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年轻时所作的第一首诗，竟写出了他日后的英雄失路之悲

苏东坡

一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苏轼的第一首诗，应该是《郭纶》。

公元1059 年，苏轼与苏辙这两位大宋王朝的新科进士，回乡为母亲程夫人丁忧三年之后，在秋凉时节，带着两位年轻的媳妇，走水路返回汴京。过嘉州时，在落日苍茫的渡口，苏轼抬眼就看到了郭纶。

那时的郭纶逆光而坐，默数着河流中的船只。苏轼看到了他粗硬的轮廓，却想象不出蛰伏在那轮廓里的巨大能量，更不曾见过他身边那匹瘦弱的青白快马，曾像闪电一样驰过瀚海大漠。这位从前的英雄，曾在河西一带无人不识。那名声不是浪得的，定川寨一战，当西夏的军队自地平线上压过来时，人们看到郭纶迎着敌军的方向冲去，用手里的丈八蛇矛，在敌酋的脖子上戳出了一个血窟窿，让对手的满腔热血，喷溅成一片刺眼的血雾。这般的勇猛，没有在西域的流沙与尘埃中湮没，却被一心媾和的朝廷一再抹杀。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范仲淹写下著名的《岳阳楼记》那一年，宋夏签订和平协议，战争结束了，英雄失去了价值，郭纶于是骑上他的青白马，挎上曾经让敌军胆寒的弓箭，孤孤单单地踏上远行的路。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到四川来的，更不知道下一步要去哪里，只是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与苏轼迎面相遇。

于是，年轻的苏轼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河西猛士无人识，

日暮津亭阅过船。

路人但觉骢马瘦，

不知铁槊大如椽。

因言西方久不战，

截发愿作万骑先。

我当凭轼与寓目，

看君飞矢集蛮毡。

几百年后，编修《四库全书》的纪晓岚读到这首诗，淡然一笑，说：“写出英雄失路之感。”

是美人，就会迟暮；是英雄，就有末路。这是世界的规律。

只是他（她）们还是美人或英雄的时候，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年轻的苏轼在那一天就看到了自己的劫数，只不过那时的他，刚刚见识到这个世界的壮阔无边，他的内心深处，正风云激荡，还来不及收纳这般的苍凉与虚无，更不会意识到，郭纶的命运，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命运，而是所有人的命运。苏轼从故乡奔向帝国的中心，又被飞速旋转的政治甩向深不可知的荒野，王朝为他预置的命运，几乎与郭纶别无二致。他一生的主题，并不是如何报效他的朝廷，而是如何与自己的命运对抗。

夜色压下来，吞没了郭纶的身体。他的脸隐在黑暗中，滔滔的江水中，他听不见苏轼的窃窃私语。

二

公元1056 年，宋朝的春天，苏轼平生第一次离开自己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故乡眉州，自阆中上终南山，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走上褒斜谷迂回曲折、高悬天际的古栈道，经大散关进入关中，再向东进入河洛平原，前去汴京参加科考。

第二年，苏轼、苏辙参加了礼部初试，主考官的名字，叫欧阳修。

第一次听说欧阳修的名字，苏轼还是七八岁的孩子，刚刚开始入天庆观北极院的私塾读书。有一次，有一位先生从京师来，对范仲淹、欧阳修这些人的文学及品行大加赞赏，苏轼听了，就好奇地问：“你说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先生不屑地说：“童子何用知之！”意思是小孩子知道这些干什么？没想到苏轼用稚嫩的声音反驳道：“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这样的睿智的语言，出自小儿之口，令在场的人惊愕不已。

那个参与修撰《新唐书》的欧阳修，当时是大宋帝国的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也是北宋文坛的第二位领袖（对此，后面还会讲到）。今天的故宫博物院，还收藏着他的多帧墨稿，最有名的，就是《灼艾帖》了。这幅字，书法端庄劲秀，既露锋芒又顿挫有力，黄庭坚评价：“于笔中用力，乃是古人法。”

那时，北宋文坛的空虚造作、奇诡艰涩的文风已让欧阳修忍无可忍。在他看来，那些华丽而空洞的词藻，就像是一座装饰华美的坟墓，埋葬了文学的生机。刚好在这个时候，他读到了苏轼、苏辙的试卷，他们文风之质朴、立论之深邃刷新了欧阳修的目光，让他拍案叫绝。他自己看不够，还拿给同辈传看。只不过，欧阳修以为如此漂亮的文章，只有自己的学生曾巩才写得出来，出于避嫌的考虑，他把原本列入首卷的文章，改列为二卷。

苏轼因此名列第二。

接下来的殿试中，章衡第一，苏轼第二，曾巩第三，苏辙第五。

宋代开国之初，立志打造一个文治国家，世代君主，莫不好学，而执政大臣，也无一不是科第出身，以学问相尚，把宋朝锻造为一个文明烂熟的文化大帝国。

宋朝的科举，朝廷扩大了录取的名额，使它远远超过了唐代，平民阶层在社会阶层中上行的概率，也远远高于唐代。唐代“事前请托”，也就是考生把自己的诗文进呈给考官以自我推荐的做法也被杜绝了，代之以糊名制度，就是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这使得像苏轼这样没有家世背景的读书人能够更公平地为政府所用。如钱穆先生所说，“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苏轼、苏辙、张载、吕惠卿，都是在嘉祐二年（公元1057 年）由欧阳修主持的那次考试中及第的，但也造成了欧阳修的那次误会。

欧阳修就这样在试卷上认识了苏轼。很久以后，他对自己的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还说：“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

苏氏兄弟的才华，挑动了欧阳修与张方平的爱才之心，使这两位朝廷上的死对头，步调一致地荐举这对年轻人。但他们掌控不了苏轼的命运，朝廷政治如同一个迅速转动的骰子，没有逻辑可言，而它的每一次停止，都会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与荣辱。

三

有人说，苏轼的困境，来自小人的包围。

所以，苏轼要“突围”。

这固然不假，在苏轼的政治生涯里，从来没有摆脱过小人的围困。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残存的《文官图》泥质壁画上，宋代官僚的样貌，比戏曲舞台上更加真实。在历朝历代，官场都是培养小人的温床，不仅苏轼，像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这些中央领导，也都不能摆脱小人的纠缠。指望官员都是正人君子，未免太不切实际了，而将苏轼仕途的枯荣归因于他人的道德，不能算错，但至少是不完整的，甚至失之肤浅。

实际上，奠定了苏轼一生政治悲剧的，非但不是小人，相反是一位高士。

那就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敌——王安石。

苏轼与王安石的冲突，似乎是命中注定。

他们谁也躲不开。

当时的宋朝，虽承平日久，外表华丽，但内部的溃烂，却早已成了定局。早在十多年前，王安石就曾写下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痛陈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正是这纸万言书，一举奠定了王安石后来的政治地位。

宋神宗赵顼是在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即位的，第二年改年号为熙宁元年。四月里的一个早晨，宋神宗召请王安石入朝。那个早上，汴京的宫殿像往常一样安静，46 岁的王安石踩着在夜里飘进宫墙的飞花，脚下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我猜想，那时的王安石，表情沉静似水，内心一定波澜起伏，因为大宋王朝的命运，就将在这个早上发生转折。他尽可能维持着均匀的步点，穿越巨大的宫殿广场，走进垂拱殿时，额头已经漾起一层微汗。在空荡的大殿中站定，跪叩之后，仰头与宋神宗年轻清澈的目光相遇。那一年，宋神宗19 岁，庄严华丽的龙袍掩不住他身体里的欲望与冲动。他问王安石：“朕治理天下，要先从哪里入手？”王安石神色不乱，答曰：“选择治术为先。”宋神宗问：“卿以为唐太宗如何？”王安石答：“陛下当法尧舜，唐太宗又算得了什么呢？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后来的效法者不了解这些，以为高不可及罢了。”宋神宗说：“你是在责备朕了，不过，朕扪心自问，不愿辜负卿意，卿可全力辅佐朕，你我君臣同济此道。”

自那一天起，年轻的宋神宗就把所有的信任给了王安石，几乎罢免了所有的反对派，包括吕公著、程颢、杨绘、刘挚等。于是有了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

四

王安石是一位高调的理想主义者，日本讲坛社出版的《中国的历史》称他为“伟大的改革设计师”，并评价“王安石变法”是“滴水不漏的严密的制度设计”，认为“其基础是对于《周礼》等儒教经典的独到的深刻理解。在以相传为周代的各种政治制度和财政机构为模范的基础上，他结合宋代的社会现实构筑的各种新法，是唐宋变革期最为华丽的改革。”还说：“如果新法政策能够得到长久继承，那我们是否可以想象，中国社会也可能同西洋的历史一样，就那样顺势跨入近代社会。”

王安石的书法，在宋徽宗时代就入了宫廷收藏。《宣和书谱》形容他的书法“美而不夭饶，秀而不枯瘁，自是一世翰墨之英雄”。 这份自信与强健，正与他本人一样。他的字，今天所存甚少。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卷，叫《过从帖》（即《奏见帖》）；上海博物馆也有一卷，叫《首楞严经旨要》，只不过写这字时，他已归隐钟山。

苏轼初出茅庐（官居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却站在反对王安石的行列里。他不是反对变法，而是反对王安石的急躁冒进和党同伐异。《宋史》说王安石“果于自用”。他的这份刚愎，不仅在于他不听反对意见，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在于他不屑于从“庆历新政”的失败中汲取教训，甚至范仲淹当年曾想办一所学校，以培养改革干部，这样的想法，王安石都没有，王安石的过度自信，由此可见。因此，他领导的改革，就注定不会比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有更好的结果。

苏轼知道，无论多么优美的纸上设计，在这块土地上都会变得丑陋不堪——惠及贫苦农民的“青苗法”，终于变成盘剥农民的手段，而募役法，本意是让百姓以赋税代兵役，使人民免受兵役之苦，但在实际操作中，又为各级官吏搜刮民财提供了堂皇的借口，每人每户出钱的多寡，根本没有客观的标准，而全凭地方官吏一句话。王安石心目中的美意良法，等于把血淋淋的割肉刀，递到各级贪官污吏的手中。

苏轼深知这变法带来的恶果。但此时的宋神宗，面对一个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朝局，急于做出改变，他对文彦博说：“天下敝事甚多，不可不革。”宋神宗的急切、王安石的独断，让关心政局的苏轼陷入深深的忧虑。

苏轼敏锐地意识到，目今正是一个危险而黑暗的时代。那时的他，纵然有宋神宗赏识，却毕竟人微言轻。他可以明哲保身，但他是个任性的人，明知是以卵击石，却仍忍不住要发声。熙宁三年（公元1070 年），天子御试，不考诗赋，专考策论，目的是广征言路。那次考试，苏轼是考官，吕惠卿是主考官。

然而当时的举子，别的没有学会，迎合上级却已是行家里手，他们知道当朝皇帝和宰相都是主张变法的，所以在考卷中，他们个个声言变法的伟大，以媚时君。最出格的，要数一个名叫叶祖洽的邵武考生，他在策略中说：“祖宗法度，苟且因循，陛下当与忠智豪杰之臣合谋而鼎新之。”苏轼、宋敏求两位考官都主张将此卷黜落，没想到主考官吕惠卿，将叶祖洽的马屁考卷擢为第一。

这让苏轼大为光火，上书警告皇上说：“自今以往，相师成风，虽直言之科，亦无敢以直言进者。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非复诗赋策论迭兴迭废之比也。”

说过这些话，苏轼还没有过瘾，索性借用这一次的考题，写了一篇《拟进士对御试策》，一针见血地指出：

古之为医者，聆音察色，洞视五脏。则其治疾也，有剖胸决脾，洗濯胃肾之变。苟无其术，不敢行其事。今无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纵绳墨以慕古人，则是未能察脉而欲试华佗之方，其异于操刀而杀人者几希矣！ 

宋神宗声色不动，不满20 岁，就已经有了帝王的风范，沉稳而不骄矜。他把苏轼的策论交给王安石。王安石看了，说，苏轼才华很高，但路子不正，因为在官场上不能如意，才会发表这样的歪理邪说。

宋神宗还是有主见的。放下苏轼的上书，他决定立刻召见苏轼。

那是熙宁四年（公元1071 年）正月。

垂拱殿里，他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苏轼。

那一年，苏轼34 岁。

宋神宗说：“朝廷变法，得失安在？哪怕是朕个人的过失，你也可坦白指陈，无须避讳。”

苏轼深知自己人微言轻，但皇帝的此次召见，说明他的上疏正在发生作用，或许，这是扭转帝国危局的一次机会。所以，他丝毫没有准备闪躲。他说：“陛下有天纵之才，文武兼备，然而当下改革，不怕不明智，不怕不勤政，不怕不决断，只怕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所以，还以从容一些、安静一些为好，观察效果之后，再作处置。”

宋神宗听后，陷入长久的沉默。

苏轼进一步说：“一切政治制度和法律的变革，都应该因应时势而逐渐推行。生活与风俗变化于先，法律制度革新于后。宛如江河流转，假如用强力来控制它，只能适得其反。”

那一次，面对神宗，苏轼说出了憋闷已久的话。他说得痛快，宋神宗静静地聆听着，一直没有打断他。等苏轼说完，宋神宗才略微沉吟了一下，表情温和地说：“卿之言论，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之官员，皆当为朕深思治乱，不要有所隐瞒。”

宋神宗的召见，让苏轼看到了希望。他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他把这件事说给朋友听。但他还是太年轻，太缺乏城府，如此重大的事件，怎能向他人述说？宋神宗召见苏轼，就这样被他自己走漏了风声，而且，这风声必然会传到王安石的耳朵里，让他有所警觉，有所准备。

召见苏轼后，宋神宗也的确感觉苏轼是个人才，有意起用他，作起居注官。那是一个几乎与皇帝朝夕相处的职位，对皇帝的影响，也会更大。但王安石早有准备，才阻此事成功，任命苏轼到开封府，做了推官，希望这些吃喝拉撒的行政事务，捆住苏轼的手脚。

但苏轼没有忘记帝国的危机。二月里， 苏轼写了长达三千四百余字的《上神宗皇帝书》。

苏轼后来对好友，也是欧阳修的门生晁端彦说：“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

他的命运，也因此急转直下。

本文摘自《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祝勇 著，浦睿文化20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