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列车颠覆事故亲历记
原标题：1988年列车颠覆事故亲历记
姜保峰
30年前的1月24日，在云南与贵州交界附近，发生了一起重大的列车颠覆事故。查看了当年的新闻，报道如下：
“1988年3月1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了国务委员张劲夫受国务院委托作的《关于昆沪线80次特快旅客列车颠覆事故和处理情况的汇报》。《汇报》说，80次列车是由昆明开往上海的特快旅客列车，列车编组15辆，由内燃机车牵引。1月24日约1时22分，当列车运行到贵昆线且午至邓家村站间，发生颠覆事故。机后第2至第7位车厢颠覆于铁轨外侧，第8至13位车厢脱线，第14位车厢一根轴脱线，只有第15位车厢保持正常，机车和连挂于其后的与后部车辆脱开后继续运行了一段距离。这次列车颠覆事故，造成88人死亡，62人重伤；客车报废7辆；大破硬座车2辆，中破硬座车2辆，小破硬座、行李、邮政车各1辆；损害线路225米，钢轨报废20根，枕木报废460根。线路经抢修于1月25日21时55分开通，中断正线行车44小时33分。这次事故是建国以来罕见的交通事故，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极大关注。”
提起这次事故，我记忆尤新。我作为这次列车的一名乘客，经历了事故的整个过程。
突然眼冒金花，仿佛进入到另一个世界
那时我33岁，在云南省政府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当年的“五省六方”体改会议定于1月27日在柳州召开。我受命落实好云南体改系统10余人参会的准备工作后，随朱清副主任提前离昆去参加预备会。
我落实好参会人员26号出发行程后，就随朱副主任于23号下午4点多登上了昆明——上海的80次列车。我清楚记得，我的卧铺是10号车厢15号下铺，朱主任是厅级干部，乘的是8号软卧车厢。
那几年，我有失眠习惯。睡不着，睁眼看表，已经半夜一点多了。
又过了一会儿，感觉车厢向左转弯，很大一股惯性向右边甩着。铺位在车厢右侧，我头朝里面睡着。我的头在列车惯性下不停地撞着车厢壁板，看到车厢左侧行李架上的行李，东倒西歪摇晃着，我下意识地用右臂搂住脑袋。
瞬时，咣当一声，突然眼冒金花，我仿佛进入到另一个世界，眼前是一片无数星星闪烁的夜空。我好像还清醒着，心想是隧道塌方了，列车被埋了，我再也见不到可爱的女儿和家人了……之后就什么不知道了。
在一阵喊叫声中，我醒了过来。我坐了起来。去摸枕边的眼镜、衣帽勾上的外衣，空空如也，什么都摸不到。又用脚去探地上的鞋子，才感觉到我没有坐在铺位上……
怎么会坐在地板上？
定下神来，才发觉车厢顶部出现了一排整齐的天窗。 原来是车厢已经侧翻了90 度，车厢里隔板、卧铺、茶几，全都散架了，被甩到车厢的端头。卧铺车厢空空荡荡，什么隔板铺板都没有了。幸运的是我还活着。我看看左手腕上的表，夜光针指在1点34分。
我从车厢里爬出来，车厢已经侧身90度横卧着，一端和另一节车厢撞在一起，两节车厢摆成了“T”型。那是节硬座车厢，车厢损伤的不厉害，车箱里的人还安稳地坐着，打开车窗向外面看着。
我跑到那节车厢窗口，问他们是几号车厢？回答说“3”号。经证实，确实是3号和我乘坐的10号撞在一起了。
再向（贵州方向）看去，许多节车厢横七竖八躺成一片。我一个个车厢找着朱主任。大约几十分钟后，突然有人答应了，虽然有气无力，但确定是朱主任的声音。走近一看，他已经被人从车厢里抬了出来，用一床毛毯裹着。我搀扶着朱主任朝事故现场后面走去。进到货车厢里暖和多了，那是云贵交界的大山沟里的腊月天气，非常寒冷。朱主任就像在家睡觉一样，脱得只剩下裤衩和背心了。他已经被冻了2个小时。
这时，两个列车员正在从软卧车厢堆里，往外抬一位乘警，我便伸手帮忙，抬到旁边的空地上。可这位乘警已经全身冰凉，没了气息。我听他俩说枪怎么没在身上？他们又进软卧堆里去翻找乘警的手枪了。我还听见列车员们相互说道：他们中间一位最年轻的男列车员也死去了，他是准备跑完这趟车就要请假结婚的。
在漆黑夜晚，如此惨烈的现场，只能听到哪有喊声，就到哪里去帮忙救助。其中一位小军官非常卖力，一边忙着救人一边大叫，“共产党员们，赶快来救人啊！”
我参与救助的过程中，最惨的印象有两个：一个被救出的年轻女子，可能骨头伤的严重，坐在地上，动弹不得。我经过她身边时，她请求我去救救她的孩子，可我找到的却是一个已经冰凉的婴儿尸体。再就是一个江浙口音的叫我帮个忙，他正在从撞烂的车厢，向外拖他的老乡。我俩拽着两条腿拉出来一看，腰间以上的躯体已经没有了，内脏肠子拖在地上。
记得，最早赶到现场的是宣威县的几位民警。他们到场后首先是维持现场秩序。随后赶来的还有宣威县的几个干部模样的人，一个年轻人站在一节侧翻的车厢上大声吼着：我姓张，是宣威县的副县长。请大家不要惊慌……
早上7点左右，大批的救援队伍赶来了。医生护士、军人、事故调查的，陆续赶来了……上午10点多，听到空中有飞机声，我认识的有省长、副省长等，都亲自到了现场。
要心怀善念，以诚待人
后来，我被送到了县医院，很快找到了朱主任。接着，体改委领导派车连夜把我和朱主任接回了昆明。
回到家中，我脱去粘满污渍的衣服。全身就像参加过武打一样，青一块，紫一块，头部有外伤，脚底有血泡，皮肤擦伤到处都是，右臂还有一道宽八九毫米、深四五毫米、长二十多公分的压痕，就像蜡模上压出的痕迹一样，那是搂着脑袋撞击茶桌的伤痕。尽管伤得这样，从24号凌晨到25号晚上，已经过去的40多个小时中，我几乎没有疼痛感。心想休息两天就好了。可我睡到半夜时，开始感觉到全身疼痛，我被疼醒了。天亮后，我开始到医院检查，全身都照了片子，没有发现重伤，就在家中休养着。一个月后，其他疼痛减轻了，尾根疼痛突出了，到医院检查再照片子，才发现是尾椎骨折。
回想这次生死之难，我是多么幸运。我出家门时，女儿把她喜爱的一块红手绢递给我，让我擦眼镜用。车厢撞击时，我瞬间的念头是“见不到女儿了”。回到家中我问女儿:“如果爸爸死了你怎么办”？不满6岁的女儿说:“不会的，爸爸是不会离开我的”。女儿的那块红手绢，也许是保佑我的信物。
我还看到，政府的工程抢险能力确实很强。当时看事故场面，估计至少要半个月才能恢复通车，实际才44个小时就通车了。
至于事故的原因，国务院给全国人大的汇报中说:“调查组内部有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这次事故是由于列车超速，又受到一个比较大的阻力而造成的。第二种意见，认为是由于电气化接触网导线（已安装好，还未验收使用）自然断落挂套车辆引起的。”
事故是不幸的，也是万幸的。列车颠覆前方几百米，是一座200米长的铁路大桥，桥下是几十米深的山箐。如果列车再晚2分钟过桥时颠覆，后果将更可怕。好在列车机车头甩脱了车厢，自己行驶过了桥，其他车厢在桥的这边颠覆了。
30年前，我从颠覆车厢爬出来那一刻就感到，人的生命是何等脆弱啊。身临如此惨烈的现场，我还能活着，是何等幸运。 应如何活着？我经常提醒自己：要心怀善念，以诚待人。要感恩修德，以实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