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广 用镜头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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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广——用镜头纪实

作为自由摄影师,他以深入的关切屡获“荷赛”等国际大奖

B15版

本报记者 顾然

“有一些人,他们正挣扎在痛苦之中,他们需要被社会关注,他们的问题需要得到解决,我希望我的镜头可以为这些人说话,甚至改变他们的命运。”

——自由摄影师卢广

7月23日凌晨5点,一上火车,汗臭混着脚臭的味道袭来,车厢顶部风扇“呼呼”作响,但还是闷热难耐。

卢广迅速找到座位,“好好休息一下,这一天可能比较辛苦。”说完,抱着自己的摄影包趴在小桌板上补觉。

7月23日至26日,记者随卢广一同上路,调查山西采煤沉陷区。目睹了吕梁山脉地表一道道因采空沉陷产生的裂缝,如同采空区的老百姓脸上的皱纹一样深邃,让人无奈。

卢广说,他要做的就是通过镜头,让更多的人看到这种无奈、关注这种无奈,并解决这种无奈。

拍到拍不动为止

喜欢拍别人不去关注的东西,“别人都关注,我再去拍就没有意思了。”

卢广个子不高,微胖,看上去很结实。深灰色速干短袖衬衫,牛仔裤,徒步凉鞋,装着电脑和衣物的双肩背包,还挎着一个摄影包。

他的脸呈古铜色,眼角有几道深深的皱纹,50岁的卢广看上去已不年轻。

日常的卢广平和、健谈,找不到其作品中的激烈和犀利。他笑声爽朗,嗓门很高,举手投足间颇有几分江湖气。

这次,卢广的目标是山西南部的灵石、河津、晋城、长治等地的煤矿采空区。

2004年、2009年,卢广分别获“新闻摄影荷赛奖”和“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纪实摄影奖”,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拿过国际大奖的自由摄影师。

他从90年代初开始从事纪实摄影,代表作有西部大淘金、吸毒禁毒、小煤窑、艾滋病村、中国污染等。他的镜头大多对准社会的灰色地带和边缘人群,所拍的图片常能直抵人心。

得大奖没让卢广停下脚步。 “也许再过三五年,可能又会有一组很震撼的照片。”

“拍到什么时候?直到我拍不动为止!哈哈……”卢广大笑。

7月23日7点20分,灵石县火车站附近,卢广迅速搞定一台小面包车,赶往静升镇椒仲村。

“师傅,这边采煤沉陷比较严重的是哪个村?除了椒仲村,还有没有别的地方?”见司机不解,他连忙解释。“我们是环保志愿者,来了解一下采空区老百姓的生活,他们的房子有没有下沉,政府有没有扶持他们搬迁……”

“环保志愿者”和“摄影爱好者”是卢广调查时最常用的两个身份标签,之前他曾提醒:“万一发生什么事,千万别说你是记者。”

路上,卢广滔滔不绝地与司机聊着,从风土人情到他所真正关心的采空区。在卢广看来,他的调查已经开始了。出租车司机大多信息灵通。“网上的资料未必都真实,有些地区可能更严重,更糟糕,却因没机会上网,被深埋闺中。”卢广更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对“采空区”的关注缘于今年两会,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曾对媒体说过的一句话——“山西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

“仅占国土面积1/60的山西,支撑着中国1/4以上的煤炭需求,60多年来,挖了110亿吨煤炭,外调80多亿吨。山西付出的代价也相当沉重,目前全省采空区多达5000平方公里,引起严重地质灾害的有2940平方公里以上,波及1900多个村子、上百万人。”

卢广喜欢拍别人不去关注的东西,“别人都关注,我再去拍就没有意思了。”

“要拍就拍到最好。”他拍过的题材,往往不会再给别人留下空间。卢广就有这份自信。

“山西采空区”是目前卢广正在进行着的一组重点选题,计划用两年完成。

第三次走进山西采空区

走遍山西所有采空区后,他要选择最有冲击力的几个点位

车子在吕梁山脉崎岖蜿蜒的山路上一路颠簸,约1小时后来到位于山顶的椒仲村。虽然房前屋后长着繁茂的果树,但这里却家家户户房屋空置、院门紧锁。

资料显示,这里因采空深陷,整个村庄已搬迁到静升镇新建的小区。转悠半天才找到一位扛着锄头的老人,卢广马上凑过去。“你们这里已经搬迁了吗?有没有给生活补偿?有多少人搬走?你为什么还留在这里?……”卢广的问题很多很细。

卢广的江南普通话遇到老人的山西普通话,沟通上有点障碍,但还是掌握了村里的基本情况。据老人讲,绝大多数村民已经搬到静升镇新区,住上了楼房,村民有最低生活保障,还有每年几百块的租地钱可以生活,目前该村还有二三十位老人住在老村里,可以自己种菜、种粮,省很多钱。卢广在笔记本上认真地记录着。

出村时,一位老人赶着马车在村头取水点取水,卢广马上从包里掏出相机,挂在胸前,一边与老人打招呼,一边不露声色地轻摁快门。待与老人聊得熟悉了,他才正式端起相机,“咔咔,咔咔”拍了几张,在老人提水的时候,又“咔咔”几下,动作干脆利落。

返回静升镇已9点30分,抽空儿在小面摊上吃了一碗面。

11点左右,静升镇的新区内是一栋栋6层楼房,还有一些二层小楼,住的大多是从采空区搬迁的村民。

“这里的安置情况算好的。”卢广之前所到的吕梁的一个采空区,情况比这里严重,但村民并未得到良好的安置。他在调查时了解到,去年11月,吕梁东北的一个村庄,一位独居老人因房屋塌陷惨死在家中。那天,回娘家的女儿怎么都叫不开门,后来发现睡在床上的老人已经被黄土埋上了。老人所住的窑洞出现很大的裂缝,就在老人头顶正上方有一平方米左右的土层脱落,刚好砸在他的头上……

后来,有关部门开始动员那里的村民搬迁,只要肯搬,每人补偿5.5万元,可是还有一少半村民没签协议,尤其是老人,失去土地,未来的生活没有保障,这是一些村民挺在危房中的主要原因。

这已是卢广第三次到山西调查煤矿采空区。今年上半年,他完成了吕梁地区和大同地区的调查,8月中下旬,他还要再去朔州地区,待走遍山西所有采空区后,他还要和一些媒体朋友商量,选择最有冲击力的几个点位去拍。

10年前最可怕的一天

“整个村子里人与人之间没有笑脸,不打招呼”

12点10分,我们登上去洪洞方向的客车。车子很破,闷热如蒸笼。

卢广习惯性地抱着摄影包,靠在椅背上补觉,身上的衬衫也已被汗水打湿。

当晚夜宿侯马。这一天,在路上整整16个小时,所到之处无不尘土飞扬,一层煤灰一把臭汗。长年奔波在路上,他已经适应了这种艰辛。

晚餐颇丰,卢广要了一小瓶白酒。“白天赶路总是凑合,晚上吃好点才能补充体力,否则身体会垮掉。喝一点白酒,晚上睡得香……”卢广兴致颇高,说起了一些往事。

卢广,1980年开始从事业余摄影,1993年8月自费赴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摄影研究生班进修两年。近20年来,他一直专注于社会纪实摄影。

10年过去了,卢广还记得2001年10月第一次走进河南的艾滋病村(上蔡村)的情景。

那是最可怕的一天,天阴得灰沉沉的,地上都是泥巴,整个村子里人与人之间没有笑脸,不打招呼,死气沉沉的。

他走了20多个艾滋病家庭,触目惊心!有的发病的妇女有气无力地呻吟“救救我……”,有的病人身上开始溃烂,却得不到医治。一个大娘跑到门口,抱着他的腿说,“救救我的孩子,求你了……”

“整个村子就像一个住院部,到处都是‘救救我’、‘我不想死’的呻吟……”说着,卢广的眼睛有点湿。

那晚,卢广失眠了,凌晨3点,他给一个报社的朋友打电话,“我一定要把这件事说出,让大家知道真相,他们必须得到救助。”第二天,他进村继续调查,一拍就是两个月。

2001年12月,这组图片“镜头不会撒谎”在《新民周刊》发表。从2001年到2003年,国内有五六十家媒体刊发了艾滋病村的照片,唤起了民间的援助高潮,为此,卢广和妻子不得不抽出近半年时间专门去搞救助,“有些人一定要把钱交给我,让我去捐助。”

2004年2月13日,这组图片获“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金奖,他的照片由此走出国门引起世界的关注。“得奖后不久,河南省召开相关会议,派出70多人深入基层进行艾滋病的调查和救治工作。”2006年,河南艾滋病村的感染者基本得到了政府的救治。

卢广相信,这组照片从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河南省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进程。

像苦行僧一样拍照

要耐得住寂寞,好的东西需要沉下来、扎到一个地方拍

24日早6点出发,由侯马至河津,租车沿晋陕交界黄河边上的一条山路钻进下化镇南桑峪村,卢广从一篇《幸福来敲门》的报道中知道了南桑峪村,据说这个村庄已因沉陷而搬到新村。事实上,这个村目前仍有村民居住,因为搬迁的新房并没全部盖好。

南桑峪村的正午,骄阳如火。听说村里有一处民宅,因采空沉陷沦为危房,主人弃屋而去。看着紧锁的大门和高高的围墙,卢广折回村里借来铁梯。他背着沉重的摄影包登上梯子,在一个小伙子的帮助下,吃力地爬上两米多高的围墙。

骑在墙头儿上,卢广擦了一把汗,“老了,不如年轻时那么灵活喽。”当他拍完照从墙里翻出来时,衬衫已经湿透了。

“呵呵,这个不算什么,最多辛苦一点,不被抢相机,不被抓走就算好了。”卢广笑道。

一次,他去连云港一个化工园区附近的村庄调查污染,一个村民把他引到河边的排污口附近,刚好看到一个吊车吊着两个污水管往河里埋。当时他想都没想,拿起相机就拍了几张,现场的领导马上指使民工抢他的相机。卢广死死护住相机,弯下身子,任他们把他打倒在地,“最多就是打几下,如果相机抢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后来,他被强行带到管委会,后来,引路的村民和出租车司机帮助他脱身。

回忆起这些,卢广轻描淡写。实际上,2008年他就被抓了5次,还一次被软禁了3小时。

“年轻的时候拍片只知道冲,不管不顾地拍,现在,没年轻时的冲劲和猛劲儿了,可能是经历得多了,拍照时要评估一下会不会出事。图片的确不如从前那么有冲击力了。”说着,卢广笑了。

下午2点,赶到距南桑峪村不远的另一处采空区——下化乡周家湾村,那里的大多数村民搬进新居,但新房的建筑质量却让人担忧,有的墙已经裂缝了。

当晚,由河津赶到晋城落脚。

这两天,卢广只掏了三四次相机,偶尔抓拍一点。卢广说,“这次出来主要任务是调查。”比如山西采空区组图计划用两年多完成,真正集中拍摄时间就两三个月,大约一年半的时间要用在前期调查上。

“想拍出有影响力的图片,肯定不是跑到一个地方,按几下快门那么简单,必须得有前期的调查,这样掌握的情况、拍出的图片才客观。”卢广笑了。

“要国际上的影响力,那不是说一两年能完成的,要很长时间来做。”卢广说,其实,很多人都在拍污染,但是没有长时间关注。拍照的关键是时间,还要耐得住寂寞,好的东西需要沉下来、扎到一个地方拍,就像一个苦行僧一样。

2009年10月14日,卢广《关注中国污染》专题获第30届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纪实摄影奖。从内蒙古到长江流域,从烟尘污染到化工污染,这组图片,卢广整整拍了5年。

“我是自由人,有足够时间去拍自己喜欢的东西。”卢广说,他不是记者,不受时间与任务的约束;他不当官,没有仕途和精力上的牵绊;他也不缺钱,不必担心成本。

大致计算,卢广每年在调查、采访、拍片上的投入要十几万元左右,尽管他平时只住经济酒店,从不无度租车。近几年,他的图片收入仅能维持收支平衡,而此前,他一直靠做生意供养自己拍纪实照片。国外的自由摄影师可以得到一些基金会的资助,但在国内没有,自由摄影师只靠图片生存是很艰辛的。为此,1995年以后,卢广专门跑回老家浙江省永康市开广告公司,开影楼。几年后,可以让家人衣食无忧了,他便把生意转交给朋友打理,利润上给人家一部分,虽然自己少收入一些,但终于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拍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这人心很平的,我从来不想更多的钱,像现在这样就够了,所以有一定经济基础就专职去拍照。”卢广笑了。

关于《中国污染》,卢广一直在跟踪。“我拍过的照片,通过媒体的发表,对他有没有影响?有好转么?还是更差了?有人管么?我要记录这些情况!”卢广说。

“还要拍下去”

作为国内最知名的自由摄影师,卢广家里却挂着三个空白的相框

25日,由晋城赶到长治市,租车150公里先后去了大箕镇河上村和下村镇中村,这两个采空区地表下沉和房屋裂缝不是很严重,但地表水都被采干了,没水灌溉农作物,很多地方缺少饮用水。

下午两点,由长治一路转车赶回太原。

三入山西,卢广调查五分之四采空区,观察到塌陷程度最严重的是吕梁和大同地区,整个山西采空区对老百姓的生活最普遍的影响就是缺水。

由长治到太原的客车因高速公路上的一起车祸被滞留了近两小时,卢广急得频频看表,前一天晚上,妻子已帮他定好25日22点太原飞往杭州的机票,26日,他要回老家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一路上,卢广接到三四个邀请他开会、讲课的电话,他都拒绝了。因为拿过两次国际大奖,邀请他去开交流会、去讲课的团体差不多有100多个,但他只去了十分之一。“以我现在的体力计算,我最多还能拍五六年,我的时间太宝贵了。”

“中国就是这样,好多人一旦出了名,就很难再有好作品,为什么?各种事务都来挤占你的时间,哪有精力再去搞创作?”

26日的会议就是卢广不能拒绝的。在老家,卢广算是个名人。多年来,他一直担任金华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永康市摄影家协会主席,还当了26年政协委员,时至今日,他仍是永康市和金华市政协常委。

卢广在北京的家位于南三环潘家园附近,大约有150多平方米,装修成浅米色调,家具、花草以及小物件都透着江南水乡的清雅与灵气。平时,卢广在家的时间并不多,“回家就是整理照片,整理完继续出发。”妻子徐小莉高挑清秀,作为卢广的助手、英语翻译,十多年来她和儿子已经习惯了老公的节奏。

电视墙上却挂着三个留白的白相框。卢广笑着解释,这几个相框留白两年多了,是太太留的,她说在等更好更合适的照片来挂。

“我是拍纪实摄影的,所拍的东西大多与家居氛围不合适,看着吃不下饭,风光片又不喜欢,只好留白了。”

“今年将有一组露天煤矿的照片要发表。”记者在卢广的电脑上提前看到这组图片,视觉冲击令人震撼。1995年,卢广开始关注小煤窑,2006年前后发现了被大量开采的露天煤矿。之后,他用三四年时间完成了这个题材。

“再过几年,拍不动了,我就去写书,我的经历太多不写书可惜了,但这几年真不忍心花时间在这上面。”卢广笑了。

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责任

——本报记者对话卢广

卢广家客厅的墙壁上,摆满了奖杯、奖牌,记录着一个自由摄影师的足迹。奖项之外,争议也接踵而至。

2008年,“金镜头”比赛,卢广以两组图片参赛,原本拿一个金奖和一个银奖,后来因“文字造假”被通知取消奖项,一度引发网友质疑,使他身陷“卢广门”。

“那组图片的文字说明没有问题。”后来,卢广专门在博客发公开信,说明了个中缘由。

新文化报:2008年以后,你参加过这个“金镜头”评奖吗?

卢广:(摇摇头)说实话,那个奖我是不应该去争的,那应该是新闻记者去玩的,我有点不自量力了。

新文化报:您是怎么看待当年“卢广门”,一些人对你的指责?

卢广:(淡淡一笑)别人说你,只是为了让你更好。其实,我心里很坦然,我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我认为是正义的事。不过那段时间,我老婆更关注这些,她看到网友对我的指责就会哭。

新文化报:曾有人质疑,您专门拍国内的灰色镜头来赚钱。

卢广:肯定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责任。我如果想赚钱,就会一直把自己的生意搞下去,每年几十万不成问题,肯定比现在卖图片收入多。

新文化报:经济基础对一个自由摄影师是不是很重要?

卢广:当然。首先你得能养活自己。而且自由摄影师必须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能真正自由、独立,拍自己想拍的东西,否则就要受别人指挥。需要别人资助,就必须听别人的,你的作品就很难独立。经济独立很重要。很多人找我拍照,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去,我不喜欢的东西,我都不拍。

新文化报: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把镜头对准吸毒者、艾滋病、黑煤窑、污染等领域呢?是社会责任感,还是出于自我价值的实现?

卢广:2001年拍河南艾滋病村对我的触动很大,那种震撼,真的,那是我最痛苦的一天,产生很强烈的前所未有的责任感,我告诉自己要会用我的相机为他们(艾滋病感染者)做一些事。此后,又继续很多的题材,比如非典、血吸虫病……一系列问题,我让自己的相机和图片为一些身处弱势的人代言。

新文化报:经常拍一些黑暗面的题材,你的心情会不会受到影响?

卢广:没有太多影响。拍这些题材时年龄大了,有一些经历了。

新文化报:这些年,您拍了很多照片,也得了很多大奖,让您一直坚持拍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卢广:还有一些人,他们正挣扎在痛苦之中,他们需要被社会关注,他们的问题需要得到解决,我希望我的镜头可以为这些人说话,甚至改变他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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