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国革命的准确预言
在人类历史上，预言并不少见，然而事实证明，绝大多数预言不是别有用心就是主观臆断。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预言，为历史发展所证明，其准确性，举世罕见。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泽东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快要到来，并深刻阐明要以乡村为中心，以农村根据地促进全国革命的高潮。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预言之所以准确，主要是因为他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科学地分析时局。今天，学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发人深思，引人自省，催人奋进。
一、中国革命的准确预言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题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是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写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回信。1941年出版的《六大以来》、1944年出版的毛泽东《抗战以前选集》和194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都全文收录了这封回信。1948年，中共中央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并收录这封信，时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林彪致函中共中央，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要求，将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并将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该文的写作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暂时进入低潮，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探索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党和红军内部有不少人对革命的前途表示悲观，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他们怀疑革命根据地的前途，不相信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不愿意经过艰苦奋斗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而是主张等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再来一次全国武装起义。
1929年2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给红四军主要负责人毛泽东、朱德的《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即“二月来信”。这封信是根据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的指示起草的。布哈林对中国革命形势估计过低，甚至怀疑红军在农村发展的可能性。“二月来信”要求朱德、毛泽东将队伍分散，每支数十人、数百人，最多不超过500人，还要求朱、毛离开队伍回到中央，以便隐匿大的目标。红四军前委对“二月来信”进行讨论后，决定不予执行。但是这封信在红四军内部产生了消极影响。到1929年底，对革命前途悲观的思想仍然在党和军队内弥漫。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批判了党内种种错误思想，却未曾对悲观思想进行批判。在古田会议上重新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收到林彪的来信。林彪在信中过高估计了敌人的军事力量，对时局和革命前途流露出一种悲观思想，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未必很快到来，因此应采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看了这封信后，毛泽东感到林彪的悲观思想并不单单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了帮助林彪转变错误认识，并以此教育全军，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在古田赖家坊的协成店驻地，写了这封长篇复信。这封复信，已经超越了一般私人之间通信的意义。因此，毛泽东在寄给林彪的同时，还请红四军政治部将复信油印发至各党支部，以便让更多的指战员了解他的思想和意图。
在回信中，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批判了夸大革命力量的盲动主义和看不到革命力量发展的悲观思想，充分估计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毛泽东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这是毛泽东继古田会议后作出的又一个重大战略判断，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斗争所作出的最新结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在信的最后，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勉励红军指战员振奋精神，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写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中国革命进程充分验证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预言的准确性。
二、坚定信仰建立在科学分析之上
“黑云压城城欲摧”，在中国革命的低潮时期，毛泽东坚信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满怀信心。这种坚定的信仰不是盲目乐观，也不是一厢情愿，而是建立在以唯物辩证法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之上。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能机械地规定时日。”
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 决定了“红军与游击队的存在与发展，以及伴随红军与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与发展”。中国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主要原因有四点：一、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二、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决不能只看现象，要看实质。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经十分露骨，军阀混战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四、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都向前发展了，全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革命烈火。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冷静而客观，他坚定的革命信仰建立在对时局的科学分析之上。
沿着毛泽东开创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走过了90年光辉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度过了60华诞，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然而，“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实有不测之忧。”当代中国，一部分人信仰的缺失和方向的迷失是值得警惕的动向。这种动向主要表现为三种主张：一种主张是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模式，否认共产主义信仰，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另一种主张是重新回到计划经济体制和模式，否认改革开放，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还有一种主张是维护既得利益和特权，否认人民大众的权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这三种主张是否符合历史发展潮流，需要像毛泽东那样科学地分析一下时局。
从经济上说，如果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会大规模私有化。这不仅会对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而且会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富可敌国、贫无立锥之地不会是偶然现象，苏联私有化的悲剧是前车之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自由创造财富的闸门已经开启，想重新回到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可能，也没有人愿意回到过去。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经济结构亟需调整，社会分配不公和权贵经济广为诟病，保守既得利益不可持久。
从政治上说，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的大国，国情复杂，自然灾害频繁，国际风云变幻，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否则会是一盘散沙。如果采用西方民主制度，各路政客会你方唱罢我登场，多种矛盾得不到纾缓，国家分裂、社会对立很难不出现，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会被贻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还不完善，宪政、法治、人权等还存在缺陷；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式的“大民主”被证明既不可取也不可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实现形式还要大力探索，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从文化上说，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深圳精神、抗洪抢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已经成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同中华传统文化交相辉映，必须保持和宏扬，决不能弃之不顾。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中国文化话语权在世界上还比较弱小，得到世界认可的往往还是一部分中华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还需要在改革中获得大发展，还需要在大发展中赢得世界的更多认可。
从社会上说，西方资本主义存在很多社会问题，还有一些难以克服的社会痼疾，照抄照搬西方社会发展并不可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事业获得了很大发展，但是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水平还较低，离人民的期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公民社会的建设才刚刚起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走过的道路，与高速发展的经济相比，社会建设滞后，社会矛盾和冲突比较集中地表现出来，需要进一步加快发展社会事业。
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照抄照搬西方”、“走回头路”、“保守既得利益”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都为当前的世情、国情、党情所不容。对时局的分析愈发证明了一个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我们要像毛泽东那样，在对时局的科学分析中坚定信仰。
三、坚守信仰，迎接挑战
诗人惠特曼说，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简而言之，一人、一家、一党、一国都不能没有信仰。从根本上说，中国共产党是依信仰建党，靠信仰立国，凭信仰执政，如果丢掉了信仰，就会丧失建党之基、立国之据、执政之凭。当代中国，很多问题的产生都与信仰的缺失有关。今天，我们特别要坚守对中华民族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信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才能越来越自信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坚守对中华民族的信仰。我们的民族饱经忧患，之所以能够一次次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主要是因为中国人民和无数的仁人志士坚守对民族的信仰，为了民族的兴亡而舍生忘死、前仆后继。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鲁迅先生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周恩来同志说：我们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源泉。温家宝同志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今天，我们坚守对中华民族的信仰，才能够薪火相传古圣先贤的精神，永远站在中华民族的最前列。
坚守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方志敏烈士说：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共产主义信仰是最科学的信仰，它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共产主义信仰还是能够救中国的信仰。1840年以来，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华儿女上下求索，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都先后失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君主专制，但也未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这充分证明，旧式农民战争的道路走不通，改良的道路走不通，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也走不通。只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才为之一新，中国人民才站起来了。今天，我们坚守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才能够继承革命先辈的红色基因，永远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前列。
坚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信仰。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选择权掌握在人民手里，为争取群众，中国共产党必须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执政党后，主动权掌握在党手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不容易做到。当今世界，竞争激烈，不仅国家、民族之间存在竞争，所有的执政党之间也在竞争。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人民群众仍然拥有选择权，坚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信仰至关重要。追根溯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是为了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坚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信仰，做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能无往而不胜，永远站在所有执政党的最前列。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杂志 作者黄伟系国家行政学院院刊室副教授、法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