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和平：追求的境界叫平和

因为顽固的腰疾和并发症，65岁的张和平已经困在医院一个半月了，早就定好的采访只能在病床前完成。笔者刚坐定，只见张和平带着腰部辅助治疗的硕大腰封,缓慢地挪动到床脚，半蹲下来，一下下吃力地摇动把手升起床头，好让自己能尽量面对着记者讲话，开口便是道歉:“不好意思拖了这么久。”看着眼前头发花白、面容和善，宁可自己费力也不麻烦旁人的他，一时竟有些反应不过来，这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文化圈里大名鼎鼎的张和平么？

倾听着他的人生故事，慢慢感受到这份平和背后所蕴藏的执著、力量与包容，正是这支撑着他走过并不平坦的前半生，从北京的胡同大杂院儿里，走到属于自己光彩无限的文化舞台。

冰冷之后才知灼热

冰冷之后 才知道什么叫灼热

灼热之后 才知道什么叫生活

张和平的童年饱尝了动荡的生活苦味。父亲是一家小煤铺的经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按比例被划为“资本家”，后来又被劳改。这种家庭成分成为罩在他头上数十年挥之不去的阴影。“永远自卑，打小唯唯诺诺的那种，可以说一个人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他性格的形成。”张和平的幼年记忆里，常常只有母亲和哥哥相依为命，为了生计，很小就在煤铺帮忙，“从和煤灰到摇煤球，都很熟练”。困顿的生活给张和平留下了鲜明的印记，除了瘦小的身板，还有一生不变的平民气息。

1961年，张和平人生里一次重大转变悄然而至。课间休息，正和同学打着乒乓球的他被两位老师叫到一边，一位陌生的女老师亲切地问道：“你想演话剧、演电影吗？”张和平有些愣神，话剧是什么他不知道，但对电影，他有着天然的向往。正是这位女老师的建议，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张和平身量虽然不高，但五官俊秀，凭着一把好嗓子顺利考入北京艺术学院话剧表演专业。

“其实我性格特别‘闷’，也没有家庭熏陶，搞艺术算阴错阳差。”张和平的艺术生涯开场并不顺畅，最具优势的嗓音经历了青春期的“倒仓”一去不返；文艺演出中逐渐流行起高大魁梧的英雄形象，而定位为“小生”招入的他显然不合标准。为了出成绩，张和平闷头琢磨演技,“台词上、造型上都要花费心思，比如骑着自行车上来，把裤腿别一下，这样就很生活化。”虽然颇受老师好评，但外形受限还是只能演些龙套角色。张和平的倔强在于，一条路好像走不通了，无论怎样都要找出条新路来。他开始大量读书，并试着自己搞点小创作，宿舍熄灯后空荡荡的教室里，寒暑假冷清的校园中，总有那么一个瘦小的躬身阅读书写的身影。回首往事，张和平这样总结，“任何时候，你不利的一面也许能成为你后来的优势。”

“文革”前后“唯成分论”愈演愈烈，平日生活里更是备受歧视。“最怕别人提到家庭出身的问题。填表的时候总要空出家庭成分那栏，等没人注意，赶紧填完交上去。现在想想那个幼小的心灵挺可悲的。”讲到这，病床上的张和平语调明显迟缓起来，最后苦笑一声，戛然而止。

当生活的磨难无可避免，能够选择的就是如何面对。“我就想做出点儿事儿让别人认可。别人花一分力，我一定得花十分力，总是想着怎样把事儿做到最好，渐渐地就成为一种逻辑了。”少年时的苦闷与挣扎最终生长为一种内在的力量。没有打倒他的苦难，反而成为一生受益的财富。

1968年，张和平从北京艺术学院毕业，下放到部队文艺宣传队。他一直也没演上什么出彩的角色，倒是凭着学校里大量书籍的积累，在田间地头练出一支健笔。“每到一个地方，就地取材、立刻写词儿、排练、演出。”正是从这年开始，张和平先后在部队、乡村、工厂、群众艺术馆里整整干了17年基层的群众文化工作。“我和普通百姓有一种感情，读得懂他们的喜怒哀乐，能够理解他们的情趣、爱好，能够比较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

1985年，年近不惑的张和平终于拥有了一处能够施展拳脚的园地，他带着十来个人，筹建了自收自支的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并出任总编辑一职。“说是总编辑，其实什么活都得干，从选歌、找歌手、组织录音、进棚买饭，设计印刷封面……”

谁想，成品带出来后，面对的却是毫无销售出路的困境。怎么办？只能从零开始尝试着去打开市场。很难想象一个总编辑，在剧场摆上柜台，亲自吆喝售卖；更别提背着一军用挎包的样带，沿着马路，一家家书店、音像店闯上门推销。 “你人不错，就是货软点儿。”这是让张和平终生难忘的一句评语，也因此刺激着他反思自己的市场敏感度。“每天直接面对客户，慢慢地培养出我的市场意识。那么多的磁带摆在那儿，最好卖的是哪盘？怎样的封面设计、什么样的歌名最打眼？这都是潜移默化的训练。”

开始有订单了，又是这位总编辑，蹬上平板三轮车送货上门。“有阵子累得眼睛充血，肿起来，痛到不行才到医院，一检查视网膜几乎脱落。”张和平的妻子有些心疼地回忆道。

正是凭着一股子闯劲儿、拼劲儿，张和平带着同事硬是将一家毫无根底的小音像出版社做成可以和“中唱”、“中录”这样国字头的音像界老大相比肩。他又琢磨能做点儿开创性的作品：“我打算投拍电视剧，这是受《渴望》启发，其制作费不到100万，但《好人一生平安》等主题曲火了，全国销售有1000万盒。我算了一笔账，如果花一两百万拍一电视剧，电视剧能把歌带出来了，相当于赚两笔钱。”

对于这个创举，老友徐恒进这样评价：“那会儿中国电视剧刚刚兴起，音像出版社从来没人做长篇连续剧，他就敢为天下先。”这种“敢为天下先”的魄力也是张和平一个鲜明特点，“我要做就做别人没做过的，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于是接连有了各具特色的热播电视剧《爱你没商量》、《过把瘾》、《宰相刘罗锅》……

成全了你也陶冶了我

有些往事 有些回忆

成全了我也就陶冶了你

翻开张和平的履历，这份记录了他50年艺术工作的成绩单可谓分量十足：在投拍了一系列经典电视剧作品，张和平参与组建的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更让他声名远播，不但推出了冯小刚的贺岁三部曲，还制作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主旋律影片《离开雷锋的日子》；即使后来担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张和平仍创意策划了电影《张思德》、《云水谣》、《建国大业》；担任北京人艺的院长，推出话剧《窝头会馆》……

看上去张和平好像占尽天时地利，每到一个地方都能风生水起，其实很多项目之前并不被看好，操作中也颇有风险。为什么张和平独具慧眼，他又是如何拿捏风险？

细腻刻画男女情感纠缠的《过把瘾》，放到今天看依然有着尖锐的触角，可以想象在当年引发的争议，“当时这个剧本叫《过把瘾就死》，导演赵宝刚所在的单位没有通过，宝刚就拿来给我看。我从晚上11点一口气看到凌晨4点，觉得很有吸引力。”尽管当时出版社内部有人批评“专写男女之间的事儿，低级”，坚信自己眼光的张和平还是投拍了。

张和平将剧名改为更温和的《过把瘾》，亲自创作了贴切的主题曲《糊涂的爱》。他和主创吸收了第一部《爱你没商量》的经验，“注意单集里的情节密度，就是每一集都要抓住人看下去。”最终这部投资40多万，由王志文、江珊两位新人主演的8集电视剧至今仍被奉为经典。“电视剧播了一半就火了，主题曲《糊涂的爱》也火了，我立刻启动让王志文、江珊唱一版（原唱为刘欢、那英）《再过把瘾》，赶紧录音，最后卖了40多万盒。”说到得意之处，张和平爽快地笑起来。

让紫禁城和冯小刚声名大噪的中国内地首部贺岁片《甲方乙方》，也可谓一波三折。冯小刚之前几部影片连续被毙，包括由张和平拉来前期投资的一部。“投资虽然打了水漂，但他还是想做电影，就拿来一部王朔小说改编的剧本《比火还热的心》，王朔的东西比较市民气息，和我这种胡同中长大的比较对位，加上我对冯小刚挺认可，他在痞气和世俗背后，透着一份真诚，能道出老百姓的情感，这是我比较看重的。”尽管前途未卜，张和平还是决定支持冯小刚投拍这部电影。

说起来，《甲方乙方》这个名字也来源于张和平。“当时我在广州机场候机，怎么想都觉着原名不太合适，琢磨着剧中好梦公司都会签订业务合同，代表两个人的关系，灵机一动想出《甲方乙方》，马上用候机室的公用电话打给冯小刚，我俩都觉得挺对路。”影片上映前，张和平又建议引进港台贺岁片概念，《甲方乙方》打出内地首部贺岁片的招牌，也顺利打通了冯小刚的电影之路。自此，张和平成为冯小刚口中的“贵人”。

“在音像出版社他知道做什么，要开风气之先，做那种市井的、民俗的、大众的。在紫禁城影业，他知道电影做什么。到人艺，他知道这是中国话剧的最高殿堂，要传统、要文化、要品位。这是他最厉害的地方，他有独特的艺术天赋，对大的方向、大的主题的发现、捕捉，选择和把握经常非常准确。”曾与张和平共事多年的徐恒进评价说。

关于张和平精准的眼光和做事的魄力，人艺的马欣书记讲了这样一件事：“张和平2007年底年到了人艺，2009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一个与他合作多次的编剧，写了个表现北京1949年前后的本子给他看。题材按说非常好，也非常适合国庆演出，张和平却拒绝，他说：人艺有人艺的标准，朋友归朋友，做事归做事，两者不能掺和。”

作为领导和决策者，面对来自各方想上戏、做项目的编剧、导演、演员，张和平拒绝的时候远远多于接受，这也是很得罪人的事情。“像有的老同志非常有积极性，但写的东西又不成，就请他们吃饭、谈心，要做细致的工作。”由此也可见，张和平所追求的平和，并非无原则的随和，而是在坚定内心力量支撑下所呈现的一种平衡。

万事根本在做人

一撇一捺写出个人

一生一世才做成个人

谈话中也颇能看出张和平的性格，没有官话、套话，就像是和胡同口坐着的大爷聊天，朴实、平白。说起自己的处事原则，张和平奉行的是“做事往高了做，做人往低了做。”他如此解释：“骡子大马大值钱，人大不值钱。”

北京人艺，可谓张和平50年艺术工作的最后一站，这里的点点滴滴，记录下这位老人做人处事的那种平和、低调与包容。

2007年11月，正忙碌于奥运会开幕工作的张和平又有了一个新任命——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妻子不太赞成，对于已经61岁的他来说，这是一件份外却又费劲儿的差事。但对于张和平来说，这好像是冥冥中一种安排，从话剧表演出发，自己的艺术生涯又回到原点。“现在，名对我来说已经不需要了；我的年龄也不是升官的岁数。就是一种情结，我当学生时的最高理想就是到人艺做个演员，能来人艺是圆我人生的一个梦。”

初入人艺，张和平没有惯常的“三把火”：“戏刚开场，调门别起得太高，这里是艺术的殿堂，如果我把它搞糟了，那是有罪的。”没什么豪言壮语，张和平却小火慢炖出一出出好戏。从备受赞誉的原创话剧《窝头会馆》、《知己》、《生·活》，到成功复排《鸟人》、《原野》、《家》等经典老戏，副院长濮存昕由衷地感叹：“真的是办实事儿的一个人。剧院里好戏连台，可以说都是在他的策划下完成的。”

在人艺采访，听到好多或大或小的事，最难忘的是众人谈起他时尊敬之外的那份心疼和爱护。张和平是这样一位院长，他会在黑灯后悄悄进入剧场，就在后面边上找个空位坐下。对此他解释：“坐在后面、边上都是最普通的观众，他们也是最真实的观众，坐在他们旁边，听听他们对每一幕的反应，这让我非常受益。”由此可见他对自己的定位。在人艺，炊事员经常要工作到很晚，而张和平从奥组委拿回两张彩排票，首先就送给两位炊事员。

做人由小见大，做事更可见功夫人心。张和平是这样一位院长，为了让徐帆能参加《窝头会馆》的演出，他自己坐车到唐山，跑到《唐山大地震》摄制组去等，一直等到晚上徐帆散戏，终于让徐帆下定决心参演。

人艺去年复拍曹禺的经典话剧《原野》，为了请胡军饰演男一号仇虎，张和平也是煞费苦心。“最开始我不想演，十年前我就因为《原野》的失败离开的这个舞台。没想到十年后张院长找我吃饭，我对他并不熟悉，就在食堂吃的涮羊肉。他啪地拿出一瓶老白干，说咱今儿喝喝酒、聊聊天儿。我一开始还推辞，他就给我解释这次怎么不一样，聊着聊着我就觉得这个张院长的心非常真诚，酒桌上一拍板，行了，我答应了！”胡军至今对那次喝酒记忆犹新。

作为剧院最高领导，为什么能这样低姿态去邀请演员？面对问题，张和平给出了很简洁的答案：“因为我觉得他们才是剧院的主体。”正是这份真诚，一直活跃在影视表演的明星们，宋丹丹、徐帆，乃至十年没演话剧的胡军都回到人艺舞台；为成功复排《家》，他设“鸿门宴”请出高龄的蓝天野、朱旭。正如一位人艺的中层干部所说：“他来了以后把大家的精神气都拢起来，劲儿往一块儿使。”

在采访中，濮存昕还讲述了自己特受触动的一件事：“之前有一部作品，说好由我演男主角，我也跟着谈了五六次剧本，应该签约了，但我还觉着没有创作感觉，就辞演。他没有流露出一点儿的不满，这是他作为艺术管理者的气度和心胸。要知道为了我，整个演出计划都调整了，他心里的失望我能想象到，但他尊重我的艺术状态，这让我很感动。”

对于张和平来说，他经历了太多这样的反复和变动。“还是要宽容，要允许艺术家有个性，如果艺术家没有个性，包括艺术创作个性，他也成不了艺术家。一个人的长就是他的短；他容易激动、这当然好，但有时这激情也容易过去。这时要允许他，也是尊重艺术本身的规律。”

徐恒进这样评价张和平：“你未必是最聪明的，未必是最有才华的，但你是性格上最没有缺口的。”可以说，真正成就了张和平的，正是这看似简单实则难为的“做人”。

小饭馆与“自留地”

在光彩鲜亮的文艺圈，一群人里，张和平绝对是最不引人注意的那一位。他没什么鲜明的个性，衣着随意，又寡言少语。一位多年好友的形容：“他也有很幽默很风趣的一面，就是在喝了几杯小酒以后。北京人那个调侃的劲儿，一句接一句的玩笑，极其生动。可一等他那酒劲儿过去，又变回那个很寡言的人。”

“有时也是一种宣泄，人总得找到一个出口吧。”张和平坦言，工作之余，随意找家小馆子，来碗炸酱面，或者几两水饺，平日里累积的劳累和情绪也随之缓解了许多。“我不喜欢那种很大的场面，可能和我的人生经历有关系，喜欢随意一些，温馨一点儿，有家常感觉的地方。喜欢二锅头也是因为是老北京酒，代表着北京人一种性格，挺朴实的。”

可以说，正是这家常、甚至有些嘈杂的小饭馆，留下了张和平成就背后一些无法言说的寂寞和烦恼。

2006年初的一次奥运会筹备会议上，最终确定由张和平担任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那天晚上，张和平去了一家名为“小碗干炸”的小饭馆，伴着辛辣入口的二锅头，他心里也是五味杂陈：“这个工作可以说是举世瞩目，中国是一个有晚会传统的国家，大家口味非常高，既要被国际大家庭接受，又要让全国人民认可，谈何容易？”

两年多时间里，张和平与张艺谋、张继刚、陈维亚等顶尖艺术家组成工作团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没有休息日，工作会议经常开到后半夜两三点。而身兼人艺院长的张和平还得绷着另外一条弦儿，可以想象年过60的他承受了怎样的劳累和重压。

回首那段日子，张和平最大的一个考验来自2008年7月16日——奥运会开幕式的第一场联排，现场状况频出，各方负面反应扑面而来。“我能感觉周边的眼神都不对了，比较委婉的说法是‘亮点不多’，更直接的评价是‘相当差’。”这时，临近开幕式不到一个月时间。那是基本无眠的一个夜晚，工作团队紧急会议到凌晨5点，制定出16条修改意见，早上向最高领导汇报，然后就是紧急的修改和排练……

徐恒进回忆：“作为旁观者，我认为在这个中间他是过了趟鬼门关。我见过他最痛苦纠结的时候，表现就是喝酒以后也没话，他沉默了，面无表情，你逗他说话也不理你。”

“著名词作者”，这可算张和平诸多身份中比较特别的。说到歌词创作，他的语气顿时轻松起来，颇有些自得地讲道：“昨天还有人向旁边病房的人介绍我，这就是《糊涂的爱》词作者。”表面上，“爱有几分能说清楚还有几分是糊里又糊涂……”这样细腻描写情感的歌词与平日里冷静果断的艺术管理者有些搭不上号，但能感觉到，张和平很看重自己的歌词写作：“这是我自己的一块儿自留地，是最自我的表达，可能若干年后，只有这些文字最终是属于自己的。”

张和平的妻子回忆，“在1996年之前，我们住在简易楼里，家里根本没地方写字，他写歌的时候只能坐在卫生间的马桶上，把纸垫在旁边一台单缸洗衣机上完成。”像《糊涂的爱》、《天地之间有杆秤》这些早期的经典词作，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完成的。

从1985年开始练笔，张和平写了超过200首歌词，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不见不散》、《冰糖葫芦》、《追寻》（《建国大业》主题曲）等歌曲都传唱流行，在他心中，特别珍爱的是这样一首短歌《假如还有来世》：

假如还有来世 我会不会依然这样过

假如还有来世 我会不会依然这样活

假如还有来世 我会不会依然再蹉跎

假如还有来世 我会不会依然再执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