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死只当睡着了

【人物介绍】

杨子春，男，1948年出生于北京，现为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国家一级演员，广东省曲艺家协会主席，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原“一团火”演出队队长，十三次荣立三等功。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陈祥蕉 实习生 赵青

被称作“文艺轻骑兵”的广州军区“一团火”演出队，起步于上个世纪70年代。那时的杨子春还很年轻，是这支深受群众喜爱的文艺队伍的顶梁柱。就是这个9岁辍学习艺、当过工人、上过战场的杨子春，将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和精力都献给了“一团火”；就是这个把“累死只当睡着了”当信条的杨子春，收了6名徒弟，用毕生所学培养艺术的承继人。

杨子春说：就算是现在，“一团火”演出队也从不计较演出场地，他自己就曾经一天演出三四场，每场演十几个节目，“累死只当睡着了”。他觉得一切都值得。他说他有时候打的，司机不要钱，说自己当时是战士，现在复员了，对杨子春的表演有印象。有一次买家具，老板也说不要钱，“您为我们演出过，我认识您。”杨子春说重点不是钱，重点是自己的演出走进了战士的心里。

杨子春和夫人史琳曾经出版过曲艺作品的合辑《南国花正红》，他说现在正在筹备第二本，叫《南国花更红》。虽然年近六十的杨子春不再随“一团火”演出队演出，但他对曲艺的热爱就像南国的一团火，温暖着他深爱着的部队官兵们。

学艺路：逃难异乡 辍学习艺

老北京天桥一带曾被称作“穷人的天堂”。那里聚集着各种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杨子春就成长在那里。杨子春父亲杨吉瑞是河北白洋淀的农民，1953年河北平原发大水，带全家逃难到了北京。杨子春9岁的时候，当老师一再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点名催他缴学费时，他决定辍学跟着父亲学艺。无奈之下，父亲答应了他的请求。从此杨子春开始了他的曲艺生涯。

文革期间，杨子春转到工厂做起了工人，他说他喜欢工厂的环境、喜欢和工人们在一起，但更喜欢当兵，喜欢集体生活。杨子春21岁参军到了部队，因为有一技之长，喜欢弹弹唱唱，打快板，部队需要这样的人，就特别培养他，使他从一个连家信都写不好的人，成为一名军人作家。后来杨子春想回北京，部队不愿失去人才，迟迟不肯放人。慢慢地，杨子春也想通了，就留在了广东。

原来还担心北方曲艺在广东演出有语言障碍，但扎下根后，杨子春发现广东的包容性很强。后来事业也发展得很顺利，很受群众喜爱，他也很喜欢粤曲，虽然听不懂，但“艺术是相通的”。就这样，天桥成长起来的艺人在广东越走越远，越走越顺利。

为艺被火烧：我付出了

1966年的冬天，为了在12月26日为毛主席庆生，在工厂当工人的杨子春，被工会安排届时表演节目说快板。因为原来的快板破旧了，杨子春一口气跑到通州买了副新快板。回到工厂，工人都下班了，只剩他一个人。杨子春听说新的快板用油炸一炸，会又好看声音又脆，于是他脱掉棉袄，只穿着毛衣，把电炉子插上之后，放上脸盆，里面有现成的油。杨子春虽然是工人，却不知道脸盆里的油看上去是机油，实际上里面有汽油。

等脸盆里的油热得冒泡时，杨子春把竹板像炸油条一样送进脸盆里，油嘭一声立马起火了，周围都是纸，杨子春情急之下，用手去“拽”火，“火苗子往东边吹，我就往西边拽”。由于缺乏相应的常识，杨子春将烧红了的脸盆端出来一扣，一个大火球把他打出了个跟头。后来杨子春回忆，他所在的工厂是德国建的军厂，防火设施很完善，事发地点的旁边就有玻璃匣子，里面有电钮，有火情的话，只要将玻璃匣子砸碎摁下电钮，本厂就有消防队。他却因为爱面子不敢砸碎，怕工厂的工人责怪。

后来杨子春没能出现在表演台上，只能在家里面养伤，这场火把他的脸和手都烧了，他自己说当时“像个鬼一样”，后来脸上整个掉了个壳，而手上的伤疤直到现在还能隐隐约约得看到。虽然没能为主席庆生，但杨子春觉得他为主席的生日付出了。

铁汉柔情：我软起来比女孩还软

在工厂的生活越来越稳定的时候，杨子春决定去当兵，因为杨子春从小就有军旅情结，小时候看过全军汇演，看到台上的演员穿着军装精神抖擞，杨子春渴望自己也能穿上军装。“一个男人，不当兵是一辈子的遗憾。”但入伍当兵，意味着杨子春的月收入从6.5元减到6元，从经济上帮不了家里了。杨子春知道父亲一定不同意，所以瞒着父亲报名，体检，直到入伍通知书下来，不得不告诉父亲，知道真相的老父亲转过身，对着墙流下了眼泪。在杨子春的记忆里，父亲无论遇到多难的事，从来没有在人前掉过一滴眼泪。但父亲最终还是转过身对杨子春说：你走吧，家里人勒勒裤腰带，日子也能过。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的时候，杨子春的军旅情结再次发挥了作用，打了三次报告，现学射击，拆卸，才被允许去前线打十八公里。在去的路上杨子春提心吊胆，越接近广西越害怕。他回忆说在前线接受炮弹的洗礼时，“炮弹在脑瓜顶上飞，子弹在耳边响，确实是谁也想不起来，就只想着：我不能死。”前线之外，他还要审俘虏，领导让他站在俘虏旁边，因为他个子大，扛着冲锋枪，站在旁边有震慑作用。除此之外，他还要负责掩埋烈士。他说这对他触动很大，让他看淡了名利。后来的日子，只要他去广西演出，都要去烈士陵园为那些生命默哀。有时情到深处，还会落泪。他说：“我这人硬起来比什么都硬，软起来比女孩子还软。”

不忘师恩收六徒 传尽所学飨社会

“一个人能成才，方方面面帮助你的人都是师傅，都不能忘了。” 杨子春文学师从刘学智，单弦师从马聚全，西河大鼓师从刘田利，相声师从常宝华，快板书师从梁厚民，音乐师从于林青、天津著名的艺术人张剑平。另一个就是父亲杨吉瑞对他的启蒙教育。

不忘师恩的杨子春将自己的所学都教给了自己的6个子女或者说徒弟。但这其中，除了女儿杨蔓是杨子春和夫人收养的之外，其他5个都是亲戚的孩子。

杨子春45岁的时候，春节期间，妹妹的儿子逗笑和逗乐来广东过年，亲戚鼓动孩子们跟着杨子春学曲艺。这样一来，北京的亲戚们都把孩子送来了，“外甥都教，我们这姓杨的怎么能不教。”老家白洋淀，杨平杨倩都来了，心软的杨子春和夫人就这样有了6个子女。用杨子春的话说：“来就来吧，一不小心弄了6个。”

最早登堂拜师的一对小兄弟，艺名叫逗笑、逗乐。逗笑原名揭熙，出生于1985年2月27日，是杨子春妹妹的儿子；逗乐原名王磊，出生于1984年7月22日，是史琳妹妹的儿子。

两个儿子如今在广东的曲艺道路也很顺利，曾经接到过姜昆老师抛来的“橄榄枝”，但“他们爱广东，爱部队”，杨子春说从七八岁就带着他们在广东生活学习表演，两个小伙子都陷入军旅情怀里了。

杨子春的4个女儿依次是：杨婷、杨倩、杨蔓、杨苗。他简称其为“4个小杨”。4个小姐妹，几年前先后到了杨家，一边读书，一边学曲艺。

因为都是亲戚的孩子，杨子春教育他们格外严格。他认为男孩子该打就打，该疼就疼。“打是疼，骂是爱。”两男孩吃的苦比较多，女孩子都不怎么打，杨子春偶尔会罚她们下腰，难受得她们“眼泪把擦，鼻涕把擦的”。

杨子春虽然既是父亲又是师傅，他觉得也从孩子们身上学了很多，比如杨蔓小时候一边上学一边当兵，回家跟杨子春表演自己学的粤语绕口令“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

杨子春说：“用粤语念起来像鸡叫一样，特别好玩，她们年轻人的绕口令，让我肯定想不到。”

由于孩子们自小在广东学习，都能说一口流利的粤语，有时候，他们会在杨子春面前用粤语叽叽喳喳地讲话，每当这时，不会说也不会听粤语的杨子春就会装听不见，他说“特别相信孩子们，他们决不会在背后说我们的坏话。”

爱的告白：妻子是我的“底座”

杨子春的夫人史琳被杨子春称为“底座”。底座是一个杂技术语，当两个杂技演员表演对手顶，上面的人叫“尖子”，下面的就叫“底座”。“底座”脚踏实地，好像只是个力气活。其实，“根基不牢，地动山摇。”。“史琳就是我们家的‘底座’。这个家离了我行，离了她不行。”说到夫人史琳，杨子春总是不吝溢美之词。

“我是她的队长，搭档，战友，算日久生情吧。”杨子春说自己和史琳的结合很合适，无论是做人方面，还是看问题的角度都很一致，所以从台上一直合作到今天。

在问到和夫人在生活中的摩擦时，杨子春说和夫人在金钱上物质上没有争执，夫人很孝顺，给全家树了孝敬老人的榜样，心很细。杨子春说，过去年轻感觉不到，现在自己出门，一阵一阵地觉得缺点什么东西，不太适应。过去好面子，不爱说对夫人的感情和自己内心的感受。现在会跟夫人表达自己了，夫人却觉得不像我说的话。他说自己感情的表达让夫人很激动。“本来女人就喜欢听好话，尤其是这好话特别恰如其分的话，她忘不掉。”夫人说这五六年你怎么变脾气了，变得爱表达感情了。

杨子春也忍不住爆料：妻子累的时候也有牢骚。家里人口多，一卷卫生纸呼噜噜一天就没了；一块肥皂，三天就成片儿了。卫生纸一买就是一摞一摞的，买菜也是，像集体伙食一样，“连扛带什么的”。这些都需要妻子史琳一手打理。杨子春还学起妻子的原话“你看，我招谁了我。”每当这时，杨子春说他会倒一杯白开水或者一杯茶，也不说话，直接端给妻子。夫妻间的理解和尊重都在这一杯茶里。

杨子春曾跟妻子史琳开玩笑：“我根本不爱你，过去我都是假的”，杨子春说他当时说得太真了，妻子误以为真，伤心地直问：“是真的吗？”杨子春还逼真地“演”下去：“我骗你干嘛，我就是不爱你。”他说当时妻子就急了，拿出二锅头开始喝。他这才说了老实话，“我太喜欢你了”。杨子春还不忘调侃妻子“酒也白喝了。”

除了是生活中的一对夫妇，两人还是艺术事业的搭档，谈到妻子的艺术风格，他说两个人很互补，他在传统艺术上功夫扎实，妻子改革意识很强，非常现代，喜欢动脑子。

杨子春说：“她像一杯酒，我要品她，她跟着我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在大的事情上，纯粹是地地道道地做到了志同道合四个字，没有分过心，没有动摇过。一回想起来，觉得身边有个好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