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终于到了，维罗妮卡决定自杀 | 星期天文学

——维罗妮卡决定去死——

（小说摘录）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维罗妮卡决定自杀。这一刻终于到了。她仔细地打扫了修女院的出租屋，关上暖气，刷了牙，躺在床上。

她从床头柜上拿起四盒安眠药，没有把药片碾碎掺进水里，而是一粒接一粒地吞服，这样，意图与行动之间会出现一段长长的距离，在这条通往死亡的道路上，她可以随时反悔。然而每吞下一粒药，她便愈加坚定。五分钟之后，药盒全空了。

她不知道失去意识需要多长时间，因此把一本法国杂志《男人》放在床上。这本当月的杂志刚刚送抵她工作的图书馆。她对信息科学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兴趣，不过在翻阅杂志时，偶然发现了一篇与某种光盘游戏（ CD-ROMS，人们都这么叫）有关的文章。这个游戏是一位巴西作家保罗 ·柯艾略发明的，在联合酒店咖啡厅召开的一次报告会上，她恰好认识了他。两人交换过只言片语，他的出版商曾邀请她共进晚餐。

不过人实在太多，根本无法就任何事情展开深入的探讨。她认识这个作家。这件事让维罗妮卡觉得他成了她世界的一部分，而阅读这篇讲述他工作的文章可以帮助她打发时间。维罗妮卡一边等待着死亡，一边读着这篇信息科学方面的文章，她对这一领域其实丝毫不感兴趣-这与她一生的所作所为也颇为相符，她寻找的都是易如反掌或者唾手可得的东西，就像这本杂志。

出乎意料的是，文章的第一行竟把她从天生的消极中解脱出来（安眠药还未在她的胃里溶化，但维罗妮卡是个天性消极的人），而且，那文字竟然让她平生第一次认为朋友中流行已久的一句话是正确的：“一切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

为什么这行字会出现在她开始死亡的这一刻呢？如果这一切不是巧合，而是隐匿信息的真实存在，那么隐匿在她眼前的信息又是什么呢？

在那个电脑游戏的图片下方，记者用这样一个问句作为文章的开头：“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

没有人知道斯洛文尼亚在哪儿，她想，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可是即便如此，斯洛文尼亚依然存在。它在外，它在内，它在她周围的群山之中，它在她眼前的广场上：斯洛文尼亚是她的祖国。

她把杂志抛到一边。对于完全无视斯洛文尼亚存在的那些人，她已毫无心情愤懑，祖国的荣誉已与她无关。此刻她只为自己骄傲，她终于有能力有勇气放弃生命，这是多么开心的事！而且一切如她所愿：她服下了药片，可以不落痕迹地死去。

维罗妮卡花了差不多六个月才搞到这些药。她本以为永远不可能搞到药，因此甚至考虑过割腕自杀，尽管她知道房间里会到处是血，修女们会手足无措，惊慌不安。自杀时第一个要考虑的是自己，然后才是旁人。她本不想让自己的死给别人添麻烦，但如果割脉是唯一的可能，那她也没有法子。不过，修女们可就得清扫房间，然后再把这桩往事彻底忘掉，不然这房间就没法再租出去了。不管怎样，世界已经处于二十世纪的末尾，却仍有很多人对神鬼之说深信不疑。

当然了，她也可以从卢布尔雅那为数不多的几座高楼上纵身跳下，不过，这会给她的父母带来多少意外的苦楚？女儿的死已经让他们深受打击，又要被人逼着去辨认一具损毁变形的尸体。不，这种死法会给两个一心为她着想的人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简直比流血致死更拙劣一千倍。

女儿的死，他们会慢慢习惯的。但是他们大概忘不了一个摔得稀巴烂的头颅。

开枪、跳楼、自缢，这都不符合她那女人的天性。女人自杀总是选择更罗曼蒂克的死法-就像割脉，或服用过量的安眠药。在这方面，被冷落的王妃或好莱坞女星是极好的榜样。

维罗妮卡知道，生活无非是个等待最佳时机的问题。的确如此：她成天抱怨睡不着觉，两个朋友动了恻隐之心，每人给她弄了两盒药，这药效力强劲，当地夜总会的乐手喜欢服用。维罗妮卡把药在床头柜上放了整整一个星期，她爱上了这渐趋渐进的死亡，并毫无伤感地与这种叫作“生命”的东西作别。

现在，她兴高采烈，因为生命走向了终点；她失魂落魄，因为不知道怎样打发这所剩无几的时间。

她又读起那篇可笑的文章：一篇关于电脑的文章怎么会拿这么愚蠢的句子开头呢？“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

她实在找不到其他有趣的事，因而决定把这篇文章读完。她发现那个游戏原来是在斯洛文尼亚生产的，因为这儿劳动力更廉价。除了当地居民，好像没人知道这个奇怪的国家在哪里。就在几个月前发布这款产品时，法国的生产商还在弗莱德的一个古堡里举行了一场宴会，邀请了全世界的记者。

维罗妮卡记起来，自己听说过那场宴会，那可是城里的大事。古堡被修缮一新，布置得更符合游戏中设置的中世纪场景，而且参加宴会的记者有德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而斯洛文尼亚人却连一张请柬都没有收到，所以本地媒体闹翻了天。

《男人》的撰稿人是第一次来斯洛文尼亚，想必不是他自己掏钱，那段时间，怕是他只顾着逢迎其他记者，说一些自以为有趣的话，在城堡里白吃白喝。他计划写文章时用一个笑话开头，以博自己国家的酸腐文人一笑。而当地风俗如何不堪、斯洛文尼亚妇女的服饰如何难看的不实传闻，想必已然被他在编辑部中大肆宣扬了一番。

那是他的问题。维罗妮卡快死了，她担心的是别的，比如人死之后是否还有生命存在，她的尸体什么时候会被发现，等等。但即便如此，或者正因如此 -她的决定实在是太重大了，那篇文章依然让她觉得不快。

她从修女院的窗户看着卢布尔雅那的小广场。如果他们连斯洛文尼亚都不知道，那卢布尔雅那就更是神秘之境了，她想，就像亚特兰蒂斯①、利莫里亚②，以及其他负载了人类奇思妙想的业已消失的大陆一样。无论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没

①传说中具有高度文明的岛屿，一万八千年前沉入大西洋海底。

②传说中沉入印度洋的一块大陆。

有人写文章时先问珠穆朗玛峰在哪里，哪怕从来没有到过那里。然而在欧洲，一个重要刊物的记者却毫无羞耻地这样发问，因为他清楚大部分读者不知道斯洛文尼亚在哪里。而它的首都卢布尔雅那就更不为人所知了。

就这样，维罗妮卡找到了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十分钟过去了，她的身体机能仍未出现异常。她此生的最后一个行动是给那家杂志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斯洛文尼亚是从过去的南斯拉夫分离出来的五个共和国之一。

这封信将成为她的遗书。而真实死因，她却绝对不会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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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发现她时会断定，她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一份杂志不知道她的祖国在哪里。想到报纸上会争论不休，想到人们会支持或反对她为了捍卫国家荣誉而去自杀的行为，她便不禁偷笑。这么快就改变了主意，她自己也觉得惊讶，几分钟前她的想法还正好相反，觉得世界和其他地理问题与她没有半点关系。

她写好了信。此刻她神清气爽，简直想改变自杀的想法了，不过她已经服了药，想回头也晚了。

从前，她也曾有过这般神清气爽的时刻，之所以自杀，不是因为悲伤、苦楚，或深陷沮丧无法自拔。多少个午后，她曾快乐地漫步在卢布尔雅那的街上，或是从修女院的窗口望着雪花飘扬在小广场上，诗人的雕像正矗立在那里。一次，一个陌生男人在广场中心送了她一束花，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里，她都快乐得仿佛在云端徜徉。

她相信自己是个平凡的人。自杀的决定源自两个简单的理由，她相信如果她肯在遗书中详细说明，很多人会同意她的做法。

第一条理由：生命里的一切均一成不变，一旦青春消逝一切都会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衰老将留下无法逆转的印记，疾病来了，朋友们远去了。终于，活着不会为生命增光添彩，而刚好相反，受苦的可能却大增加。

第二条理由更为哲学：维罗妮卡读报纸也看电视，她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一切都错乱了，而她却无法重整局势，这使她觉得自己很无能。

不久之后，她会经历人生的最后一种体验，这一次应该与过去不同：这是死亡的体验。她写好了那封信，就把那个问题丢在一旁，将心神集中在对于正在活着 -或正在死亡-的人更为重要、更为本质的问题上。

她想象着死亡是什么滋味，但却没有答案。

其实她不用挂在心上，不出几分钟她就会知道了。

可到底需要几分钟呢？

她不清楚。不过她很高兴，因为她将知晓一个所有人都问过的问题的答案：“上帝是否存在？”

与很多人不同，这个问题并没有给她带来太多内心纠葛。旧日的共产主义体制下，官方教育声称生命将以死亡告终，对于这个观点她早已安之若素。但她的父母和祖父母一辈却常去教堂，祈祷、朝圣，虔诚地相信上帝正倾听着他们的话语。

二十四岁，在经历了可能经历的一切之后 -看来可不是乏善可陈！

-维罗妮卡几乎可以确信，死亡将终结一切。

因此她选择了自杀，这是最后的自由，这是永远的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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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她的内心深处，依然潜藏着一个疑问：上帝是否存在？几千年的文明将自杀变成了一种禁忌，一种针对所有宗教规范的抗争：人斗争是为了存活，而不是为了屈服。人类需要繁衍。社会需要劳动力。就算爱情已经不复存在，夫妇二人依然需要一个理由生活在一起。一个国家需要士兵、政要和艺术家。

如果上帝存在 -说真的，我并不相信 -他会明白，人类的理解力是有限的。正是他创造了这片混沌，充斥着贫困、不义、贪念与孤独。他的本意很好，但是结果却不怎么样。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对于想早点离开这个世界的生灵，他应该宽容一点，甚至应该乞求我们的原谅，因为他竟逼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人间。

让禁忌和迷信见鬼去吧！她那位笃信宗教的母亲说：“不管过去、现在和将来，上帝没有不知道的事。”那么，在他把她安放于人间的一刻，他就应该知道，有一天她会自杀而死，因此他不会对她的行为感到震惊。

维罗妮卡开始感到一阵轻微的恶心，这感觉越来越强烈。

不过几分钟，她的注意力便无法集中在窗外的广场上了。她知道现在是冬天，时间大约是下午四点，太阳很快就要落山了。她知道其他的人依然活着。此刻一个小伙子经过她的窗前，看见了她，却一点都没意识到她正准备死去。一个玻利维亚乐队（玻利维亚在哪里？为什么杂志不问这个问题？）正在弗兰策 ·普列舍仁的雕像前演奏。这位伟大的斯洛文尼亚诗人，深深地镌刻在人民的心底。

她还能不能听完这首从广场上传来的曲子呢？这将是她一生的美好记忆：日近黄昏，乐声悠扬，倾诉着世界另一端的梦想，房间温暖而舒适；那个相貌英俊、生气勃勃的小伙子路过这里，停下脚步，面对面地看着她。她知道药效正在发作，他会成为最后一个见过她的人。

他对她微笑。她也报以微笑 -反正她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他向她挥挥手，而她却假装看着其他东西。真是的，这小伙子有些贪心了。他不知所措，只好继续走自己的路，并永远地忘记窗子里的这张脸。

然而维罗妮卡很开心，因为人们再一次渴望着她。她自杀，不是因为失恋，不是因为缺少家庭温暖，不是因为经济问题，也不是因为罹患不治之症。

就在卢布尔雅那的这个美丽的傍晚，玻利维亚乐手正在广场上演奏，一个青年在她窗前走过，而维罗妮卡决定去死。令她开心的是她的眼睛尚能看，耳朵尚能听。更让她开心的是她不需要看着同样的事情发生三十、四十乃至五十年，那样，人生不但了无新意，更会变成一场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悲剧。

此刻她的胃开始翻江倒海，她感到很难受。真好笑！我原以为过量的安眠药会让我迅速入眠的。然而耳边只听到一阵奇怪的嗡嗡声。她想吐。

如果吐了，我就死不了了。

她决心忘记绞痛，全神贯注地等着夜幕迅速降临。她挂念着玻利维亚人和那些关上店门准备回家的人。然而耳中的噪音越来越尖厉，服下安眠药后，维罗妮卡第一次感到了恐惧，一种对未知的极大的恐惧。

但是很快就过去了。随即她便失去了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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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开眼睛时，维罗妮卡并没有想“这应该是天堂吧”。天堂里绝对不会用荧光灯照明，而且这疼痛，这瞬间的疼痛绝对是属于人间的。啊！这人间的疼痛啊！它独一无二，绝不可能与其他东西混淆。

她想动一动，但痛楚加剧了。她眼前出现了很多小小的闪光点，维罗妮卡明白，这些光点不是天堂的星星，而是由极度的痛楚造成的。

“你醒了，”她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你现在双脚踏进了地狱。欢迎你！”

不，不可能。那个声音在骗她。这不是地狱，因为她感到很冷，而且发现自己的嘴和鼻子都插着管子，其中一根一直插到喉咙下面，让她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来。

她想动手拔掉管子，但是胳膊被绑住了。

“我开玩笑呢，这不是地狱。”那声音继续说，“那个地方我可没去过。这儿还比不上那儿呢！这里是维雷特。”

尽管维罗妮卡痛楚难当，喘不上气，但她一下子就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她想自杀，有人来救了她。也许是修女，也许是不期而至的女友，也许是什么人想起来把她落下的东西还给她，而她自己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事实就是，她活了下来，现在人在维雷特。

维雷特颇有名望，是一座令人生畏的疯人收容所，从一九九一年，即国家独立的那一年便开始存在了。那个年代，人们觉得南斯拉夫的分裂将会以和平方式进行（事实上，斯洛文尼亚不过遭遇了十一天的战争），一群欧洲企业家获得允许，在一所因维护费用高昂而废弃的军营旧址上建立一家精神病院。

然而不久之后，战争便开始了：先是克罗地亚，后是波黑。企业家们忧心忡忡：投资人分散在世界各地，有的连名字都不大清楚，这样很难和投资人坐下详谈，求得原谅，请他们再耐心一点。后来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们在精神病院采用了个不值得称道的政策。对于这个刚刚摆脱一种宽容共产主义的年轻国家来说，维雷特便象征着资本主义制度最不好的一点：只要有钱，就可以弄到床位。

很多人因遗产争议（或其他不合宜的行为），希望摆脱某个家庭成员。只要他们付上一笔钱，便会搞到一份医生证明，把制造麻烦的子女或父母关进医院。还有一些人或是欠了钱，或是犯了事儿，可能会坐很长时间的牢，也会在疯人院待上一阵儿，等出来的时候，就不用还钱或坐牢了。

维雷特，没人逃得出去。这里有司法机关和其他医院送来的真正的疯子，也有被人诬陷或装疯卖傻的人。结果是乱成一团，报纸上时不时地爆出丑闻，说医生虐待病人，滥用职权，尽管根本没人获得允许进入疯人院，亲眼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政府调查过这些指控，但没有真凭实据，而且股东威胁说，会让其他人知道外国人在当地投资有多么艰难。因此疯人院一如既往，甚至越来越壮大。

“几个月前，我姨妈自杀了，”那个女人接着说，“整整八年，她不想离开房间一步，胡吃海塞、发胖、抽烟、服安眠药，大部分时间在睡大觉。她有两个女儿，丈夫很爱她。”

维罗妮卡想把头转到声音发出的方向，但没法做到。

“只有一次，我见识了她的反抗，那是在她丈夫找了一情人的时候。她大闹了一场，消瘦了好几斤，家里的碗都被她砸得稀烂。她连着几星期大喊大叫，邻居们都没法睡觉。你可能会觉得这很荒唐，但我觉得这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因为她在为一些东西斗争，她觉得自己充满了活力，能够对抗所有必须面对的挑战。”

这事和我有什么相干？维罗妮卡苦于有口难言，只能心底暗想，我又不是她姨妈，我又没有丈夫！

“她丈夫最终甩了那个情人。”女人接着说，“我姨妈慢慢地回归到了惯性的消极中。一天她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她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她已经戒了烟。而就在同一个礼拜，由于没烟可抽，她加大了安眠药的用量，然后通知大家，她要自杀了。

“没人相信她的话。一天早上，她在电话录音里给我留了一个口信，向我告别，然后开煤气自杀了。这个留言我听了不止一次：我从没听过她这样讲话，语气如此冷静，如此认命。她说自己谈不上很幸福，也谈不上不幸福，正因如此，她再也没法忍受这种生活了。”

维罗妮卡同情这个讲故事的女人，看上去她很想理解姨妈的死因。在一个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活下去的世界里，该怎么评价那些决定去死的人呢？

没人能作出评价。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受的什么苦，或是自己的生活多么没有意义。维罗妮卡想辩解几句，但是插管堵住了她的嘴，让她有点气闷。女人赶过来帮忙。

她看到女人躬下了身子。她的身体绑缚在床上，还插了管子，防止她把自己毁掉。这背离了她的意愿和自由意志。她的头从一侧摇向另一侧，眼睛里写满哀求，希望别人帮她把插管拔掉，让她安安静静地去死。

“你太激动了。”那女人说，“我不知道你究竟是后悔了，还是依然想死。我不关心这个。我只关心一点：我得尽到责任，当病人焦躁不安时，按照规章要求，我得给他打一针镇静剂。 “

维罗妮卡停止了反抗，但护士还是在她的胳膊上打了一针。很快她便回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她没有做梦，唯一记得的是刚刚看见的那张女人的脸：绿色的眼睛，棕色的头发，一种全然冷漠的神情，这属于一些因为不得不做而去做事的人，他们从来不问为什么规章要求这样或那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