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三朝元老”柯西金

《百年潮》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在苏联领导人中，除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外，最为我们所熟知的，恐怕要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了。而最受世人瞩目并载入史册的是，为了缓和中苏之间剑拔弩张的战争气氛，柯西金不远万里专程飞到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史无前例的“机场会见”，并达成两国“总理谅解”。

苏联领导层中的温和派

在苏联领导人中，柯西金与我国领导人直接交往较多，而且态度相对温和，与周恩来总理还有私交。在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他们仍以“同志”相称。

1964年苏联领导人更迭后，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以期改善两国关系。在与苏联新领导会谈中，苏方声称，在苏中关系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丝毫的差别。周恩来严辞以对：既然你们之间没有不同，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呢？访问结束，柯西金到机场送行，在途中他向周恩来解释说：我们与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其职务呢？他还提议，举行苏中两党高级会晤。

据俄罗斯解密档案（会议原始记录稿）记载：在1965年1月14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柯西金力主向中国派党政代表团，商谈改善苏中关系问题，但遭到了米高扬、苏斯洛夫等人的反对，波德戈尔内甚至声称，不能靠“损害我们的威信”来改善对华关系，强调苏共的路线不只是赫鲁晓夫一个人的，“我们也都有份”。勃列日涅夫做出裁决，可以寻求改善对华关系，但要谨慎，不以“让步”为代价；不派党政代表团，但柯西金访问越南途中可在北京停留。最后，柯西金依然表示，派党政代表团访华的问题“还没有完”，苏中之间存有分歧，但他不认为进行谈判就是让步。对赫鲁晓夫所搞的一切似乎都不能动、不能变，他不能同意，实际上“这一切都在发生变化”。

劝解两党停止“论战”受挫

1965年2月，柯西金访问越南路过北京，其主要使命是劝说中国领导人同意停止公开争论。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主动邀请柯西金上他的专车。在开往宾馆的路上，他们两人进行了单独谈话。据苏方陪同人员说，柯西金对这次谈话以及之后举行的正式会谈都很满意，而且对周恩来这位政治家的人品给予极高的评价。第二天早上，柯西金突然提出，要契尔沃年科大使在使馆为周总理举行午宴。使馆厨师匆忙准备了基辅鸡排和奶渣饼两道热菜，大使对上奶渣不太满意，担心中国人吃不惯。没想到，周总理品尝后赞不绝口，说一生中从未吃过这样“稀罕”的美味。从上述细节的侧面也不难看出，两国总理已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

当柯西金从河内回国途中又经停北京时，毛泽东主席会见了他。柯西金提出，希望停止苏中两党之间的公开争论，恢复两国友好关系。毛泽东表示，除非苏联领导承认错误，否则，双方的原则争论还要继续下去。柯西金问：要争论多久？毛泽东答：1万年。柯西金说：太长了吧？毛泽东诙谐地说：看在你的面子上，减少1000年。

据陪同会见的苏方官员回忆，会见结束后，受到“刺激”的柯西金回到使馆一言不发，独自一个人关在“白厅”内呆了半个小时。此后，他意识到：那时的苏中关系是多么的复杂，而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花费多大的努力啊！回到莫斯科后，他在对外谈话中强调，苏中两国在相互关系中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即考虑对方历史发展的特点及民族独立性，相互尊重并考虑民族利益的差异，不要将表达不同意见者视为仇敌。

危急时刻求助周恩来

1966年，中苏两党关系中断，随后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为了“打倒苏修”，首都造反派冲击苏联驻华大使馆，闯入院内搞暴力抗议活动。在千钧一发之际，柯西金直接给周恩来打电话，请求帮助予以制止。周恩来回答说：“好，我将尽力而为。”在周总理的紧急干预下，这场严重外交事件被制止。

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发生过一艘苏联船只在大连港被扣事件，也是应柯西金个人请求，周恩来出面得以妥善处理。

要求与毛泽东通话遭拒

1969年3月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后，中苏两国关系空前紧张，在克里姆林宫的柯西金心急如焚，他想直接与毛泽东主席通电话，谈他对目前苏中关系的看法。出乎意料的是，中南海的女话务员竟把政府专线电话挂断，而且骂了他一通，说“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

有意思的是，最近不少中国网民对此事进行了热议。许多人都对这位女话务员的做法感到“不可思议”，说她太“牛”了，应该受到“处分”。我饶有兴趣地浏览了搜狐网友对《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一书中叙述的这段插曲的评论，对年轻人提出的某些疑问深表理解。对于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来说，那时中苏关系的敌对情绪，确实“匪夷所思”。

珍宝岛事件后，学校组织到苏联驻华使馆门前游行抗议。当时我正在北大读书，我们一路上高喊“打倒苏修”、“打倒新沙皇”、“打倒勃列日涅夫”、“打倒柯西金”的口号。我清楚地记得，在使馆门前的“反修路”两旁，张贴着“绞死勃列日涅夫”、“油炸柯西金”的醒目标语，而且名字上都打了大红叉。这就是当时的实情。不管怎样，作为一名接线员，未经请示就擅自拒接电话是不对的。正因如此，毛泽东获悉后批评说：电话是打给我的，怎么不报告就拒绝了？

关于柯西金与毛泽东通话遭拒的某些细节，俄罗斯方面也有类似披露。时任柯西金翻译的顾达寿在其回忆录《我在中国的生涯》中这样写道：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让他接通北京的电话，说要直接与毛泽东通话。莫斯科与北京的专线电话接通后，中方接线员小姐生硬地说了一句“我不能给你接通这样的电话”，就将电话挂断了。应柯西金的要求，他接连拨了四次电话，都被挂断，而且很不礼貌地说：“我们的毛主席坚决不与苏修坏蛋柯西金通话”。

顾达寿称，他清楚地听见了对方说“坏蛋”——这个中国人用来骂人的词，但他没有如实向柯西金翻译。看得出来，当时柯西金显得“非常懊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