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永炎
朱华烈士有一则记述鲁迅演讲的日记，其中写道：“我只记得那年他到师大操场演讲，在风沙弥漫中那囚徒样的脸孔，……苦涩地吐着壮烈的语句。”他在中院礼堂（最大教室）前院台阶演讲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要斗争，要使这个小孩子血淋淋地诞生。”（《沛县民政志》，１９８５年编印）
这段记述，使我们仿佛置身演讲现场，瞻仰着先生那斗士的风貌，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与感动。特别是在“中院”那一句演讲词，号召人们，要坚定地与黑暗世界斗争，去迎接新中国“这个小孩子”的诞生。这是鲁迅秉持“立人”思想而在呼吁“真的人”的诞生。
鲁迅不是演讲家。他的演讲，不是名人的侃谈，不是学问的指点，更不是政客蛊惑人心的连篇谎言。他的演讲只是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深思和批判。鲁迅的演讲，如同他的文章，意在谋求救治旧中国的疗效，从不作无病呻吟。他认为演讲就应该面责情真，坦荡直陈，“硬要我去，自然也可以的，但须任凭我说一点我所要说的话，否则，我宁可一声不响，算是死尸。”（《海上通讯》）厦门大学的校长认为学生应当埋头读书，而鲁迅却认为应该留心世事。校长在演讲前请鲁迅先生吃饭，意图明显不过，但鲁迅登台演讲，说的仍然是“世界是傻子的世界”，“聪明人不能做事，因为他想来想去，终于什么也做不成。”校长是尊孔的，鲁迅却仍然要讲自己的“‘少读中国书’主义”。也有时，鲁迅执意只讲学问，不讲“政治”。陕西军阀刘镇华趁鲁迅在西安讲学，特邀他为下级军官演讲一次，意在让鲁迅为自己的“政绩”作一番鼓吹，鲁迅的回答却是：“我向士兵讲是可以的，但是我要讲的题目仍然是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这就是鲁迅，鲁迅演讲的魅力，绝不只是一个“口才”问题。
鲁迅的大多数演讲，都可以看作是一个有风骨的勇士的自白，一个捍卫自由道德的文学家的教诲。同时，在他看来，五四之后的旧中国亟须启蒙，让理性之光照亮被蒙昧的心智，让年轻人知道真实的历史。有许多我们熟知的名言就出自他的演讲词中，“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在思想禁锢的时代，鲁迅的并不高亢却坚强有力的强音，是穿透历史、映照古今的民族的强音，他的文章已经使关在“铁屋子”里的人猛醒，他的演讲，又无疑是为无声的中国的呼吁和呐喊。他的演讲，使众青年人在思想上精神上受到先生人格的感化，暗暗地勉励自己，鞭策自己，将先生冷冰冰的坚忍苦斗的精神当作做人的鹄的；使他们跟着先生对事理的斗争而斗争，跟着先生热爱的大众而热爱。
鲁迅不是那种滔滔不绝的演讲者。他从来反对故发奇论以哗众取宠，贬损他人以自抬身价。他以特有的幽默引来听者的笑声，自己却不笑，有如他的文章一样沉静；他的演讲常常引来暴风雨般的掌声，他自己却依然平静地讲着。“鲁迅先生的讲演态度中是找不到一点手比脚划的煽动和激昂的。他的低弱的绍兴口音，平静而清明，不急促，不故作高昂，却夹着幽默，充盈着力量，像冬天的不紧不慢的哨子风，刮得那么透彻，挑动了每根心弦上的爱憎，使蛰伏虫豸们更觉无地自容。”（林曦《鲁迅在群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