后来有燕京华侨大学校长的身份，但很难想象华生当初下海还是从开火锅店的小本生意起步，靠着实业起家，“书生做企业主要还是靠同学，有大学、研究生和留学时的同学来加盟。90年代刚从英国回来的时候也就两三个人，蹬个自行车，从个体、合伙、有限公司、上市公司、企业集团一步步走来。”

餐饮业没有让他挖掘到第一桶金。餐馆倒闭后，华生将目光投向咨询业，引进ISO9000、ISO14000国际标准认证体系，也算与他在牛津大学读的“信息与动力机制”对口。在上世纪90年代，华生算得上是这个行业的开拓者。

1999年，华生的公司花1.57亿元收购上市公司闽福发，华生任董事长和总经理。2003年后，华生辞去在闽福发的高管职务，将上市公司和控股集团留给同学打理，自己则一头转入学术研究。

如今，闽福发的总市值超过30亿元，经营范围包括电子、电脑、咨询、环保等。财经评论家苏小和早几年说，华生“身价数以10亿计，可能是中国最有钱的经济学家”。

如今，华生刚做完土地问题研究，又将精力集中在了中国政治和社会转型上。他自嘲是中国最懒的企业家，无论分布于各省还是同在一幢楼里的下属企业，他一年难得去一次，企业变成了他研究的观察样本和试验田。

莫干山的青葱岁月

人物周刊：你们提出价格双轨制时的背景是怎样的？

华生：1984年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当年底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莫干山会议是9月初在三中全会前开的，把年轻人集中在一起讨论。实际组织者是王岐山，那时他是杜润生手下的大将，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都是从他那儿领出差费到农村去调研。

人物周刊：莫干山最后形成了哪些共识？

华生：当时会上争论最激烈的就是价格改革。田源当时是国务院价格中心的常务干事，他们给中央提了一个价格大步调整的方案。周小川、楼继伟和李剑阁提了小步快调、逐步逼近市场均衡价的方案。张维迎当时在西北大学，他集中就讲一个观点——“放”，变成西方的市场价格、自由价格。大家觉得思路对头，只是不太现实，跟领导提肯定不行，风险震动也太大。

当时争论得特别激烈，夜里都不睡觉。我、何家成、蒋跃，还有高粱和张少杰，觉得光调恐怕是不行的，光放也不行，所以联合提出搞放调结合、两条腿走路的双轨制。

汇报时张劲夫问我，你们这个双轨制怎么讲？我就边说边比画：一方面，现在不合法的灰色市场价格太高，比如钢材煤炭，超产的部分就可以放开，供给增加了，市场价格就会往下走，同时再把计划价格往上调，最后就形成一个均衡的价格，市场价可以给出一个导向。今天看来挺浅显的，但当时就是具有突破性的了。1985年1月，国家物价局局长成致平宣布，中国价格改革的指导方针就是放调结合、稳步推进。

人物周刊：1988年的价格闯关失败是源于价格双轨制吗？

华生：恰好相反。放调结合是一个逐步的过程，我们当初建议的是，用5年左右时间，从计划价格过渡到市场价格。到1988年，双轨制的好处还没有充分显露，各种不满的反对意见都出来了。很多人说还是要下决心一下子解决问题，当时的流行口号是“过关有风险，关后是平川”。结果闯关失败了，通货膨胀预期都起来了，出现了全国性抢购风潮，小平也同意就停了。

闯关虽然停了，放调结合没停。1992年小平南巡时，计划价格的比例已经变得很少了。所以中央确定市场经济方向后，价格改革没有震动就完成了。双轨制为市场经济改革铺平了路。

研究和生活

人物周刊：你做过民办教育，感觉问题在什么地方？

华生：民营企业起码还能让市场检验你，每个产品不是政府批准才能卖。教育不一样，每个毕业证都拿在教育部门手上，不经过它你都发不了。

它说你能招本科生你才能招，它说招一百个你不能招一百零一个。可以说民办教育比民企还困难十倍。

在中国的民办教育问题上，官民两方面都存在问题，一是国家现在还把教育作为意识形态领域来管理，控制得太死；另一个是民间社会有问题。西方民办教学的主流是不盈利的，哈佛、牛津、剑桥等主要靠社会捐赠来经营，是公有财产，学校管理的人是受托人，对社会负责任，不是靠利润动机。学校既不被官方也不被资本控制。中国的民办教育就是企业或出资人控制学校，所以说中国民办教育的路还很长。

人物周刊：你自己说过，你和铁凝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两个人走到一起，靠的是什么？

华生：我们走到一起挺晚，但确实是一见如故，好像打小就认识。我们通常各自在自己书房工作，累了再一起交流。我们两个人本质上比较靠近，都很认真和真诚，同时骨子里又都有顽皮的一面，只是被命运的颠沛和社会角色的沉重给压抑了。其实夫妻如果志同道合，又情投意合，家庭就会成为童心发现的港湾。

另外，我们都有自己的专业，都做自己的写作，都是从阅读和研究中感受到乐趣，尽管领域不一样，但在许多问题上也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启发。她很会持家，生活上也主要是她照顾我，就像我们一个朋友说的，她的优点是大气，又有女人味，她只要下厨就可以做一手好菜。

人物周刊：有过争执吗？

华生：这种时候，作为丈夫肯定得有绅士风度啦。在家不怎么干活的人，再不会哄老婆，那是要惹麻烦的。

我现在对西方成功人士常说的“幸运”有了比较深的理解。成功者并不全是自己的努力，也有时代的机遇和命运的眷顾。幸运的人就要多负一些社会责任。我和铁凝约好了，等我们老了，研究写作也做不到前沿了，就去做慈善，给后来的人铺路。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4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