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邀请专家全面解读广东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和取得的经验
采写:羊城晚报记者 邓琼
解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邱捷
羊城晚报社、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合办
总结篇
专题策划:刘海陵 陈心宇
稿件统筹:林海利 孙璇 林兆均 邓琼
辛亥百年倏忽而过,记述到此,我们已在专家的指引下,和读者一起领略了那场大革命在南粤大地上留下的道道印记。从1895年10月那场胎死腹中的“广州起义”,到1911年11月9日广东脱离清政府正式宣告“光复”,16年间,广东从革命策源地转变为当时中国政治改革和革命的中心。在中华历史的大舞台上,广东也由此承载了越来越多的期待与希望。
在具体的事件和人物专题陆续展开之后,更多读者希望从整体上了解广东在辛亥革命中“所处地位、所起作用及所受影响到底是什么”。为此,羊城晚报邀请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邱捷做了总括式的解答,同时也为羊城晚报“穿越百年———辛亥革命与广东”系列报道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第一枪”到底何处打响?
解读:不同革命阶段的多个“第一枪”都值得纪念
羊城晚报:在纪念“辛亥百年”的热潮中,不时有人将武汉和广州两个城市做比较,两地关于“辛亥革命第一枪到底在哪里打响”这个问题也时有争论。您认为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邱捷:其实这类争论都是在非正式场合中进行。所谓“第一枪”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述,各种说法的着眼点不同,产生争论也不奇怪。我认为,如果从整场辛亥革命运动看,1895年未及发动的广州起义密谋就已经开始了武力革命的实践,而1900年的惠州起义已经打响了很多枪。在惠州起义前,兴中会也支持、参与了某些会党起义,只是如何开枪没有详细的史料记载。
羊城晚报:如果从革命高潮到来的1911年看呢?
邱捷:那可以说,黄花岗起义打响了迎来革命高潮的第一枪。这场起义以后,革命形势就如孙中山所说的那样“怒涛排壑,不可遏抑”。到10月10日,武昌的新军发动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总爆发的第一枪,几个月内全国响应,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1912年1月1日成立,清皇朝很快也宣告覆灭。在这个过程中,武昌起义的枪声当然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在1895年广州没有打响的“那一枪”开启了辛亥革命运动,“黄花岗起义”的第一枪迎来了革命的高潮,同样值得纪念。
孙中山为何被叫“孙大炮”?
解读:估计是恶意攻击,或者是民众调侃,但孙中山是脚踏实地的伟大革命家
羊城晚报:近来,随着一些史实的持续披露,人们对于孙中山先生的认识也更加多元。当年,曾有人称呼他为“孙大炮”,个中含义褒贬不一,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看呢?
邱捷:确实,以往国民党有把孙中山“神化”的倾向。今天,我们虽然非常崇敬中山先生,但也可以很客观地来认识理解这个历史人物。你提到的那个外号,来源已无法考证,我估计是来自敌对者的恶意攻击。
孙中山并不是没有脱离实际的地方,但总的来看,他是一位脚踏实地、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如果他只会讲空话、吹牛皮,那又怎能领导一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革命运动呢?当年一些人跟着这样称呼,可能同社会上甚至革命党内一部分人认为孙中山“理想太高”有关。例如,孙中山提出修20万里铁路,甚至在新疆、西藏修铁路,在当时看来无异神话。但换到今天来看,他的眼光又真是很远大,而且,其具体实施方案也还有不少值得肯定的东西。
还有一点,广东人有一种很特别的幽默感,近代以来经常会流传一些调侃名人的话。还有,当年孙中山并不是古代的皇上,一些民众说他“大炮”,也不会惹上“大不敬”的罪名。
广州新军起义为何未燎原?
解读:既有发动工作方面原因,也有革命高潮时机未成熟原因
羊城晚报:广州的新军也曾经在1910年春起义,但为何不能像武昌起义取得胜利并引发全国的响应呢?
邱捷:古今中外的起义都不可能有百分百的必胜把握,很多也是冒险发难。史料记载,1910年庚戌广州新军起义前,官兵中已有3000多人加入了同盟会。但因为偶发事件,起义没有按计划提前发动,而起义的首领倪映典在战斗中被诱杀,所以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我们应该承认,武汉革命党人在新军的发动工作,做得比同盟会南方支部细致和扎实。
羊城晚报:除此之外,是否两次起义所处的革命形势也不一样呢?
邱捷:确实是这样。1910年广州新军庚戌起义的时候,全国多数地方还相对平静,革命高潮时机尚未成熟。但到了1911年,继清朝镇压国会请愿运动后,国内已先后发生了“黄花岗起义”、清廷宣布“铁路国有”、“皇族内阁”成立、四川“保路运动大风潮”等事件,全国人民对清王朝的愤怒已如火山爆发,清朝的统治秩序已经完全打乱。所以武昌起义一成功,很快就全国响应,清廷顾此失彼,革命党人因而在湖北地区站稳了脚跟,而全国的革命浪潮也终于不可遏抑。
广东光复为何“姗姗来迟”?
解读:前期多次失败削弱了革命力量,同时广东又是当局防范的重点
羊城晚报:广东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为什么在南方省份中“光复”却较晚?广东光复的过程比较和平,你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邱捷:广东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在很长时间内又是起义的主战场。但经过多次失败后,革命力量受到很大的损失,特别是在新军中,革命党人的力量减弱得很严重。而清朝又把广东作为防范的重点,省内清军两支主力部队———李准、龙济光所部基本没有受到革命的影响,也没有受到打击,实力仍比较强大。而革命党人的行动也跟不上形势,南方支部的负责人胡汉民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差不多20天后才赶到香港统一部署。这些因素,使广州光复晚于南方多数省份。
羊城晚报:那广东的光复是否有不同于别省的特点?
邱捷:是的,与别省相比有很大不同:广东光复主要不靠新军的起义(其时广东新军主力远离广州),也没有立宪派掌握的咨议局的功劳(只有个别咨议局议员参与),更没有依赖清朝高官的转向(清朝高官对局势完全失控,交权出于无奈,交权后即逃走)。广州的和平光复可说是多种力量博弈的结果。
广东军政府怎样建“模范省”?
解读:广东军政府是当时最能代表辛亥革命原则与精神的省级政权
羊城晚报: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全国各省成立了一批军政府。广东军政府是否属于较有声色的一个?这一时期广东军政府的治理对于后来广东起到了怎样的影响?
邱捷:从1911年11月9日广东“和平光复”,到1913年8月广东“二次革命”失败,广东在同盟会-国民党治理之下。如果说,南京临时政府是代表了辛亥革命原则与精神的中央政府,那么,在广州的广东军政府则是最能代表辛亥革命原则与精神的省级政权。
胡汉民为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胡汉民赴南京任总统府秘书长期间曾代理都督)的广东军政府,其重要人物还有广阳军务处督办朱执信、财政司长廖仲恺、警察厅长陈景华等一批最接近孙中山的同盟会员。他们的共同努力,使得广东军政府在历史上具备了许多值得重视的特征。比如说广东军政府从省级到县级,完全由革命党人掌握权力,基本由同盟会员担任,其他省份立宪派、旧官僚掌握实权的情况,在广东基本上不存在。留用的旧官员、旧军官,根本不能挑战同盟会的领导地位。
羊城晚报:广东军政府在民主共和政治的推行方面,也有许多大胆尝试。
邱捷:是的,以胡汉民为首的广东军政府,真心诚意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们希望按照孙中山的思想,把广东建设成一个“模范省”。为此,颁布了不少维护民主共和的新法令,甚至还为实施“平均地权”做第一步准备。它们在教育、文化等方面也采取了不少反对专制、宣传民主,以及移风易俗的措施,如禁烟、禁赌,废止除孔庙以外的各种“与民国无取焉”的祠庙;下令拆毁清朝官绅住宅祠堂标榜官衔功名的牌匾、旗杆;还有“禁神诞、禁烧衣、禁打醮、捉喃巫……禁妓馆、禁瞽姬、禁沙艇宿客、禁紫洞艇不得留人过夜……禁卖阴骘文、禁学堂拜孔子”等等。革命党人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强化居民对共和制度的认同,培养居民新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观念。
1912年4月底,已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回到阔别17年的故乡广东,受到热烈的欢迎。他在广州逗留了近一个月,频繁会见各界代表,发表演说宣传平均地权的主张,希望发展实业,改善民生;他还在广州发表《通告粤中父老昆弟书》,宣布自己对广东抱有无穷的希望,要把广东首先建设成为一个“模范省”。
辛亥革命给广东带来什么?
解读:带给广东辉煌的历史篇章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未来可以发挥巨大而独特的作用
羊城晚报:辛亥革命有没有给广东带来什么独特的影响?我们今天谈辛亥革命,除了史实的还原和追索,最值得今人铭记或汲取的是什么?
邱捷:作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和主要战场,这场革命对广东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古代,广东尽管在经济发展、对外交流等方面地位很重要,但对中华民族历史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并不算多。平常说广州是“三朝古都”(南越、南汉、南明绍武),但这三朝都是对全国影响不大的小朝廷。近代以后,特别是发生了辛亥革命运动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孙中山的时代”的几十年间,广东是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革命的中心,广东发生的重大事件,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命运,关系到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而孙中山也成为对中华民族历史影响和贡献最大的岭南人。
民国以后孙中山和他的党仍一再把广州作为革命政府的所在地,也正是在广东人民的支持下,孙中山得以先后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为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维护“真正的民主共和”,与南北军阀奋战。在此期间,广东一直是新思想传播的中心地区之一,在新的历史时期,又成为革命的新策源地。
作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和主战场,是广东历史辉煌的篇章,是值得我们世世代代珍惜铭记的精神财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运动开始时提出的“振兴中华”的伟大号召,今天已经部分实现,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广东无疑应该而且可以发挥巨大而独特的作用。
邓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