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德蓉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是继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又一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积极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共产党人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工作,是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和直接指导下进行的。
运筹帷幄,积极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有利的经济社会环境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交锋在谈判桌上,而真正的较量则是在国际国内市场上。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基本原则,如非歧视、透明度、公平竞争、开放市场等,都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因此,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首先要创造市场方面的有利条件。这是江泽民决策过程的一个基本思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在本质上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但由于对计划和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因此直到中共十四大上才在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江泽民曾讲过:“一九九二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大大推动了我国‘复关’谈判的进程。”
1992年10月19日,关于中共十四大的公报开始向全世界发布,当时的外经贸部马上将十四大报告传到了日内瓦。10月21日,中国“复关”谈判代表团团长佟志广向全体缔约方宣告:中国是搞市场经济的。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政策更快地靠近关贸总协定的体制,使“复关”后的中国能够更好地履行关贸总协定规定的义务。1992年10月21日召开的关贸总协定第11次中国工作组会议,正式结束了对中国经济贸易体制长达六年的审议。此后,“复关”谈判开始进入实质性谈判即市场准入谈判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后,中国从自身利益和发展需要出发,主动进行了关税与非关税措施的减让工作,客观上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了较好的经济环境。比如,从1995年开始,江泽民代表中国连续三年在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宣布降低进口关税税率,得到了世界贸易组织各成员的高度评价。1992年以来,经过一系列的减让,中国平均税率已从43%降至2000年的15%左右,并逐渐取消了1200余种非关税措施;逐年降低了外资准入标准,有步骤地扩展了金融、保险、电信、商业等服务业的开放范围和数量;加紧清理、修订了相关法律法规约2300件。这些举措,都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了有利的经济环境。
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有利的经济社会环境,还体现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国内所做的协调工作上。曾任外经贸部部长的石广生就认为,对外谈判是工作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国内的协调。“当时国内在许多问题上认识并不一致,而且涉及很多部门,因此国内协调的问题,比起对外谈判来说,甚至更重要、更困难。”因此,让政府各级官员逐渐熟悉、理解并接受多边贸易体制的游戏规则,就成为“复关”——“入世”过程的重要环节。石广生认为,尽管国内协调工作十分艰巨,但当时的一个有利条件在于:“中央领导都非常重视,尤其是到了最后关键时期,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都亲自过问,重大问题都由中央和国务院直接决定。”“江主席态度非常积极。”江泽民曾明确指示:“要向大型企业,要向各行各业解释清楚什么是世界贸易组织,‘入世’到底有什么利弊,以便在全国上下对这样一个重大外交政治问题统一认识。”江泽民高度重视国内协调工作,为统一全党和全国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个问题的认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掌握主动,适时提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三原则
江泽民曾指出:“从提出‘复关’申请到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和斗争,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在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掌握主动权越来越重要。”主动权问题既然如此重要,江泽民又是如何作出决策、掌握主动的呢?适时提出并坚持中国“入世”三原则,为中国参与相关谈判确立了重要指导思想,在战略上争取了主动。
1993年底,江泽民同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首次会晤时,就阐明了中国处理“复关”问题的三项原则:“第一,关贸总协定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如果没有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参加是不完整的;第二,中国要参加,毫无疑问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参加;第三,中国加入这个组织,其权利和义务一定要平衡。”这三项原则的提出,明确宣示了中国在谈判中的地位,反映了中国发展的现实,决定了互利共赢的谈判目标,从而为中国参与相关谈判定了基调。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三项原则对于保障中国的基本权益极为重要。
我们知道,中国“复关”——“入世”的具体谈判分为双边谈判和多边谈判两部分,两者同时交叉进行。双边谈判即中国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进行的市场准入谈判,重点解决市场准入问题;多边谈判即中国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书的谈判和起草过程,重点解决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国在其中的权利和义务问题。
对于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些发达国家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争议很大,谈判极其艰难。江泽民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始终抱有最大诚意,体现出坚定决心,但这一切都以我们坚持三项原则为前提。他曾说过这样掷地有声的话:谈判还要进行,但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我们决不做软骨头。”他曾尖锐地指出:“如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损我国的根本利益和国家安全,那还加入它干什么!不加入又有什么了不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照样向前发展。我们绝不会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拿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做交易。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底线。”
据石广生回忆,美国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想在中国建立其独资的人寿保险公司,在美国找克林顿总统,在中国找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反复谈,但“我们坚决不同意,中央的方针很坚定,只允许外国寿险公司以设立合资公司的形式进入中国,且外资股份不能超过五成,不能控股”。现在看来,如果当时态度稍不坚定,AIG公司像现在这样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中国保民的损失将不堪设想。
曾任外经贸部“入世”首席谈判代表的龙永图坦言:谈了15年,我们在原则问题上坚持了15年。如果我们什么都答应的话,谈判早就结束了。经过艰苦谈判,双方最终妥协,我们同意不在法律文件中明确写出中国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而发达国家成员同意“以灵活务实的态度解决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实际上的谈判结果,就是中国承诺遵守规则、履行义务,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过渡期和相应的权利,从而充分体现了三项原则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