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习生 阳炆杉
从1961年到2004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从83美元猛增到1.4万美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例由1:0.61缩小到了1:0.84。40多年时间,韩国走完了西方国家近百年的工业化道路,步入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轨道,被誉为“汉江奇迹”。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理论部主任李水山认为,锻造“汉江奇迹”,新村运动功不可没。
在1970年代初,韩国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年平均收入水平差距拉大,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严重,农村人口的大量无序迁移等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新村运动应运而生。
因地制宜的“差别式”指导
俗话说,起好步,得一半。
在新村运动之初,韩国政府根据各地区新村运动开展程度,以及村庄原有基础条件的不同,把全国的农村村庄划分为若干类型,选定不同的工作重点,进行“差别式”指导。
韩国把全国农村村庄分为基础村庄、自助村庄和自立村庄三类。
基础村庄为户均储蓄不到1.5万韩元,村庄基金不到50万韩元的村庄。政府的工作重点为改善生活环境,在进村道路建设、屋顶改造、河流治理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提供支援。
而自助村庄的基金超50万韩元、户均储蓄达到1.5万韩元,村庄的工作重点则为农用道路建设、屋顶改造和扩大非农收入。对那些绩效明显的自助村庄,政府在农业结构调整方面重点扶持。
对于村庄基金达到100万韩元、户均储蓄达到2万韩元以上的自立村庄来说,村庄的工作重点转为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和文化、福利设施建设,组织合作化生产并发展非农产业。
此外,韩国政府又逐步引入了自然条件和农业特点的分类标准。把全国的农村划分为山村、中间山村、平原村庄、渔村以及城市近郊村庄,并选择不同的工作重点。
李水山说:“正是韩国政府这种差别化的规划和指导,让各村庄在新村运动初期能扬长避短,第一时间准确定位。这对新村运动的快速发力起到了很好的助推效果。”
从“官主导”向“民主导”转型
新村运动一开始,韩国政府向每个村无偿提供水泥和钢筋,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随后,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补贴和扶持,如免除购置种子、化肥、农机具等生产资金的贷款利息,后来甚至连本带息都免除了。
据统计,从1970—1980年,韩国政府财政累计向新村运动投入2.8万亿韩元,约相当于1972年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
“但实践发现,仅仅是政府主导,并不能真正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我们选择了由‘官主导’向‘民主导’转型,让农民明白新农村建设不是行政强迫,而是创造他们自己的柴米油盐。”韩国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常务副院长丁甲镇说。
1980年代初,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的成立,标志着“民主导”真正落定。该协议会有自己的金融、图书、培训、宣传等社会资源,新村运动的组织、协调、宣传、评价和调研都由这一非政府组织完成。
自“民主导”开始,上什么项目、项目的进度如何,完全由农民自己选择。新村运动的组织实施者是从农民中选出的“指导者”,不具有公务员性质。而之前作为主导角色的政府行政部门,仅执行配合、协调、培训等服务性工作。
丁甲镇介绍,即使是政府认为对农民有益的事情也要先征求农民的意愿,真正让农民成为各项农村建设事业的主体,决不强制推行。因此,新村运动获得了农民的广泛支持。“农民乃至全社会的积极参与是新村运动取得成功的关键。”
让资金流动起来
“让资金在农村流动起来,韩国在这方面是成功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安虎森认为,加速资本流通频率,打开多元融资渠道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选择,新农村金库建设是韩国新村运动的一个标志性内容。
韩国新农村金库是长期生活在某一区域内的农村居民,在相互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为追求居民之间共同利益而自发成立的金融组织。金库由成员共同出资建立,并向急需资金的成员提供低息融资。
这种合作金融组织,最初于1963年出现在韩国的庆尚南道,属于一种纯粹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到1975年韩国新村运动蓬勃发展时,作为促进新村运动的组织机构,韩国政府大力推广了新农村金库建设,新农村金库已不再是单纯的合作金融组织,它还在当地文化、福利等公益事业方面以及农民教育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安虎森说:“尽管韩国的正规金融市场相当发达,但小型企业和农村居民的信誉级别依然很低,无法从正规的金融部门得到贷款,从而形成了农村这一很大的金融市场空白区,而韩国新农村金库正好补上了该空白区,新农村金库也就成了农村居民主要的融资市场。”
数据显示,2008年底,韩国新农村金库的总资产为64万亿韩元,金库数达到1518个,会员数超过了1500万,受益人数达全国人口总量的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