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向度的人：还原真实的俾斯麦

“历史”这个词语包蕴着丰富的含义，最基本的是两种：一种是指人类过去生活的实在过程，有人称之为“历史的本体”或“历史存在”，也就是“史实”；另一种是历史学家运用文字将已经发生的过去的事情有秩序地记录下来，它体现了人类对自身过去生活一种认识上的努力，人们称之为“历史的认识”或“文字的历史”，也就是“历史叙事”。作为第一性的“历史”(史实)是客观存在的，但作为第二性的“历史”(历史叙事)是由主观确定的。历史概念的二重性，是物质与意识、存在与记忆、客观与主观等二元世界在人类认识过去事物时的反映。这似乎在后现代理论家那里已成为普遍的共识。历史学家对一代历史狂人——俾斯麦总是先验地作下定义式的评价，长久以来的传统历史叙事习惯于把俾斯麦当做一个军事强人，在人们的印象中，俾斯麦是一个嗜血成性、推行强权主义的“反动容克”。只要一提到俾斯麦，就不会不想到“铁与血”，想到普法战争，想到“糖面包加鞭子”。俾斯麦最为人熟知的画像也许总是头戴尖顶头盔的那一幅，画像上的“铁血宰相”面色沉凝、严肃、坚毅；除了“保守”、“反动”之外，他给人的印象或许只剩下了铁腕、好战、精明强干、工于权术，等等。但是俾斯麦并非仅是一个“单向度的人”，他在日常生活甚至外交、政治生活中，有着别样的温情、幽默与节制。在浩如烟海的俾斯麦传记当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当属俾斯麦自己的《思考与回忆》，它被一些人赞颂为“天才智慧的无穷源泉”。当我读完《思考与回忆》以及诸部俾斯麦的其他传记著作后，此感愈强，因此试想从传记入手以传统的俾斯麦、温情幽默与节制睿智的俾斯麦两方面还原一代多维度的真实的历史狂人。

一、传统视域中的“铁血宰相

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生于1815年4月1日，卒于1898年。

俾斯麦的作风专横、暴虐，但果敢、坚毅和自信。19世纪50年代，俾斯麦就看清了德国统一的趋势和要求。他认为武力是取得任何政治和外交成就的基石，因此努力把领导权掌握在容克手中。1862年9月，他在普鲁士议会发表首次演说，“维也纳条约所规定的普鲁士国界是不利于健全的国家生活的。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所犯的大错误，而且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的。”[①]俾斯麦的“铁和血”，是他统一德国的纲领和信条，他的“铁血宰相”的别称也由此而得名。他正是凭靠这种暴力，大胆而又狡猾地利用国际纠纷的有利时机，决定性地使德国通过“自上而下”的道路统一起来。 于是，俾斯麦翻开了他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页。他推行强权政治，实施“铁血政策”，开始了统一德意志的王朝战争(1864一1871)。

不到十年间，普鲁士先后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一连打了三场战争，最终建立了第二帝国，完成了“自上而下的革命”。对内，俾斯麦一向用铁腕来镇压反对势力。他曾与天主教教会展开过所谓“文化斗争”；他曾颁布了《社会主义者法》，来镇压工人运动。在与民主派的斗争趋于白热化之时，连国王威廉一世都产生了动摇与恐惧。威廉一世对俾斯麦说:“这一切将会怎样结束，我完全精确地预料到了。有朝一日，在歌剧院广场上，在我的窗户下面，有人先把您的头砍下来，稍后就轮到我了。”[②]但是俾斯麦面对严峻的局势毫无惧色，视死如归，他不以为然地说道:“是呀，我们都得死，可是我们迟早得死，难道我们不能死得更庄严些吗?……是在断头台上还是在战场上，为上帝恩赐的权利而英勇地献身，不同样是光荣的吗？”[③]俾斯麦的强悍与“大义凛然”，由此可见一斑。传统史学家认为在俾斯麦的政治、外交政策中始终坚持两个原则：一是现实政治的原则；二是国家利益至上原则。

在现实政治的原则下，外交政策中所注意所看重的只有实力。早些时候，奥地利曾在俄国的帮助下，迫使普鲁士签订了《奥尔缪茨协定》，当时的普鲁士还不足以担当起德意志统一的大业，这让俾斯麦看到了力量的对比，忍让是在所难免的。后来，他在规定普鲁士外交工作的基本任务时也指出，“要求我们的外交工作斟酌情况推迟、防止战争或者促其来临，并不算过分。”为此，他在普鲁士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声中，整顿陆军，增强部队实力，提升普鲁士在德意志的地位。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使普鲁士有能力完成统一大业，俾斯麦精心设计了几个步骤：首先用战争手段把奥地利排斥在德意志联邦之外，其次吞并德意志各邦以扩大普鲁士版图，最后统一德意志之外的所有邦国，形成联邦，由普鲁士在其中起领导作用。

国家利益至上，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俾斯麦认为共同的国家利益是国家之间联合在一起的有力纽带。在涉足外交事务之前，俾斯麦就坚信，“一个大国唯一健全的基础一—这一点正是它大大地有别于小国的一—就是国家利己主义，而不是浪漫主义。为一个不符合自己利益的事业去打仗，对一个大国来说是不相称的。”[④]他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国家总是以本国利益至上，以国家利益为依据来决定其对外行为的，不会为了其他国家而出卖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克里米亚战争后，俾斯麦更是宣布现实政治时代的到来。“以感情为依据的政策是没有交互性的，这种政策只是普鲁士的特点；任何别国政府都把自身的利益当作它们行为的准则，不管它们是如何用合乎法律的或充满感情的推论来竭力掩饰。”因此，俾斯麦“认为对外政策中的理想就是没有偏见，决定问题不要受对于外国及其当政者的反感或好感的影响。……无论我们的军队向谁开火，向法国人也好，俄国人也好，英国人或奥地利人也好，只要能向我证明，这是符合于健全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普鲁士政策的利益的，我就会同样感到满意”[⑤]俾斯麦的国家利益至上思想使他在因一直胜利进军而兴奋不己的统治集团内部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做出更富远见的决定，为后来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做好了铺垫。此一点也是下文要做重点论述的俾斯麦的政治节制思想。

总之，德国统一过程的客观需要为俾斯麦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德国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俾斯麦依照自己的方式，依照容克的方式完成了历史上进步的事业”[⑥]。由于他的活动基本上是顺应这一历史潮流的，因此在统一德意志的舞台上他演出了一幕幕有声有色、精彩绝伦的历史画面，成为德国历史上著名的现实主义政治家。他在统一中的成功和历史作用基本上应予肯定。也正于此，传统观念中的“铁血宰相”成为了历史定格。

二、政治节制主义者

在现代政治与外交思想中，战争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这一思想早已昭然若示。但是我以为，在俾斯麦那里战争作为手段之观念业已在他的政治、外交生活中显现，对其政治权利、战争的节制观点构成其“铁血宰相”称号的另一个真实的依据。

俾斯麦认为，“我们可以把时钟往前拨动，可是时间并不因此而过得更快，要有在客观情况发展之际进行等待的能力。这是现实政治的先决条件。”[⑦]国家推行的对外政策必须建立在对国家利益准确判断的基础上，外交目标要适度。“任何大国如果企图在自己的利益范围之外，对别国的政治施加压力或影响，并想左右一切事务，如果它在上帝规定给它的地盘以外试试运气，那么它所推行的就是实力政策，而不是利益政策，那么它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自己的威信。我们是不会这样干的。”[⑧]

战争对俾斯麦来说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工具，因而他的“自制”意识还表现在对待武力的态度上。他是强权政治的信徒，然而，俾斯麦首先不是一个军事狂人；而是一个政治家，是一个让手段完全服从于目标的政治家。普奥战争结束后，在德国涌现了希望通过暴力完成统一的要求，俾斯麦却高度保持理智：“我也认为，仅通过暴力事件来推进德国的统一是可能的。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是造成一场暴力灾难的使命，和选择时机的责任。任意地、仅仅按照主观的理由而决定干预历史的发展，结果总是只能打落不成熟的果实。至于说，德国的统一在目前不是个成熟的果实，在我看来是十分清楚的。”[⑨]武力的使用一定要慎重，必须服务于现实政治目的。俾斯麦的外交思想完全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强权政治思想。在强调国家利益至上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中，国家目标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强大的国家实力基础之上；同时，国家实力的使用要慎重，应当把国家拥有的强大实力与灵活的均势政策结合起来，以更好地实现国家目标和利益。他反对滥用国家力量，特别反对国家追逐无法实现的目标，在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以利益为重，慎重、“自我克制”。

1866年7月3日，具有决定性转折意义的萨尔瓦多战役迅速地结束了，奥地利军被普鲁士军队大败，当时普军以纵横无阻的态势进入维也纳。普鲁士上下也是一片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在国王和将军们企图乘胜向维也纳逼近时，深谋远虑的俾斯麦却力排众议，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停战。他说：“普鲁士军队胜利地进入帝国的首都，这当然会给我们的将士留下令人愉快地回忆，但从我们的政策来看，这并无必要……这会给我们今后的相互关系增添困难。”[⑩]虽然俾斯麦几次三番地向国王解释了为何希望战争立即停止和反对过分削弱奥地利的政治上、军事上的理由，但还是收效甚微，没有人理解他的理由，他虽然气到“感觉不如从四层楼大开的窗口跳下去。”[11]的程度，但最终控制了自己的情绪，最后，几经努力，他终于阻止了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准备效仿拿破仑一世的想法，签订了一项对奥地利较为宽容的和约，没有开展对奥地利的羞辱计划，使奥地利虽被永远排除在德意志事务之外，但保持了自身的完整和独立。他认为，及早停战，可以防止拿破仑三世的干涉，一旦法国介入，可能由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的计划会化为泡影。他还认为，这到了与奥地利恢复旧日的友谊的时候了。另外，由于统一计划中，普鲁士还需要面临一场与法国的大战，他不愿使奥地利过于屈辱，以免它在普鲁士对付法国时倒向法国那一边。他说:“将来我们用得着奥地利的力量的。”[12]他认为自己的重要任务是“向沸腾的葡萄酒中注水使大家明白生活在欧洲的不光是我们自己，而且还有三个憎恨妒忌我们的强国。”[13]他认为：“不必要给他们留下长期的痛苦而致其切望复仇……无论如何要把奥地利这个国家看作是欧洲棋盘上的一个子，而同它恢复良好的关系就是我们应该公开拿在手中的一招先手棋。”[14]

一八八八年威廉二世登基后，老宰相同新皇帝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分歧和冲突，导致俾斯麦被解职。冲突之一就在于，新皇帝认为德国已经强大，必须开足马力，去夺取“阳光下的地盘”；而俾斯麦则认为，处于欧洲中央的德国，必须尽可能地维持和平，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段，把各个列强编织进一张网中，使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对德国开战。而且他在二十年的政治、外交生涯中，与各列强签订了无数公开的和不公开的条约，用条约织就了这样一张大网，确保了德国及欧洲的和平。

三、温情与幽默的老者

俾斯麦的个人魅力或许是来源于他所表现出来的令人难以琢磨的性格的矛盾性使然：他制定了宪法但又把宪法当作可以摆弄的玩具；他出身容克但有时却毫不犹豫地反对本阶级的利益；他向社会主义者宣战却又尝试着彻底地解决社会问题；他声言自己是君主制的信徒，但当君主制起妨碍作用时他却推翻了德国的诸侯；他自称是普鲁士人但却宣称德国高于一切；他需要欧洲的和平却又戏嚎欧洲思想。他说，如果浮士德有两个灵魂，那么他可以有更多的灵魂而超过他。

俾斯麦除了侠骨之外，还有一种不太为人知的柔情，这种柔情特别地体现为他对树木、森林、野外生活的酷爱。“我吃完早饭读过报纸以后，便穿上打猎的靴子，在森林里随便走，爬山，涉泽，研究地理学，筹划养花草的地方。我一回到家，就把我的马备好……还是做同样的事……这里有茂密丛生的小树，还有许多已被砍伐的木材，荒地，养花苗的土地，溪流，泽地，野草地，金雀花，牡鹿，山鹞，密不透风的山楼丛林与橡树林，还有其他我所喜欢的东西。那时候我常常聆听鸽子、苍驾与芬的叫声，不然就是听佃户们诉说野猪祸害庄稼之苦。我怎样能够使你全部领略这种生活？”[15]这是俾斯麦从瓦森写来的信，这个地方离赖安菲尔不远，当俾斯麦初次探望这个地方，在他的田产上游逛的时候，就深爱上了这片济慈式的自然仙境！正是因为对于自然、原野、树木痴情无限，他才自封为一个“树痴”。

他被解职后，归隐山林的过气英雄自然是怨天尤人，他对于政治对手卡普里维的一些做法尚可容忍，但对此公下令砍伐首相官邸周围的百年老树一事则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在自传《思考与回忆》中，他道出了心中的忿忿之情；“我不能否认，从得知我的继任人让人砍光在他的住宅，即以前我的住宅的庭院前面的那些古树之后，我对他的人品的信任忍受了一次打击……我宁可谅解冯·卡普里维先生的一些政治上的意见分歧，但不能饶恕他毁坏这些古树的恶劣行为，他滥用自己对国家地产的权力来对待这些古树而使田园荒芜。”[16]

文化史家弗里戴尔在其《近代欧洲文化史》讲到，俾斯麦的警句式的语言非常睿智，时刻都戴着一种略带反嘲的语气，就像腓特烈大帝一样，展现出了典型的法国作派：“他是个性情中人，也喜爱幽默，与他的幽默相一致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当权者中，他是最不尚虚荣的人之一。需要补充的是，俾斯麦同样不是一个严肃的人。”在《思考与回忆》一书中，俾斯麦的诙谐幽默叙事俯拾即是。“桌子上排列着许多他应得的，起初是在战场上因功荣获的勋章。这些勋章在他胸前构成的习惯的排列被一颗刚授予的新的金星勋章打乱了。寒暄之后，他和我谈的不是关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什么事，而是要我判断，从艺术鉴赏的观点看，应该把这颗勋章插在什么地方。从儿童时代起我就对这位建立大功的将军怀有尊敬的情感，这使得我十分认真地考虑了这个问题，只是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才谈公务。”[17]可见他在日常的小事中也寻求思考的契机，也不忘对细节处的嘲讽。弗里戴尔还叙述了这样一个情节，更为典型地展现了俾斯麦的幽默感：普法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国王威廉一世一八七○年六月十五日从疗养地埃姆斯急忙赶回柏林，俾斯麦、罗恩和毛奇驱车至勃兰登堡门前去迎接。从这里返回王宫的路上，俾斯麦向国王陈述了他对欧洲当下局势的综合分析。同行的普鲁士王储在其日记里记载道：俾斯麦的报告“极为清晰、充满高贵的庄严，完全没有他平时一贯所喜爱的玩笑话”。[18]而在报告之后，“铁血宰相”却无时不在说笑，同我们关于俾斯麦的形象似乎不匹配，但这就是俾斯麦。

俾斯麦的《思考与回忆》曾被一些人赞颂为“天才指挥的无穷源泉”、“德意志民族可以从中满足它对于百年来的知识的渴求”。我们也可以从《思考与回忆》中品味出一个历史狂人的自然真实的照面，俾斯麦不仅仅是传统历史叙事中的“铁血宰相”，他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普通人。他逝世前不久，访问了德国最大的港口汉堡，看着出发远航的远洋航轮低声说：“是啊，这是另一个世界，一个新的世界。”（文/雨墨升华）

参考文献：

[①]E.Ludwige , Bismarck. The Story of A Fighter[M].N.Y.1934,PP206--207.（本文献来源于新浪网爱问学术资料搜索）

[②]奥·冯·俾斯麦著《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页。

[③]奥·冯·俾斯麦著《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页。

[④]奥·冯·俾斯麦著《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页。

[⑤]奥·冯·俾斯麦著《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137页。

[⑥]列宁著《列宁全集(第二十一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6页。

[⑦]迪特尔·甫著《德意志史：从古老帝国到第二共和国》，波恩Inter Nationes1987年版146页。

[⑧] 同上第177页。

[⑨]艾伦·帕麦尔著《俾斯麦传》，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64页。

[⑩]奥·冯·俾斯麦著《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30页。

[11]奥·冯·俾斯麦著《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

[12]艾伦·帕麦尔著《俾斯麦传》，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0页。

[13]艾伦·帕麦尔著《俾斯麦传》，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0页。

[14]奥·冯·俾斯麦著《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

[15]艾密尔?鲁特维克著《俾斯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302页。

[16]奥·冯·俾斯麦著《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

[17]奥·冯·俾斯麦著《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586页。

[18]Egon Fridell : Kulturgeschichte der Neuzeit, C.H. Beck,Munchen 1996,s,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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