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强会秘密成立，积极宣传革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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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重庆进步青年杨沧白和留日学生秘密成立公强会，宣传革命思想，启迪民智；卞鼒创办《重庆日报》，进一步推动新思想传播

《重庆辛亥革命史》

连载⑥

公强会秘密成立，是重庆也是四川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

在日本领事馆学习英日语文时，邹容就与杨庶堪、朱蕴章等人友谊笃厚，杨、朱都是邹容东渡日本的积极支持者。杨庶堪(1881-1942)，字沧白，晚号邠斋，四川巴县人。自幼通读经史子集家著作，博学强记，少年时代就文笔出众，人称“奇材”，曾考取重庆府试第一名，入县学为生员。甲午以后，杨庶堪痛感“国事积弱，胡清窃政”。他深受近代先进思想家“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影响，也入日本领事馆学习英语及西学，以“备游学欧美，充其识量”。因此，尽管他具有相当扎实的旧学功底，很有希望走上读书做官的仕途道路，但他“不欲以科第进取，举孝廉方正亦不应”。在重庆日本领事馆学习时，杨庶堪结识了邹容。邹容虽然比他小四岁，但其蓬勃向上的精神与离经叛道的言行，已远近闻名，许多学生都不敢与邹容接触，而杨庶堪偏偏与邹容一见如故，十分亲近。邹容留日的消息给杨庶堪以鼓舞，他也想与邹容同赴日本，继续共同探索救国之道。但因父母皆老，他又无其他兄弟姊妹，不便远行。转而与同学朱蕴章等人帮助邹容排除阻挠，并从经济上予以资助，使邹容得以冲破束缚，赴日留学。不久，朱蕴章也赴日本考察军政制度。此外，曾中光绪癸巳(1893年)举人，后来担任《渝报》副主笔的梅际郇，以及朱之洪、董鸿词等人，在戊戌以后也逐渐抛弃改良主张，由爱国进而走上了革命道路。

1903年，首批留日的巴县学生陈崇功回到重庆，不久，朱蕴章、童宪章等人也从日本归来。他们在日本结识了不少进步青年，对日本资本主义制度有了更多的了解，特别是受到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熏陶和留日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锻炼。当时，整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处在从爱国到革命的转变之中，各地革命力量正在积聚，纷纷准备成立革命小团体。留在重庆的杨庶堪等人一直在暗中进行活动，等待时机。刚回重庆的留日学生都跃跃欲试，一展抱负。他们的归来，给重庆的进步青年带来了新的信息和新的活力，产生了新的希望。同年，由杨庶堪、梅际郇二人首倡，联合重庆的革命青年，秘密成立了重庆也是四川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公强会。

开办学堂，在茶楼酒肆设讲社，公强会积极宣传革命

公强会以“寻求富国强兵之道为标志，以启迪民智为作用”，“树立革命思想”。会员主要是工商业中的青壮年和知识分子。最先有吴骏英、朱之洪(叔痴)、朱蕴章(必谦)、童宪章(文琴)、董鸿诗、董鸿词、陈崇功、李时俊、胡树楠、江潘等人加入，“均一时俊彦”。他们常会盟于重庆五福宫桂香阁。会中活动通常以会员轮流作东，设酒聚饮为掩护，暗中传阅介绍国内各种新书报，谈论光复大计。1903年，邹容的《革命军》在上海出版，震动了全国，也极大地鼓舞了家乡的进步青年。重庆青年“亦得邹容所草《革命军》，阴相传阅，昌言无忌”。公强会加紧宣传资产阶级新思想，“倡言革命”，使革命排满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一时间“先后加盟于‘公强会’者，日以浸盛”。以公会为核心，逐渐形成了重庆资产阶级革命派。

公强会注意向青年学生灌输革命思想。童宪章、朱蕴章、陈崇公等人又设立了正蒙公塾，让学生广泛阅读新书杂志。在他们的影响下，学生周国荣带头剪除发辫，其余学生也纷纷改长衫为短褂。有的师生还在城中复兴观设半日学堂，在茶楼酒肆设四字讲社，通过教人识字的方式，讲解“国事阽危，人须自救救国的道理”。语言浅显易懂，听者乐而忘倦。“一时盛得市众称许，而茶社酒肆中，寝多谈议时事，甚至嗤毁官吏腐朽贪秽之人矣”。于是引起守旧势力的严重不安，说“正蒙公塾诸生皆革命党”。杨庶堪也常约卞小吾、田心澄、董鸿词、余耀荣等人于朔望之期聚会郊外，或于林园胜处登临眺望，或于荒郊野地踏青漫游，一路“恣谈时政，论其得失，终于非排满革命无以救亡”。遇到行人，杨庶堪、田心澄则用英言对话，其余佯装含笑，路人只当是洋学生在游山玩耍。这种形式当时称为“游想会”。

1904年9月，《重庆日报》创刊发行，为四川第一家日报

重庆的革命派人士对宣传工作是较为重视的。1903年，他们就通过广雅书局前往上海采买新书杂志，并辑录诸报杂志中的新说，汇为《广益丛报》，以树新风，作民气。《广益丛报》由杨庶堪、朱蕴章、吴骏英负责编辑主持。同盟会成立以后，该报公开宣传同盟会的主张，介绍革命党人的斗争事迹。1906年总第118、119号转载了《民报》第四期发表的冯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革命之前途》一文。该文详细介绍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对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也作了扼要介绍，第一次将三民主义在四川公诸报端。在四川近代史上出版发行的各种报刊杂志中，以《广益丛报》历史最长，在传播资产阶级新思想和介绍国内外形势，推动资产阶级运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重庆同盟会组织成立以前的革命宣传，卞鼒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最早将《革命军》、《警世钟》冒险带回四川，并创办了四川第一家日报《重庆日报》。卞鼒，(1872———1908)，字小吾，四川江津人。卞家世代书香，为江津十大封建家族之一。卞鼒性豪爽，喜交游，不畏强权，常揭贪官污吏之劣迹，历任县令对他拒之不可，见之为难，甚为头痛，因此人称“大头摆”。卞鼒“鉴清室专制酷虐，吏贪民散，外侮迭乘，沦胥可痛，遂有种族思想”。他因与重庆的杨庶堪、朱之洪是至交好友，遂来重庆与杨、朱商议开展革命运动大事。杨、朱等人建议他先到北京、上海审视形势，再作行动。他在北京见当道“诸大老皆暮气已深”，“非木偶即汉奸”。转游上海，时值“苏报案”发生，邹容、章太炎下狱。卞鼒三次亲往狱中探望，与邹、章密商革命，认为“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已在密切配合，一致对付革命党人，上海同北京一样，应暂避其锋，而西蜀地处边陲，交通不便，民智未开，大有用武之地。急宜回川图之”。他又与《中外日报》记者汪康年、马君武、谢无量，以及革命党人冯自由、章士钊等人结识，常参加蔡元培、吴稚晖领导的爱国学社每周在张园举行的演讲会，立志反清。

1904年2月，卞鼒在上海秘密购置了《革命军》、《警世钟》、《苏报案纪事》等革命宣传读物数百本，回到重庆。与杨庶堪、朱之洪等人决定办报纸、开学堂、建工厂，以启迪民智，挽救利权。鉴于经费困难，他决心效法陈梦坡捐资接办《苏报》之举，返回江津将祖遗田产全部变卖，得银六千两，用作活动经费。1904年9月，四川第一家日报———《重庆日报》在重庆方家什字麦家院创刊发行。该报针对官府畏惧洋人的心理，聘请了日本人竹川藤太郎为社长，以肖九垓、燕子才、周拱极等为工作人员。创刊之时，日发行量仅500份，及至翌年(1905年)4月，已增至3000多份。成为革命宣传的重要阵地。

1905年2月4日(正月初一)，卞鼒创办的“东文学堂”在黄桷街正式开学。由卞鼒亲自主持授课。“其特色在注重精神教育，一洗奴隶腐败之风。凡来学者，无论学年久暂，皆必使确知国民之责任，完其个人之资格而后已”。该校明确的资产阶级革命倾向，“使人感到与游学外国无异”，被称为“渝中独一无二之学堂”，以至“入学者，已纷纷不一其人”。该校学生淡泽旸、吴礼苍后来留学日本，成了同盟会员。1905年5月31日，卞鼒又在培德堂创办了“女工讲习所”。该所半工半读，既学文化，又学技术。所收学生，“均以放足，服饰亦甚简洁”，一洗数千年来中国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习，使“各学生皆若领悟，大有排愤向学之慨”。此外，他还于1904年创办东华火柴厂，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意向。

正是在卞鼒的推动下，“渝中知己，沪上党人，音书往来，密图组织，势渐膨胀”，“不数月，革命事业大有一日千里之势”。

宣传家庭革命论，《重庆日报》创办人卞鼒被捕

《重庆日报》倡导男女平等，妇女天足，宣传家庭革命论，同时，经常揭露诋斥官吏之贪残秽迹，社论多出于卞鼒之手。清川东道贺纶夔、重庆知府鄂芳对卞恨之入骨，图谋兴文字狱加以陷害。1905年，《重庆日报》转载《苏报》消息，标题是《老妓颐和园之淫行》，指名揭露西太后那拉氏在颐和园筹备祝寿大典的极其骄奢淫逸的罪行。川督锡良认为，《重庆日报》把慈禧太后比为老妓和《苏报》骂光绪为小丑，同样大逆不道。因而设法调走了社长竹川藤太郎，于1905年4月29日清晨，在卞鼒去女工讲习所授课的途中，将他逮捕并查封了《重庆日报》馆。川督锡良命重庆知府将卞鼒解送成都，一关三年。当社长竹川藤太郎离渝，风声日趋紧张之时，一些同志都劝卞鼒暂避一下，卞鼒却说：“章炳麟坐监能避不避，邹容更自愿投案，何等伟大，吾岂能后人，又何惧哉!苟不幸，上可质皇天后土，下可对四万万人民。”表现了坚定的革命意志。在囹圄之中，他又写了《救危血》，《呻吟语》等文章，“皆救亡图存警钟”。四川的同盟会员为营救卞鼒做过许多努力。但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与成都知府兼巡警道高增爵合谋，于1908年6月13日夜将卞鼒戕毙狱中，伤七十三处。群众闻讯莫不义愤填膺，“慨夫满清官府之犴狴黑暗至此，则吾民之憔悴何如哉”。《衡报》在《惨无天日之四川》一文中，愤怒指出：“此等官吏，亦世界所未有”

卞鼒被捕，《重庆日报》被查封，使重庆的革命运动受到暂时挫折。随后东文学堂、女工讲习所、东华火柴厂也停办了。但革命派并没畏缩，他们正酝酿着更大的斗争。

文/周勇

图片/资料图片

朱之洪

孙中山先生赠予朱之洪墨宝。

①《重庆日报》

②《重庆日报》创办人卞鼒卞小吾

③《重庆日报》创刊初期征文启事

④《广益丛报》

③杨庶堪，字沧白

孙中山先生赠予杨庶堪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