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微观细节的考察者”

原标题：“我是微观细节的考察者”

【编者按】

黄宇和先生为澳大利亚国家人文科学院华人院士、悉尼大学荣休讲座教授，在晚清、民国史领域负有盛名，注重大量的细节研究，独辟蹊径。今年11月黄先生在广州、上海等地讲学，并接受访谈。本版刊发印象记，大家可以近距离地了解到黄先生的日常学术生活的场景，知晓他最新的学术发现。

【访谈印象】

三院院士的工作进度条

没想到自己有机会采访黄先生

黄宇和先生的大名，我知道得不算早。记不得什么时候读了三联版《三十岁前的孙中山》，才对“黄宇和”这个名字留下印象。几个月前，同事熊丰兄报了一个选题，想做悉尼大学荣休讲座教授黄宇和院士的新书访谈，我才了解到他的《孙文革命：和》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付梓。“十一”长假期间大体读了一遍，给我的感觉，该书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一样，都是以细节考证见长，而且都是经过实地考察，而不只是“文献对文献”的考据。

没想到自己有机会采访黄先生——同事休假，不便赴约，于是我便接下这个访谈。很快，与黄先生通过邮件联系上了。他随即告知他的行程安排，并表示当时正在台北，有些活动要按计划举行，几天内不能及时回复邮件。同时，黄院士还把台北演讲状况转发给我，我才了解到他的身体状况，工作太疲劳的话，他的身体就会吃不消，脑海会出现一片空白。这让我既担心他的身体，又担心访谈能否顺利进行。不过来回几次邮件交流，我强烈地感觉到，这位荣获三院院士头衔的老先生虽然年迈体衰，但工作效率很高，考虑事情相当周到。比如我求证他下榻宾馆的名字，他立即详告寻找的路线和具体位置。

提及访谈的主题，我建议主要谈谈他的个人履历和治学经验。访谈时间黄先生建议初步定为11月19日下午。他在邮件里告诉我，国家档案局为他设立了名人档，委托广东省档案馆收藏他的所有手稿、传媒采访等，所以采访录音、拍摄的照片、发表后的文件记录都要转给他，让他移交广东省档案馆保存。这两年做过一些访谈，像黄先生这样直率提出这种要求的，我还是第一次碰到。我回信表示，可以把录音文件整理成文字，他显然很高兴，很快就回复邮件，把原定一个下午的访谈改成全天的访谈，并做了详细的时间规划，几点到几点做什么，安排得井井有条，访谈从我抵达广州到他下榻的中山大学紫荆园宾馆开始，到我返回上海为止。他还指示最好不要打电话，电话一响，他的写作灵感就会受打扰，而且可能就再也无法找到了，所以为了集中精神写作，他有时会拔掉电话线。对此我一方面感到兴奋，一方面感到责任重大，还有一点担心：老先生的身体吃得消吗？

“为什么如此大费周章？事缘我的右手很快就要进入frozen shoulder（编者注：五十肩）状态，从此就不能用双手打字来写作了。我已经接触了中山大学一位IT技术员，烦请他代我找寻一个适合的口述写作软件。但是尽管找到，也不一定试用成功。若失败，我的写作生涯也就从此要结束了。”黄先生在邮件中写道。更让我惊叹的是，1946年出生的黄先生还有好几个大型的写作计划，分别是英文《孙中山全传》（四卷）、英文《孙文革命》及英文《盎格鲁·撒克逊与华夏的文明交战》（三卷）等。此外他早有撰写自传的念头，连书名都拟好了，叫《从海角到天涯》。可是，他觉得应该先公后私，自传就排到最后了。这便是他重视这次访谈的缘由。

他“控诉”百度上的信息错误

11月18日下午，我赶到黄先生下榻的中山大学紫荆园，比约定时间晚到了十来分钟，前台服务员帮忙通知。他为了表示感谢我这个“小年轻”远道来访，要我在前台等候，以便他亲自来迎接。过了几分钟，我走到前台转弯处，看见一位身着西装、戴领带的老先生面带笑容，慢悠悠地走过来，我当即迎上去询问：您是黄先生吧？他颔首示意，我俯身致意。凑近看，黄先生气色不错，心中的顾虑打消了几分。

走进他的房间，凉飕飕的——空调温度较低，我有点不适应，就穿上外套。黄先生说，天热容易让人烦躁，一烦躁就不能专心工作，现在他得争分夺秒投入到研究和写作中去。退休四年，他就出了三部厚厚的学术著作：《三十岁前的孙中山》、《孙文革命：和》、《历史侦探：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都是由香港中华书局率先出版。黄先生是广东番禺人，幼年随父母迁居香港，普通话是自学的，带着浓重的香港口音，比如“之”念成“鸡”，交流略有一点曲折，但大体还能听懂。他开首就“控诉”百度上的信息错误，询问之后他讲了一个故事，主旨是他不太接受人家称呼他为“博士”，而应称呼“院士”，因为这是一种礼节，尤其是在国际性场合，如果不能按照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习俗来办，可能有损中华民族的脸面。现在“博士”满街都是，还有找不到工作的，或者只是在餐馆端盘洗碗的，而他著作等身，且早已被选为院士——1978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历史学院院士，2000年当选为澳大利亚国家社会科学院院士，2012年当选为澳大利亚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主要表彰他的19世纪中英关系研究和孙中山研究）——因此称作“院士”更符合国际惯例。黄院士强调，这并不是个人“名分”问题，而是关乎民族荣辱的问题。他多次提及“大我”与“小我”之别，有时为了“大我”的利益，可以牺牲“小我”的权益。黄先生表示，要查看他个人的准确信息，应该去悉尼大学黄宇和的官方网页，或检索“Emeritus Professor John Y.Wong”。

晚饭由黄先生做东。在中大聚园餐厅，他点了两个菜，一是清蒸活鲩鱼，一是白灼秋葵。他自备打包盒，把吃剩的秋葵带回宾馆。这种勤俭节约的作风，在短短几天的交流中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剩菜一般储存在冰箱里，他说自己吃饭都是为了果腹，重要的是抓紧时间写东西。因家境贫寒，上中学时从未在饭堂吃过饭，黄先生有生之年最大的一个愿望是在母校九龙华仁书院饭堂吃一顿牛肉饭。2011年，其母校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特别邀请他返校做讲座，校长陈冈博士请他上馆子吃饭，他说只想在饭堂与同学们吃一碟牛肉饭，那是他小时候感觉最可口的美味。可惜那天恰巧不提供牛肉饭，以至他至今无法得偿夙愿。

广东省档案馆保存着

他所有“犯罪记录”

黄先生要求当日事当日毕，下午的访谈，他期望第二天一早就能看到稿子。吃过晚饭，回到宾馆，我就根据笔记凭记忆整理，再听了几段录音整理，深夜一点半发了一份初稿到他邮箱。原先预定的是第二天早上七点钟到紫荆园，但我预先向黄先生说明，我起床较晚，容我八点赶到，继续采访。结果我是将近九点到达紫荆园，心里有点忐忑，但黄先生没有批评我。只是说他早上四点多钟就起床了，很高兴收到我的邮件，然后对访谈初稿做了一些修改，有个别记忆不清的问题，他会询问胞弟宇良。

黄先生是穷苦人家出身，听他讲述，似乎这一生都过得很苦。他写学术著作，绝大部分时间没有经费资助——曾经在澳洲申请补助，但未获垂顾——都是自掏腰包，满世界坐飞机查找资料，所以他十分节俭，从不浪费。牙签没用过的，他也收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了解这种情况后，我就对他说，明天中午我来请客吧。他爽快地答应了，并做了安排：18日晚上他请客，19日午饭我请客，晚餐他弟弟宇良请客，21日中午我请客。19日中午十一点我们仍在聚园餐厅吃饭，点的三个菜是盐水菜心、广式烧鸭和肉蓉杂菌煲，还要了一壶铁观音。黄先生跟餐厅工作人员很熟，他开玩笑说，“我请客，他埋单。”他可以在聚园打88折，合计花了96元。剩菜自然要打包。19日晚饭仍拟在聚园用餐，从紫荆园宾馆出发往之前，他把秋葵和盐水菜心并到一个打包盒里，这样就可以节省出一个饭盒的钱。

在学术方面，黄先生自然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黄先生每天的工作都有细致的安排，像工厂里进度条一样准确。他一般是四五点起床，首先查阅邮件，处理相关事务，没有邮件的话，就投入著述；六七点钟到户外散步、打太极拳，然后回宾馆埋头苦干；十一点钟到运动场锻炼，最常做的动作是拉臂（双手紧握最上方的栏杆，双脚悬空）、压腿；然后是吃中餐，冰箱里有剩菜，买一点热饭，就打发了；然后午休；下午一两点钟工作，傍晚散步、打拳；然后晚餐；八九点打拳，然后入睡。如此循环往复。这大致就是黄先生的一天。

19日上午我陪同他一起锻炼，拍了他拉臂的照片，第二天他看到照片后，发觉没拍到双脚悬空的情景，就要我找机会重拍。21日上午十一点，我们一起补拍了照片，他悬空挂在栏杆上，笑盈盈的。他说，要是有人说前面那张照片作假，我们就万难辩解，所以要拍一个全景的，让人无可怀疑的。他强调，说话就要讲证据，而这双腿悬空的照片就是证据。在讲述相关事情时，他有时会从笔记本电脑里调出照片、录音和视频，来证明他所言不虚。他常笑着说，广东省档案馆保存着他所有“犯罪记录”，以备后人查索。

这次访谈总体来说很顺利，却让我对历史研究本身多了一些思考。

【读书印象】

识人离不开读书

黄宇和先生在投入孙中山研究之前，主要从事鸦片战争研究。他的博士论文1976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中译本，2004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再版，即《两广总督叶名琛》。广为流传的顺口溜“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简直就是加在叶名琛身上的魔咒。然而，黄先生深入爬梳各种文献，基本上全面肯定了叶名琛的对外交涉，做出了与历史教科书完全不同的评价。黄先生反复申论，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叶名琛比起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没有丝毫逊色之处，而后世对这两位钦差大臣观感、评价存有天壤之别，着实值得国人深思。生命不息，研究不止，后来黄院士还出版了《鸩梦》（1856-1860）一书，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做出了更全面更深入的探索，也为他赢得了更高的学术荣誉和地位。

自1979年转向孙中山研究，黄院士先后出版了《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中山先生与英国》《孙逸仙在伦敦，1896—1897：三民主义思想探源》等专著，近年更是推出两部砖头一般的大书：《三十岁前的孙中山》厚达700多页，《孙文革命》也有600多页，前者追踪孙逸仙“如何”走上革命的道路，后者探索孙文“为何”革命并坚持到底，凝聚着他的心血。

黄先生研究的一大特色是极其重视对微观细节的考察。比如，在《三十岁前的孙中山》一书，孙文出生的房子是青砖大屋还是泥砖蜗居，幼时与姐姐上山打柴到底是在村南金槟郎山山顶还是村北的犛头尖山山腰，孙文从澳门到檀香山乘坐的是英国人的船还是葡萄牙人的船，在檀香山上学是寄宿生还是走读生，他在香港喝的水与他在翠亨村喝的水有何分别，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黄先生眼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并非无关宏旨，实则有助于解决很多宏观问题。让我惊讶的是，黄先生对孙中山是广府人还是客家人身份的考证。我刚上大学时，有老师开课介绍客家研究，就提到洪秀全、孙中山都是客家人，甚至夸大一点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客家人的活动史。其中“孙中山是客家人”的观点出自香港大学讲座教授罗香林先生，黄宇和先生对此作了详尽的检讨，指出这是用移花接木之术，把子虚乌有的“证据”坐实，逐渐累积成人云亦云的“历史”。据说，黄先生戳穿这个神话，惹得客家人很不高兴。

到了《孙文革命》一书，黄先生把《圣经》和《易经》这两部常人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经典楔入孙中山的思想，不能不说是孙文研究的一种“革命”。不过黄先生“革命”成效如何，则有待学界的检讨和时间的检验。孙文曾说：“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

黄先生通读孙文的全部著作后，“发觉都是他训人的时候多，虚心候教的时候少。一副《圣经》式的救世主姿态，自以为是”，也就是章太炎所说的“伉直自圣”。《圣经》对孙中山的影响确实不可低估。那么《易经》呢？黄先生拈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认为孙文是因应《圣经》原旨“忘我奉献”般“侍人”，结果在行动上超越了《易经》那较为被动的“应乎人”而主动地“侍人”。有意思的是，黄先生用《圣经》和《易经》作隐喻，探讨孙中山走向革命的岁月中西思想文化之间的纠葛。不仅如此，黄先生还借用这套隐喻来剖析孙中山生命中的三段爱情和三位女性：与卢慕贞的约，与陈粹芬的情，与宋庆龄的爱。姑且不论黄先生的观点是否可靠，至少看起来是别开生面的，充满creative thinking（编者注：创造性思维）的。

更让人称奇的或许是《孙文革命》的第十八章。黄先生认为，“孙文对《易经》反思得最深的，首选国人片面地、有选择地演绎《易经》之中‘汤武革命’一句话而滋生的一种心态——矢志做皇帝的梦想，即取代当时在位的皇帝以便自己坐上龙椅。”于是，在黄先生笔下，孙文革命是为民众谋福祉，是“天下为公”的，而反对孙文、或与孙文产生竞争关系的，则都是为了个人私利，要穿黄袍坐龙椅的。比如，与孙文共谋1895年乙未广州起义的杨衢云是抢着要当“皇帝”，更早与孙文闹革命的郑士良虽然是“要推翻清朝政府，但他们本身的意识形态则仍是非常陈旧的”，还是打江山坐江山那一套。甚至辛亥革命的功臣黄兴也是如此——“黄兴之参加革命，主要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所以当他发觉孙文要进行的利民革命，不利于他自身的利益时，自然就反过来对抗孙文了。”“最糟糕的是陈炯明”，黄先生直接引用孙中山的话表明自己的观点，“陈炯明因为是做皇帝而来附和革命。”陈寅恪先生说，治史当“神游冥想”，“与古人处同一境界”，理解其苦心孤诣，方能达至“了解之同情”。黄先生的论断是否有道理，笔者对这段历史缺乏研究，不敢妄言，还请高明指教。

本版文/饶佳荣 绘图/韦尔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