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屋庄吉: 为孙中山扶柩的唯一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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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屋庄吉: 为孙中山扶柩的唯一日本人

梅屋庄吉夫妇与孙中山合影。

梅屋庄吉夫妇与孙中山合影。

梅屋庄吉曾外孙女小坂文乃接受采访,讲述梅屋与孙中山的往事。

梅屋庄吉曾外孙女小坂文乃接受采访,讲述梅屋与孙中山的往事。

小坂文乃在一次文物史料展上向观众介绍展品。

小坂文乃在一次文物史料展上向观众介绍展品。

“关于中日结好、亚洲振兴乃至人类的平等之理想,我等英雄所见略同。特别是先生以为实现此理想,须先进行中国革命。如此胆识和热诚令我感动。短暂会晤,已盟誓将来。”

以上是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在孙中山墓前所致的悼词,追忆了两人相遇相识、交换盟约的全过程。二人之间的盟约,一生都未曾改变。

连日来,在广州各大书店均能见到一本热销书——《孙中山与梅屋庄吉——推动辛亥革命的日本人》。许多读者手棒书卷,不禁感叹,原来辛亥革命与日本友人有这么鲜为人知的渊源。

今年夏天,南方日报记者在日本东京与书的作者、梅屋庄吉的曾外孙女小坂文乃女士进行了畅谈,解密尘封的历史。她告诉记者,她是在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鼓励下,写成这本书的。

我们谈话的松本楼,曾是孙中山早年在日本活动时常出入的场所,也是他与宋庆龄度过蜜月时光的地方,如今是一家别有情调的法国餐厅。梅屋庄吉当年为了支持孙中山和中国辛亥革命,几乎耗尽毕生积蓄。

2008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访日时专程到梅屋家族经营的松本楼参观,与梅屋庄吉的后人缅怀梅屋庄吉为中国的辛亥革命所作的贡献。

笔记本记下“我决意参与中国革命”

南方日报:过去梅屋先生和孙中山先生的交往是非常机密的,梅屋先生留下遗言,所有与革命相关的日记信件不能泄露。

小坂文乃:的确,梅屋庄吉在留下的笔记本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基于与孙中山的盟约,决意参与中国革命。与此相关的日记、信件等概不对外泄漏。”一方面,他不想宣扬功劳;另一方面,担心会因此受到某些人围攻。因此,家人在战后一直遵守着梅屋庄吉的遗言。梅屋庄吉留下的日记、与革命志士之间的往来书信、委任状、武器订单及照片等资料,一直被家族小心保存着。

后来,日中邦交正常化使两国关系进入了新时代,我的外祖母——梅屋庄吉的女儿千世子才将这段尘封的历史公开。

南方日报:您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小坂文乃:家里堆放着很多关于梅屋庄吉和孙中山以及辛亥革命的材料,我之前并没有看过。后来,我越来越了解这段历史,但也知道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了解孙中山和梅屋故事的人并不多。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先生鼓励我,要把这些故事展现到世人面前。

宋庆龄女士也曾给我外祖母千世子写信,说:“梅屋庄吉先生和夫人与孙中山先生和我之间的友情的回忆。时间和形势永不能抹掉这段宝贵的友谊,无论什么也不能抹掉它。”

的确,梅屋庄吉没有为后人留下多少财产,不过也许此前很多人都不知道梅屋家族支持过孙中山革命和婚恋。作为后代的我,如果能把这段美好的友情传递给日中两国的人民,让两国的民众感受些许温暖,那正是梅屋庄吉留给我们最丰厚的精神财富。于是,我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前夕,就开始动笔写作。

南方日报:这本书也披露了许多从未公开的史料。

小坂文乃:没错。其中之一就是《梅屋庄吉的女儿千势回忆录》的文章,千势是我的祖母千世子的曾用名。其实,我家有很多尚未整理的资料,足足装满了五个抽屉。我发现了一个茶色信封,里面就是千世子口述的资料。

立下盟约“君若举兵,我以财政相助”

南方日报:梅屋先生和孙中山是如何相识的?

小坂文乃:梅屋出生于1868年,大约14岁时他坐着自己的船去了上海。当时,欧洲列强在上海横行霸道,欺压中国人民,在他的脑海里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后来在香港开照相馆,常有一个英国人光顾,名叫詹姆斯·康德黎。梅屋会和他探讨“为什么中国的土地由你们欧美列强控制,帝国主义为什么在中国为非作歹”等。而康德黎恰好是孙中山在医学院的老师,他介绍了两人相识,当时,孙中山29岁,梅屋27岁。

在和孙中山认识之前,梅屋就是一个商人,几乎没想过人生会与政治有太多关系。可他俩的相识相知,让梅屋的人生增添了新的内容。

南方日报:为了中国革命,梅屋先生几乎倾其所有?

小坂文乃:为了协助孙中山实现理想,梅屋立下盟约:“君若举兵,我以财政相助。”1895年孙中山筹划广州起义前,梅屋曾筹集资金从横滨、新加坡等地购置军械。为了筹备武器,梅屋庄吉也通过个人渠道多方奔走,调度资金。派人到澳门、厦门、新加坡等地,筹集了数百支手枪。但起义因消息泄露而流产,军械被海关扣留,孙中山被迫流亡海外。1900年孙中山筹划发动惠州起义,梅屋在香港出资购买了一批枪支弹药,秘密运往起义地点。梅屋的举动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觉,他被迫关闭了在香港的照相馆,到新加坡开创了新的事业——电影业。

据统计,梅屋投入中国革命的资金难以计数。他可以说是用一辈子的时间和家产,实践着两个男人之间的承诺。当支援革命的日本志士们来中国参加起义时,梅屋都亲手发给他们每人一枚金戒指。那是因为在战乱中,戒指可以换钱活命。

南方日报:梅屋先生还派出了日本的摄影师记录孙中山的革命。

小坂文乃:是的。他还派出摄影师荻屋坚藏到武昌拍摄辛亥革命的胶片和照片。现在人们看到的辛亥革命的镜头,大概很多都出自梅屋派人拍摄的纪录片。影片是希望让孙中山能看到革命的每一个瞬间。

夫妇为孙中山和宋庆龄系牢红线

南方日报:孙中山曾经长期住在梅屋先生的家中?

小坂文乃:在梅屋庄吉位于大久保的宅邸,保护孙中山躲过了官府的监视和刺客的屠刀,孙中山在里面居住了三年。黄兴也曾在这里藏匿过。国民革命的元勋几乎无人没来过这里。

1913年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据日本外交史料馆收藏的监视“孙文动静”的日本警察给警视厅和外务省的报告统计,在流亡的两年时间里,孙中山访梅屋宅9次,梅屋访问孙中山18次,梅屋夫人也单独访问孙中山11次。

南方日报:据说孙中山和宋庆龄1915年结婚的时候,梅屋夫妇还是媒人。

小坂文乃:是啊!梅屋的妻子德子是日本传统女性,总是支持丈夫做的事,很多中国革命者都得到过她的照顾。她也成就了孙中山和宋庆龄的那段佳话。

南方日报:这是一段怎样的佳话?

小坂文乃:在松本楼一楼,还有一台在当时的日本人家里很难见到的钢琴,属于“日本乐器公司”(现在的雅马哈公司)制造的最古老的钢琴之一。这种钢琴,目前日本国内仅存两台,宋庆龄当时用那架钢琴弹奏了贝多芬的《英雄》,以此来表达对革命家孙中山的敬意吧。

那时候,孙中山被魅力四射的宋庆龄深深吸引。他觉得“在自己处于晦暗的人生低谷时,她就是出现在自己面前的鲜艳的近代、未来之色彩。”而对宋庆龄来说,孙中山则是“能够实现中国未来之全部希望的象征”。

宋庆龄父母警觉后,将她叫回国。孙中山很失落,“无法忘记庆龄”。处事干脆的德子拿定了主意,说:“好的,我明白了。不要再烦恼了,交给我来办吧。”她找来曾做过孙中山秘书的陈其美,吩咐他:“你马上去趟上海,见一下庆龄,把孙中山先生的心意转达给她。”于是,宋庆龄冲破阻挠,终于也来到日本,与孙中山从此再也分不开了。

梅屋亲手为孙中山扶柩并筹钱铸像

南方日报:孙中山去世对梅屋先生打击很大?

小坂文乃:的确,他听到噩耗立即致电宋庆龄和孙科,称赞孙中山“乃中国革命之大恩人,世界之伟人”,认为他的去世“不仅使贵国前途未卜,更是日本之不幸”。梅屋写的祭文,很多报纸都刊登了。此后,他继续支持中国革命,并和很多国民党要人有书信往来。

1929年6月1日,北伐成功的国民政府在南京紫金山为孙中山举行了国葬。而梅屋庄吉是唯一一位与宋庆龄、孙科一道扶着孙中山灵柩回南京的日本人。

他还筹钱铸造了4尊孙中山铜像,送往广州黄埔军校等地。其间,由于资金周转出现问题,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借用了女儿千世子的结婚款项。

南方日报:梅屋留下的遗言也专门表明了支持孙中山革命的态度?

小坂文乃:梅屋去世前专门留下遗言:“我所做之事,皆出于我之心,勿为他人所知!”之所以有这个遗言,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日中关系已经恶化,把这些东西给别人看对自己家庭不利,二来这是梅屋个人和孙文的相互约定,没必要说给别人听。

不过,两家人的友情一直在延续着。1978年10月,年过半百的千世子来到北京,与86岁的宋庆龄紧紧相拥,激动不已。1989年,我的父母在东京宪政纪念馆举办展览,首次公开孙中山与梅屋夫妇来往的家传史料,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纷纷把它作为特大新闻加以报道,称梅屋是“鲜为人知的孙中山革命的支持者”。

□人物·梅屋庄吉

梅屋庄吉(1868—1934),日本长崎市西滨町人。出身于富裕家庭,早年经营对外贸易,不成功。1893年后改操摄影业,先后在新加坡、香港开设照相馆。

孙中山先生非常感谢梅屋庄吉夫妇无私的帮助,为了表示感谢,曾在庄吉和服短外褂的背面挥毫写下了“贤母”二字,赞颂梅屋庄吉夫妇像慈母一样不求任何回报地支援中国革命,在各方面像慈母一样悉心照料自己和宋庆龄,饱含了身在异国他乡的孙中山对梅屋庄吉的感激之情。

●“我所做之事,皆出于我之心,勿为他人所知!”

——梅屋去世前专门留下遗言

●“梅屋庄吉先生和夫人与孙中山先生和我之间的友情的回忆。时间和形势永不能抹掉这段宝贵的友谊,无论什么也不能抹掉它。”

——宋庆龄曾给千世子写信

■华侨与辛亥革命

先烈路聚集20多处烈士墓园许多为华侨烈士墓

广州先烈路,是全国唯一一条以先烈命名的道路,长不过3.6公里,两旁却坐落着20多处烈士墓园。这一条短短的先烈路,浓缩了轰轰烈烈的中国近代革命史。

张民达墓、邓荫南墓、兴中会坟场、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每一座墓园都沉睡着一段悲壮的故事。这其中,有许多为华侨烈士墓,他们来自世界各国,为祖居国的未来而捐躯。

全国唯一以“先烈”命名的路

广州先烈路大部分在越秀区,小部分在天河区。建成初期为黄泥路,原名东沙马路,寓意由大东门外至沙河。因中段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192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先烈改为今天的名字,是中国国内唯一以“先烈”命名的道路。

该路全长3.6公里。先烈南路,南端接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陵园内还有叶剑英墓园以及红花岗四烈士墓。路的西侧有兴中会坟场及邓荫南墓。

先烈中路,西侧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史坚如、杨仙逸、潘达微、邓仲元、冯如及越南范鸿泰烈士等人的墓也在内。西侧牛王庙山上有庚戍新军起义烈士墓,东侧靠近广州动物园有张民达墓和华侨五烈士墓。由于早期的革命起义,有许多华侨归国参加,因此这其中就有不少来自北美及东南亚的华侨。据不完全统计,黄花岗72烈士三分之一是华侨,其中,罗仲霍、周华、李雁南、陈文褒、李炳辉、郭继枚、余东雄来自马来西亚。另外,冯如和杨仙逸是来自美国。

先烈东路南侧沙河顶有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北侧驷马岗有朱执信墓。

一条路聚集了这么多近代先烈墓园,这在全国极为罕见。

华侨募款修建乃成今日之规模

由于黄花岗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特殊地位,众多墓园中,当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名气最大。羊城八景之一“黄花浩气”及羊城十大美景之一的“辛亥之光”均指这里的黄花岗墓园。

宣统三年农历三月廿九日(1911年4月27日),同盟会挑选160多名骨干,在黄兴率领下起义,一举攻入清两广总督府,两广总督张鸣岐逃脱。

当晚,清军组织大规模的反扑,起义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黄兴、赵声等部分起义军辗转撤回香港,而未能逃出广州城的革命党人,不少惨遭敌人杀害。

死难烈士的遗骸陈尸在咨议局前的空地上。后来,革命党人潘达微以《平民报》记者身份冒险四处奔走,终于劝得广仁善堂将东郊红花岗上的一片义地献出。潘达微设法收集了72具烈士遗骸,埋于红花岗。他喜欢菊花,认为黄菊高洁清雅,有傲霜的节操,故将红花岗改为黄花岗。

1912年,广东省军政府拨款10万元在黄花岗建烈士陵园,并于同年5月首次举行了七十二烈士墓祭典。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祭典,为墓园手书“浩然正气”,同时撰联:“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孙中山还亲手在黄花岗烈士墓园种植了4棵松树,现在仍有一棵尚存。后经华侨多次募款修建,1935年基本建成现有的墓园规模。

南方日报记者 雷辉

“温生才真是侠义也” ——访辛亥革命华侨先烈温生才之孙温国杰

在广州黄花岗公园,有一个同盟会广州遗属联谊会,会员都是辛亥革命骨干分子的后人。

“‘弟心已决,死之日即生之年,从此永别矣!’这是我的祖父温生才的一封遗书,也是他的绝笔信。”会长温国杰向我们讲述了其祖父的英雄事迹。

温生才自幼家贫,于1901年被卖“猪仔”,到南洋霹雳埠当矿工。

那时,孙中山到南洋一带向侨胞宣传革命道理,温生才听到孙先生所宣传的道理,很佩服。他向孙先生表明:要为推翻清朝流尽最后一滴血。在孙中山的鼓励下,他加入了同盟会。

1910年,即辛亥革命前一年,同盟会在广州组织起义,遭到当时驻广州的清朝水师提督李准等人的疯狂镇压而失败。消息传到海外,温生才等同盟会员表示,要杀李准为死难的革命党人报仇。1911年初,即辛亥年,温生才写下文章开头的那封绝笔信,携带一支手枪,秘密从南洋回到广州。

3月10日这天,广州的清朝文武官员都到燕塘观看飞机演习。温生才认定是个好机会,就埋伏在路边一间茶楼。下午4时许,温生才见一官轿甚是声张,就大喝道:“革命党人来了!”拿着手枪冲到轿前,卫兵顿时四散逃去。他一揭轿帘,方发觉不是李准,为不失时机杀一儆百,即向轿内的清朝镇粤将军孚琦连发4枪,孚琦当场倒毙。他后来被捕,英勇就义。

温生才之墓如今仍在广州黄花岗内。

祖父为国就义的消息传到海外,孙中山先生说:“温生才就是言行一致,听到革命道理,决心去做。”南洋报纸也登载评论:“温生才真是侠义也。”

南方日报记者 雷辉

华侨与辛亥革命:省侨办与南方日报联合主办

采写统筹:林亚茗 沈卫红

本版文/图(除署名外):南方日报记者 曹斯 林亚茗 日本报道

资料整理:实习生 何瑞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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