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会旗颜色在新加坡敲定

新加坡华侨服务团抵达广州支援革命。 曾强 郭康清 翻拍

新加坡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南方日报特派记者 王辉 摄

■百年潮

革命薪火传 幸有南洋侨

回溯百年之前，当中国国内民智未开之际，来自海外的华人源源不断地支持国内革命事业，写下了同样传奇的一页。

据统计，1901年华侨占新加坡人口总数的72%，他们财力雄厚，沿海贸易的七八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还较早地接触了现代文明，更容易被争取到革命的一边来。20世纪初期，当孙中山在海外寻求革命援助之时，他的眼光不可避免地落在南洋，全世界超过半数的华人华侨生活在这里。

历史的确如此。华侨的资金资助是革命军源源不绝的动力。据估计，在辛亥这一年中，南洋华侨的捐款就有五六百万元。

华人华侨对于中国的深厚感情让人肃然起敬。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等机构翻阅史料时，记者处处感受到沸腾的革命热情。

新加坡华侨陈楚楠出身富商家庭，不仅自己踊跃捐款，还曾多次被孙中山委以筹款重任。他曾在1个月内筹得叻币24多万元，援助武昌起义。从惠州七女湖到云南河口间的5次起义，他都急公好义，协助筹集军费。由于耗费自家商铺公款太多，兄弟甚至一度将他告上法庭要求分产，母亲也暂时剥夺了他继承和管理家产的权利。

碧血横飞，浩气四塞。从兴中会成立到1911年武昌起义这几十年中，孙中山直接领导、发动了10次起义，南洋华侨都做出了巨大牺牲。

华人华侨还亲赴革命前线指挥和参战，甚至洒下热血。例如，1907年的潮州黄岗起义是由新加坡华侨许雪秋指挥的。在最壮烈的广州起义中，仅从新加坡、槟榔屿两地回国的华侨就不少于500人。

年仅18岁的马来亚华侨余东雄是最年轻的牺牲者，他在起义前写了诀别书：“以往向前，誓无反顾……前仆后继，方显吾党中大有人在。视死如归，弟之素志，但求马革裹尸以为荣。”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革命志士从越南撤往新加坡。华人华侨义无反顾地接纳了他们，陈楚楠安顿了他们的衣食住行，还安排他们到农场谋生。

“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甚，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在革命的低潮期，来自南洋华侨的支持让孙中山依然信心满怀。

南洋是孙中山的革命大本营，而新加坡又是重心所在。

南洋之所以成为孙中山海外革命基地，与当地华人华侨的力量密不可分。据估计，在辛亥革命以前，世界各地的华侨大约有五六百万人，其中绝大多数在南洋一带。当时仅马来半岛就有华侨91万人（包括新加坡华侨22万人），荷属东印度群岛56万人。

从“月份牌”发现星洲革命火种

孙中山一生中亲自发动的10次武装起义，有8次是以南洋为根据地发动的；1000余次演讲以及无数次的小规模口头宣传中，大部分是在南洋进行的。

以同盟会南洋分会所在的新加坡为中心，他的足迹遍布南洋，从法属越南的河内、海防、西贡、堤岸、美狄、沙酌，到英属马来半岛的新加坡、芙蓉、吉隆坡、怡保、太平、槟榔屿等地，以及泰国的曼谷……

1900年，孙中山被新加坡殖民当局驱除出境，但禁令阻止不了他的革命脚步。1年后，孙中山邀请香港的同乡同学尤列到新加坡开展活动。

尤列赞成孙中山“医人不如医国”的主张，在新加坡开设了“一叶堂”医馆治病救人。他广交忧国忧民之士，借机建立了本地第一个具有革命思想的华侨团体“中和堂”。

当时，新加坡第一份宣传革命观点的报纸《图南日报》由华侨陈楚楠和张永福合资创办，但发行相当困难。为此，他们专门印制了1905年的彩色挂历“月份牌”随报赠送。果然，《图南日报》的销量从1000多份增加到2000多份。

孙中山在《檀山新报》社里，赫然见到反清革命宗旨跃然纸上的月份牌。牌上印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忍气上国衣冠沦于涂炭”，下联是“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还写有“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图开新世局，书檄布东南”等字语。

孙中山十分惊喜，立即寄20美元购买20张，并写信向名誉编辑尤列询问了该报的情况，“殷殷奖勉”。

孙中山把红墨水汁一饮而尽

1906年4月6日，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在晚晴园召开成立大会，这是英属海峡殖民地、马来亚及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等地同盟会分会的总机关。分会吸收了首批会员14人，陈楚楠和张永福分别被推举为会长和副会长，会员包括后来成为著名侨领的林文庆、陈嘉庚、陈武烈、郑聘廷等人。

张永福后来对当日的情形，作了生动而详细的描述：“宣誓之后，他（孙中山）就解释那誓章上三民主义的意旨，并严重地说，我这同盟会的组织是希望发展得很大很大的。我们的责任，当然是牺牲，但是牺牲到什么程度，我们总不能预说。设使牺牲到剩二个人存在，亦算是同盟会存在的一日。”

陈嘉庚曾回忆说，1909年的某天晚上，在这个总部，他和黄兴、胡汉民等人一起，参加了孙中山召集的商讨同盟会会旗方案的秘密会议。

会上，人们对会旗的颜色提出了不同意见，有人想用红色，但有人反对，孙中山在一旁一言不发。在大家争得面红耳赤时，有人端水来给他喝。他突然往杯子里点了一滴红墨水，红色瞬间在水中蔓延开来。孙中山看到后高兴地说，红色是吉利的，然后他把水一饮而尽。大家愣住了，但从此一致同意以红色作为会旗颜色。

“南洋小学生”与保皇派笔战

自新加坡同盟会分会率先在东南亚地区成立后，如陈楚楠所追忆，“此后本党在南洋的势力，好像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新加坡先后加入同盟会的华侨就有500人左右，在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及缅甸等地，都建立了同盟会分会。

这个时候的河内、新加坡，“即无异革命军大本营之所在地也”。孙中山于1907年春到1908年春在河内一带领导工作，其后一年在新加坡与马来亚各地活动。许多骨干也前来参加策划，甚至受到通缉时只能退居南洋。一个英国人写道：“1905年至1909年，新加坡成为中国政治人物的避难地。”

辛亥革命前的1908年，新加坡的政治影响力日高，保皇派一度以当地报纸为阵地抢夺言论权。有人在《南洋总汇报》上发表了《论革命必不能行于今日》的文章，鼓吹光绪圣德，恶毒诋毁革命。一时哗声四起，革命派紧急迎战，孙中山提出一定“以攻心为先，以至理服人为上策”的指导方针。

孙中山以“南洋小学生”为笔名，在新加坡同盟会机关报的《中兴日报》上接连发表了《论惧革命招瓜分者乃不识时务也》等三篇文章，进行强烈的反击与批判。他指出:“瓜分问题已有革命而解决，这是非惧外媚满者所能置辩”。中国同盟会会员黄兴、胡汉民等也先后到达新加坡撰文参加论战。

笔枪墨炮，杀生四起，保皇派沮丧败北，气焰大挫。陈楚楠回忆：“把南洋昏聩的同胞，从梦中惊醒起来，不论反对革命的，或赞成革命的，多欲要争读《中兴日报》。”

■见证百年晚晴园成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李商隐的一曲《晚晴》飘到了海外的新加坡，成为了一幢两层别墅的名字，也谱就了一曲颇富革命浪漫情怀的辛亥掌故。

侨商张永福买下山野小居“晚晴园”，意作供养母亲之用。谁都没想到，远离世俗的颐养天年之所，竟成酝酿起风卷南洋的革命激发点。

孙中山8次到访新加坡（时人又称“星洲”），3次住在了晚晴园，前后居住时间加在一起长达5个月。辛亥革命前夕有影响力的几次起义都是在这里秘密策动，包括1907年5月的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12月的镇南关起义和1908年4月的河口起义等。革命志士相聚在此，或往返欧亚途中落脚于此，小小的庭院人潮不息，一时成了秘密的革命活动场所。

几番风雨，人间几度春秋！晚晴园一度荒芜，后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修复，建成“孙中山南洋纪念馆”。而正值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新加坡政府正式参与纪念馆管理，对其进行大修，预计将于今年10月初重新对公众开放。

记者来到时，晚晴园仍在修缮。坐落在新加坡马里士他路，这座巴拉甸式两层独立洋房气质优雅，糅合了欧美古典别墅与中国和马来西亚风格，与周围的高楼大厦形成了鲜明反差。

晚晴园并不大，一座孙中山塑像坐落在园子中央，象征了它在革命历史上的地位。

孙中山南洋纪念馆馆长潘宜辉指点着二楼的一个房间，告诉记者那就是孙中山的卧室和办公室。那里曾经有一张他最喜欢坐的旋转椅。每天早上，孙中山看完报纸后，就在办公室阅读各方来信，看后立即执笔回信。身居异乡的孙中山还常常站在二楼的露台上，远望凝思革命的前途命运。

1906年4月，孙中山第一次住到晚晴园，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孙中山与当地华侨广泛联络，最终成立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3个月后，孙中山再次住到晚晴园。这一次，同行的胡汉民等重新起草了同盟会新会章；1910年7月，孙中山第三次住到晚晴园，重整革命团体，并到槟城募捐。

从事革命活动之余，孙中山还会策马郊野。当时晚晴园地处郊外，对面是一大片草丛，园里养有一匹马。孙中山骑术很好，不必加鞍，就能安坐马背上奔驰。

华侨与辛亥革命：省侨办与南方日报联合主办

采写统筹：林亚茗 沈卫红

本版文/图（除署名外）：南方日报记者 张胜波 新加坡报道

资料整理：实习生何瑞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