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 台湾导演谢雨辰返乡记

1984年，台湾导演谢雨辰秘密回归大陆。1987年台湾戒严令解除后，台湾亲友问他，你在台湾拍电影，不偷不抢又不从政，为什么冒这么大风险来大陆？你什么时候加入的共产党？其实，谢雨辰从未加入共产党，却一生被影响。

台湾孩子眼中共产党

谢雨辰最初对中共的印象，来自台湾光复那一年。那是1945年10月，那一年，他6岁。

那时，他与家人住在台湾苗栗。父亲谢锦传从收音机里听到台湾光复的消息时，欣喜若狂，历时两个月，带着10个孩子一路走亲戚，传播这个好消息。

谢氏家族来自广东梅县，一百多年前迁徙来台，至谢雨辰，已是第11代人。母亲家族来自福建漳州。“我们的祖辈父辈一直盼望哪天能回来，到唐山（祖国大陆）去看一看。”谢雨辰说。

在一些台湾人的记忆里，唐朝代表中国最强盛的时候，大陆的山比台湾的山巍峨高大，所以祖国谓之“唐山”。

他们看着军容整齐的日本败军离去，等来一支丝毫不见胜利之相的破败军队，衣着褴褛，满面疲惫，还扛着大锅。

“第一次看，虽然有强烈爱国心，但很失望。”谢雨辰说，“而且他们军纪败坏。我们从楼上往下看，水果摊、凉茶摊，部队伸手就吃喝。这些人怎么这样？”

不久，谢雨辰16岁的堂哥从他工作的苗栗糖厂被国民党抓走，再也没有回来，后来知道是死在台北一所军事监狱里。“抓走的理由是，参加读书班。我叔叔还反驳说，读书有什么不好。宪兵对他说：那是共产党！”从此，共产党在谢家人心里投射下阴影。

1946年，谢父在高雄开了一家东海贸易行，将台湾的水泥、糖、盐、樟脑等运往厦门。全家从苗栗迁到高雄。

后来，父亲因生意难以为继，关掉店面带家人重回苗栗，开了一个照相器材行。器材行附近总有一个卖救国奖券的小摊贩，后来才知道，那其实是国民党派来监视他的。“我父亲气死了，当场摔东西骂人，从此与国民党势不两立。”谢雨辰说，“这些对台湾人伤害很深，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

谢雨辰记得，有一次，他从学校放学回家，赶上下暴雨被淋得满身湿透。父亲一个人喝着闷酒，以几乎是哀号的声音，绝望地对谢雨辰说：“孩子，爸这辈子是回不去唐山了，你还小，长大了有机会一定要回去哦！”

谢雨辰一直很好奇，“唐山”是什么样，“青面獠牙”的共产党是什么样。

1953年，上初三的谢雨辰常常去一个要好的同学家里帮他补习英文。这个同学的父母常常往来于台湾和日本之间。每次他们一走，两个中学生便大白天放下窗帘，把收音机从客厅拿到狭小封闭的厨房，秘密收听大陆广播。“既害怕又好奇，紧张得满头冒大汗。印象里都是女播音员，声音很亢奋，播一些‘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之类。当时正是韩战尾声。”

约法三章

1964年，26岁的谢雨辰踏入电影行当那一年，听说了大陆的原子弹爆炸的消息。

“之前美国情报机构已经侦查出来，中国要试爆原子弹。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是ABC，就是生在台湾，在美国长大的，他父亲是蒋夫人的警卫，叫邢林清。他悄悄告诉我说共产党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谢雨辰对记者说，“我特别震惊，中国人也有原子弹了！就这点特别能激起台湾人的民族爱国心。”

但谢雨辰真正萌生回大陆之意，要到1979年了。那时，他正在香港宣传他的新电影《大游侠》。

当年，台湾当局对于居民去香港仍有着异常严格的管制。但是，对电影人却给了额外的便利。

当时，谢雨辰常在香港复制电影拷贝，这样就能算作台湾和香港合作电影，以免在不承认台湾的国家发行时，遇到障碍。他的影片也经常需要在香港进行宣传，所以身为电影人的谢雨辰，常常有机会进入香港这块集结了各种复杂政治势力的敏感地带。

去香港前，需要与台湾行政院新闻局“约法三章”。

“其中一条是绝对不能与左翼人士来往，比如，《文汇报》《大公报》等左翼报刊，凤凰、长城等左翼电影公司。”谢雨辰回忆，“还有一条，不能去由大陆出资经营的国货公司，比如香港裕华国货公司，那里卖从大陆来的人参、茅台、泸州老窖、枸杞子等。当局规定买卖就是资匪、通敌。”

就在那一年，谢雨辰在香港的报纸上看到了全国人大于当年元旦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称：“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中国国防部长徐向前同时发表声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谢雨辰内心有一种隐约看到希望的感动。停止炮击，更是让他感慨万分。

借道香港

“找个机会去大陆出出外景吧！”自1979年后，谢雨辰常常这么开玩笑似地对朋友潘耀坤说。

潘耀坤是香港有名的武术指导，曾指导过胡金铨导演的经典武侠影片《侠女》。文革结束之后，他常回大陆，对大陆情况颇为了解。谢雨辰和潘耀坤常有合作，交情很好。1983年10月，谢雨辰正在美国拍电影《华埠风云》的外景，突然接到潘耀坤的电话。潘在电话里十分认真地问他，之前说的话是否算数，谢雨辰说算数。

“他就跟新华社香港分社联系，那边让他弄一份介绍材料，由新华社直接递到中共中央统战部。”

谢雨辰在电话里口述，潘用脑子强行记忆，再转述给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联络人，由他们落笔写成介绍信递到北京，这样以免留下证据落到台湾情报人员手里。

“大概就讲了我为什么想要回大陆，表达了我回去的诚意。也介绍了一些我在台湾的导演工作。”谢雨辰1974年开始做电影导演后，已导演过30余部商业电影。

经过潘耀坤的穿针引线，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谢雨辰作出决定，冒险带全家回大陆。谢雨辰告诉记者，当时所有接洽都是由潘耀坤出面。可惜潘已去世，其间的故事已无法了解。

此时，谢雨辰的太太张金凤仍在台湾，怕电话被监听，潘耀坤直接去了台湾与她联络。

张金凤听到消息没有觉得太惊讶。丈夫曾多次与她在深夜里长谈，谈到离开台湾、离开国民党腐败统治的可能性。她也是谢雨辰事业上的拍档，常在他的影片中担任制片人。张金凤开始行动。

1984年1月，谢雨辰结束了美国外景地的拍摄，回到香港。因为签证很快过期，不能住饭店，只能住在私人小旅店里，足不出户，苦等妻儿来港。

一直到3月中旬，张金凤才带着大女儿谢伊华、儿子谢天翔和小女儿谢伊雯，随旅行团抵达香港。他们本来要从香港转机去新加坡。

谢雨辰与潘耀坤正在机场外候着。

张金凤记得那天一家人在机场团聚时，香港春雨绵绵。他们离开时，机场内正在广播催促他们登机的消息。

回归

谢雨辰一家住进了位于香港皇后大道的新华社香港分社招待所。

香港分社负责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姓陈的大姐。“她说，谢先生，我们在这里苦等了你好几个月，我们知道你1月份已经进入香港，但马上你又消失掉，我们找遍香港的饭店都没找到你。我说我香港的签证已经到期了，要保证万无一失。她说，I understand。”至今谢雨辰仍记得她不那么地道的英语发音。

在新华社招待所，谢雨辰向几个仍蒙在鼓里的孩子摊了牌，告诉他们从此将在大陆生活。

说服工作持续了一周。虽然时代不同了，但几个孩子所受的反共教育并没有任何改变。16岁的大女儿谢伊华是台北华岗艺校舞蹈班的优等生，之前，大陆曾有一位大提琴家到台湾各个学校控诉文革，因此，在三个孩子中，她对大陆的抗拒最强烈。她曾偷了护照要回台湾，只是因为找不到回程的机票才没有走成。

1984年3月19日，谢雨辰携妻儿从香港至广州，21日一大早乘机抵达北京。

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消息，称“台湾著名电影导演谢雨辰一家到北京定居”。 5月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宴请谢雨辰一家，参加的还有统战部顾问平杰三、文化部部长朱穆之、顾问司徒慧敏等。

谢雨辰回国后，被安排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任导演。北影厂每年的拍电影指标只有12个，但额外批给了他每年一部影片的指标。他太太张金凤任剧组的制片主任。

1985年，谢雨辰在大陆的第一部电影《夜行货车》开拍，影片共发行400多部拷贝，至今保持着大陆电影单片发行量的最高纪录。之后，谢雨辰陆续拍摄了《望春风》《烈火恩怨》等影片，票房不菲。1988年起，他连续担任了第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2011年，谢雨辰的小女儿谢伊雯随民革中央访问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亲自接待。26年前的1985年，正是在宋楚瑜担任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局长期间，台湾影业同业公会做出决定，因谢雨辰夫妇“通匪”，禁止其影片入台。

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