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场东西文化之争

　　保守派期刊《东方杂志》

　　和《新青年》齐名的新派期刊《每周评论》

　　梁漱溟代表作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陈独秀

　　杜亚泉

梁漱溟

■ 郑大华

两派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三：一是东西文化差异的性质，新文化派认为是“古今之别”，而东方文化派认为是“中外之异”；二是新旧文化的关系，新文化派主张“弃旧图新”，而东方文化派主张“新旧杂揉”；三是中国文化的出路，新文化派主张“文化取代”，而东方文化派主张“中西调和”。从学理上分析，新文化派和东方文化派的主张都是正确与错误并存。分开来看，它们构成悖论，又互为补充，形成辩证的统一。

“五四”前后， 以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和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围绕东西文化问题展开过一场大的争论。

“古今之别”与“中外之异”

东西文化存在着差异，这是新文化派和东方文化派都承认的事实，但这种差异的性质何在，他们的认识又大相径庭。

新文化派中首先把东西文化说成是“古今之别”的大概是陈独秀。１９１５年他在《法兰西与近世文明》一文中，依据进化理论把人类的文明史划分为古代和近代两个时期，并从其思想的特质上对此作了说明：“古代文明，语其大要，不外宗教以止残杀，法禁以制黔首，文学以扬神武。”“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继陈独秀之后，胡适也对东西文化的时代性差异的性质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指出，东西文化的差异是“时间上、空间上的一种程度的差异”，是发展速度的差异，是“古今之别”，已“赶上了几步”的西方文化进入了近代，而东方的中国和印度文明仍停滞在古代时期。

对于新文化派把东西文化之差异的性质说成是“古今之别”的观点，东方文化派是不赞成的。１９１６年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认为“西洋社会为动的社会，我国社会为静的社会。由动的社会，发生动的文明，由静的社会，发生静的文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第二、第三章《如何是东方化》《如何是西方化》，主要讲的也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问题。他认为，西方文化走的是意欲“向前面要求”的第一文化路向，中国走的是“对于自己的意欲变换调和持中”的第二文化路向；印度文化走的是“反身向后面去要求”的第三文化路向。这三种不同的文化路向导致了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根本精神”的不同或根本差异。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源就在于它们是“一中一外”，中国的落后不是由于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走得慢，少走了几十里路，而是他走的不是与西方同一条文化路向。

实际上，新文化派和东方文化派所说的“古今之别”与“中外之异”，指涉的是文化的时代性和文化的民族性。从文化的时代性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在性质上是古代、特别是封建时代的文化，而西方近代文化是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它们是一古一今，在时代性上后者比前者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就文化的民族性来考察，中西文化体现的是两种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彼此并无高下优劣之分。

“弃旧图新”与“新旧杂糅”

在新文化派看来，“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文化也”。而这两种文化的性质“极端相反”，如果认为新者为适，那么就必须排斥旧者，反之亦然。据此，新文化派从今胜于古、新胜于旧的进化观出发，主张“破旧立新”或“弃旧图新”。

与新文化派的这种看法相反，东方文化派则反对将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与新旧文化等同起来。他们认为新旧概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涵义因时、因地和内容的变化而异，“昨以为新，今日则旧”。譬如，戊戌时期，“主张仿效西洋文明者为新，而以固守中国习惯者为旧”，但欧战之后，时移势异，西洋现代文明破绽百出，西方劳动人民正在谋创新的文明，“则不能不以主张创造未来文明为新，以主张维持现代文明为旧”，与此相联系，在中西文化关系上，“则不能不以主张刷新中国固有文明贡献于世界者为新；而主张革除中国固有文明同化于西洋者为旧”。而且人们对新旧看法也各不相同，有的人视之为新的东西，在另一些人的眼里可能是旧的。“现在我们所谓新思想，在欧洲许多已经陈旧，被人驳得个水流花落。”东方文化派只主张“新旧杂糅”、“新旧调和”，而反对新文化派的“弃旧图新“。

由于新文化派和东方文化派都对文化的变革与继承的辩证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因此，他们对传统文化都不能持正确的态度。

“文化取代”与“中西调和”

在新文化派看来，既然中国文化是“古”文化、“旧”文化，西方文化是“今”文化、“新”文化，而“今”又胜于“古”、“新”又胜于“旧”，“古”“今”“新”“旧”不能调和，那么，中国文化的唯一出路只能是以西方的“今”文化、“新”文化来取代中国的“古”文化“旧”文化。将这一意思表述得最清楚不过的是陈独秀如下的这段话：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迁就。若是决计守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不必白费金钱派什么留学生，办什么学校，来研究西洋学问。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

对于新文化派以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的主张，东方文化派是不赞成的。钱智修认为：新文化派不问其本体之短长，而惟以隶属洋籍者为长，甚至欲废本国文字，而用英语为世界语，以为可歼除旧学之根株，容纳世界之新。其结果不惟吾国旧学，不能因其与欧美世系不同，遽科以族灭之刑。即以容纳新学论，亦未为得当。

东方文化派认为，中西文化是“中外之异”，类型之别，彼此难分优劣，不存在谁取代谁的可能，更何况它们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而且这种长短又正好互补，因此，中国文化的出路只能是“一面开新，一面复旧”，取西方文化之长，补中国文化之短，实现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为主体的中西文化的折中调和。

必须承认，新文化派的以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的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及其意义，应该给予积极的肯定。东方文化派不加分析地对它一概否定是不正确的，不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但就理论本身而言，新文化派的“文化取代”论又极其错误，因为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文化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体。

首先，从时代性来看，我们承认西方近代文化比中国传统文化进步，承认中国有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但这不能得出必须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的结论。第一，时代性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有的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有的反映的是被统治阶级的愿望，有的反映的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共同要求……既然时代性是多方面的，那么，我们在学习西方近代文化和变革中国固有文化时，就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第二，时代性与民族性共存于一体之中，必然会打上民族性的烙印，表现为特定时代的文化所具有的民族特色。因此，我们在引进西方文化时必须使它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成为民族新文化的一部分。

其次，就民族性而言，各民族文化，就其自身所形成的特质或赖以整合的模式机制而言，具有同等的价值，根本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如果说新文化派以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的主张在理论上是错误的，那么，东方文化派实现中西文化互补调和的主张在抽象原则上则可成立，因为不同民族文化的民族性的确存在着长处和短处，并且可以比较和互相补益。正是通过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取长补短，世界各民族文化才得以共同发展和繁荣。东方文化派实现中西文化互补调和的主张的错误不在抽象原则本身，而在他们对中西文化长处和短处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

郑大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近代史研究所思想研究室主任。

[五四书单]

里程碑性质的文学作品

《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一篇短篇作品，收录在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中，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首发于１９１８年５月１５日４卷５号《新青年》月刊。

《娜拉》

１９１８年６月１５日，《新青年》杂志以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为头阵，加上胡适与罗家伦合译的《娜拉》(即《玩偶之家》)、陶履恭翻译的《国民之敌》(即《国民公敌》)等，排出了雄壮的阵势，刊出了“易卜生专号”。来自挪威勇于寻找自我的娇小女子娜拉被称为“为革命之天使，为社会之警钟”，当作了“民国初年进步男女共同向往的典范”。娜拉一举风行全国，成为妇女解放、思想解放的楷模。

《女神》

１９２１ 年８ 月，郭沫若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它以石破天惊、独到崭新的姿态真正开创了中国自由体新诗的新纪元。《女神》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推翻军阀的革命思想，对新社会的赞歌以及诗歌中包含着的个性解放思想与社会主义因素。

《〈红楼梦〉考证》

《红楼梦辨》

１９２１年３月２７日，胡适初稿完成《〈红楼梦〉考证》，同年１１月１２日修改定稿。书中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红楼梦》由曹雪芹作成前八十回，高鹗续成后四十回；并考证出了曹氏之家世生平：《红楼梦》乃曹雪芹之自传。１９２３年，亚东图书馆出版俞平伯专著《红楼梦辨》。从此百余年的旧红学有了一个重大转向，新红学正式拉开了帷幕。

（李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