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风苦雨新村梦戛然而止

　　在河南大学任教时的王拱璧

“王拱璧——将‘乌托邦’移植中原大地”系列

5□首席记者 姚伟 文图

PREFACE

引子

所有关于王拱璧新村建设的叙述和研究，都是戛然而止，没有过渡，没有转折，没有收束。就像那种因大风暴、因海啸或其他突如其来的大灾难而突然消失的古城，这个“新村”存在六七年之后，突然一夜之间覆灭。

造成其毁灭的，只不过是几百个乌合的土匪。在土匪如毛、风雨如磐的中原，王拱璧苦心经营的安宁港湾，恍如一个小小的盆景，美好而脆弱，又如一个美梦，快意一时却终归要醒来。

“新村主义”传入中国之初，这种乌托邦思潮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李大钊、周作人等人以巨大的热情鼓吹，而胡适、陈独秀则对这种热情很不以为然，毫不留情地泼冷水。后者更脚踏实地。陈独秀直言新村运动“想除去社会上恶的一部分，好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其实都是妄想”。胡适主张积极加入政府，参与实际的政治操作，以此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他认为“新村主义”不过是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不满现实，却无可奈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

当时一些杂志曾组织关于“新村主义”的专题讨论，批判之声也很强烈：“粪土上决计不能盖造一所花园！”奉劝“力谋新村实现的诸君应做的一件大事——毁灭旧社会，不然新村终归是理想的，与实际的改造无干”。

周作人倡导“新村”的一大用意，其实就是为了避免暴力革命，他深刻预感到社会即将大变，但不希望通过武力斗争，而“希望以一种温和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依靠一种不流血非暴力，焕发每个人内心的善来解决社会的积弊”。“新村主义”理想，与他渴望的这种方式契合，因此极力追捧。在周作人看来，新村的理想，简单地说就是人的生活，既在集体中互助，又承认和尊重个人的独立性，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却又完全发展自己个性”，通过劳动中的共同协作来实现“人的生活”，进而实现对社会的和平渐进的改造。

进入实际操作层面的王拱璧，不得不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调和，青年村的建设，理想主义色彩较淡，但青年公学“以劳动、健康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带有鲜明的“新村主义”痕迹，他的新村建设，本质仍是理想主义者的乌托邦。

约四十年后，王拱璧回忆往事，不得不承认当年“不少事的确是硬干傻干”，是“知其不可为而为”，最终必然归于失败。

尽管如此，王拱璧苦心孤诣挽救农村危机的尝试，仍是值得敬佩之举。他富于开创性的实践，也为随后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时至今日，还有人把他视为新农村建设的先驱、“大学生村官”的榜样。

土匪浇灭理想之火

1925年冬，青年村的新村建设成效日显，但周围环境却日益恶化，“四乡益乱，兵匪混杂，日夜横行，袭城破寨，日有听闻”。青年村虽未遭劫，但因交通阻断，人心浮动，对青年公学和新村建设影响极大。到年终，青年公学部分外地教员辞职离去。

第二年初春，王拱璧不得不前往开封聘请新教员，但人们都担心农村很不安全，不愿前往。奔走了十多天，王拱璧才聘请到三四个新教员，春季勉强得以开学。

开学后，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赵叔愚、陶行知来函，力邀王拱璧南游会谈农村教育问题。

这个时候，地方自治和乡村建设渐成热门问题，众多社会组织将注意力转向农村，出现不同的实验类型。较早进行新村建设的青年村，更成为关注和探讨的目标。陶行知等人因此邀请王拱璧前去交流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经验。

接到来函之时，青年公学事务基本稳住，王拱璧决定接受邀请，前往江南一游。

对于青年村所走的道路和取得的成就，王拱璧颇为自负，他曾与友人评说当时兴起的各种乡村建设类型，认为晏阳初的“定县平教区”不过是贩卖美式生活，江友鱼们的“善人桥新村”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巧开心”，河北“翟城村自治”更是封建秩序的维护者。

来到南京后，王拱璧考察了南京燕子矶小学、栖霞山乡师范及附小和善人桥等处的“新村”，认为均未触及农村的政治、经济制度，不足以与青年村并论。

在与赵叔愚、陶行知会谈时，王拱璧对其拟在南京近郊做农教实验的设想，也给予尖锐批评：“农教实验，应选择具有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典型的真正农村去做。否则，就不能真正解决农教问题。因为教育是要结合生产、生活的，而都市近郊人们的生产、生活，一般都是城市化了的。”

双方话不投机，意见格格不入，因此王拱璧没在南京久驻，即应好友任白涛之邀，前往杭州游览。

这一年，王拱璧已40岁，却仍是狂生本色，心高气傲，说话太满，做事不留余地。

或许正是这样的性格，让他有种难得的锐气，让他凭着这股锐气，在匪患丛生的偏僻乡间倾家办学，苦苦坚持。但不久之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成为王拱璧一生最惨痛的记忆。

在杭州期间，王拱璧得知家乡股匪群起，势力强大，为害甚巨，旋即结束旅程，返回青年村。只见村民日夜惶惶，青年公学中学部学生大减。当时村保卫团只有20支枪，几个联村武器都是大刀长矛，区县虽已联防，遇到大股土匪皆自顾不暇。王拱璧预感不妙，当即召集村委开会，决定预作人口、财务转移打算。

1926年9月16日黎明，灾难骤然发生。当地著名的大土匪头袁瑛、金魁彬合股袭击青年村，村保卫团仓促迎敌，并放求救号炮。土匪初战不利，退居村西高坡，召唤更多人马增援。随后数百名土匪分四路进攻，又分路堵截各村援兵。保卫团寡不敌众，渐渐不支，被土匪突进村内。幸得联村民团冒死破围，与青年村保卫团会合，打开东南大路，护出大部妇孺，向砖桥镇撤退。上午九点，土匪进村掳掠，随后纵火焚烧。

这次灾难极其惨烈。保卫团副团长王俊德等六人阵亡，村民及寄居的妇孺二十余人被杀，两名青年公学女生被土匪掳走，两天后才被放回。村中房屋被烧数百间，财产损失难以计算……

王拱璧的老母亲已年近七十，又是小脚，没能走远，只好躲在村外坟地，正好被土匪撞见，一土匪举枪要打死她，幸而另一土匪说是老婆子算了吧，才侥幸保住性命。

土匪走后，老人独自回村，发现家中库房烈火熊熊，住房则刚刚起火，她一手提半桶水，一手抓住窗棂上房将火扑灭。火灭后，她却无力下来，等到家人回来，才把她救下。

外出谋职遥助青年公学

这次无妄之灾，对王拱璧打击极大。多年后他回忆往事，还深深自责：“痛定思痛，恍如一枕梦呓！不成熟的苦瓜，是自种自吃，何怨！何尤……不过，村校竟至遭此重大劫难，真使我愧恨众生！”

灾难过后，王拱璧在砖桥镇设立村、校临时办事处，办理抚恤、医疗、安置难民等事宜。随后成立复村、复校委员会，村民推举王拱璧、张铁生等八人为委员，王拱璧即草拟复村、复校计划。

此时，王拱璧的二弟王黄石、三弟王陵南皆在开封任教，自匪患日剧，多次来信劝他们前往开封。听到村中遭此大难，王黄石专程回家接母亲。母亲担忧王拱璧安危，切盼他离乡暂避，王拱璧劝母亲先走，但母亲坚持一家同行。王拱璧的妻子见他经此祸乱，心力交瘁，也力主暂到开封休养。平生倔强的王拱璧，此时精神已近崩溃，他听从了家人劝告，盘桓了一个多月，把村事、校事交付清楚，就随家人前往开封。

初到开封，王拱璧暂住三弟王陵南家，几个月无法恢复元气，“终日是病，是痛，是忏悔”，只觉“茫茫中原，群魔乱舞，不见一线光明……”

1927年6月，北伐军打到开封，王拱璧的精神有所振作，先后出任《河南民报》总编，建设厅《建设周刊》社主任，河南大学副教授、教授。

一年多后，青年村、青年公学派代表张铁生等四人前来开封，请他回村返校，“情意殷殷，三日不去”。当时王拱璧正与林伯襄等人忙于营救被捕入狱的青年公学学生、共产党员马腾霞、刘济生等人，没有答应青年村的请求，只同意遥领青年公学校长，在经济和人事上支持他们。

实际上，王拱璧经受打击之后，内心大约已放弃新村梦，这是他没有再次回村的根本原因。

此后十年，王拱璧先在开封任教，后出任汝南、淮阳契税局长。不管在哪里，他都一直在践行自己的诺言，兼任青年公学校长，用自己的薪水资助学校，也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学校募集捐款、引进师资。

抗战后期，王拱璧再度回到故乡，继续他的乡村教育生涯，直到解放后学校被收归公有。

王拱璧的新村实验已过去80多年，回顾那段历史，研究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他“开了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先河”，“推动了1925年~1935年间以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教育’试验运动”。

虽然他的新村建设只持续了七年就被迫中断，但正如李大钊评述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试验时所说的那样：“这个试验，无论成功与失败，在人类的精神里，终能留下很大的痕影，永久不能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