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城市与现代生活的诗意联系

原标题：乡村、城市与现代生活的诗意联系

纪 梅

诗人张翔武离开湖南老家来到昆明读书已有16年，但他好像从未离开家乡太远。他像一个“讲故事的人”，将在家乡的观看、经历和体验描述给你听：动物、植物、鱼禽，夏夜落水然后被父亲救起，“和爸爸晚上去抓青蛙”，“乌鱼最易上钩的季节”以及 “一只大鸟重重地蹿起/投入雾色更浓的远处”（《雾里鸟叫》）的飞翔姿态…… 保罗·瓦莱里曾将诗人和作家对于故乡小村庄、钟楼和逝去的东西的怀念称作“迟到的热爱”，这种热爱包含着“对地方色彩和祖先的崇拜”，“对于或真或假的根的或深或浅的需要”，以及“对于几乎全是植物的环境的怀念”（保罗·瓦莱里《文艺杂谈》），在张翔武的写作中，对故乡“迟到的热爱”占据了很大的分量。除了对过往经验的描述，故乡也作为一种修辞延伸在今天的城市生活中：“汽车碾过夜晚，/不知哪个书架/偶尔吱嘎作响，/像大雪沉沉覆盖/屋后几根橘树”（ 《六月夜读》）。大雪覆盖屋后橘树的场景属于回忆中的故乡，诗人当下生活的昆明，夜晚多为汽车声所陪伴。这是我们颇为熟悉的城市经验。在昆明的某个房间，书架代替了故乡的橘树。这一修辞与诗人爱书有关，与书架源自树木有关，更与诗人对故乡的思念相关。

诗人曾言：“如今，我逐渐明白只有离开，/才能从远处看得更加清楚。”（《鹊巢》）从远处回望，真的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吗？回望的视觉，是否会因为空间和时间的距离而将过往生活景致化、浪漫化？

新近出版的诗人诗集《乌鱼最易上钩的季节》（云南美术出版社 2017年12月版），是诗人多年创作诗歌的一次总结。诗人对待乡村和城市（或乡村“城镇化建设”）态度的二元对立结构成为重要主题：他对故乡过往的回忆和描述带着挽歌式的深深眷恋和乡愁似的怀旧情愫，如“扛上锄头，我去翻地，/那块不大的荒地土壤板结，/一锄一锄下挖，锄头，/切进泥土，泥土又咬住锄头，/翻开的泥土因为潮湿而显深褐色/散发一股泥腥味 像一块整齐的豆腐/锄头切进泥土，声音干脆柔和/（一袋谷倒进粮仓的声音）”（《翻地》）；而对待后者，诗人多持否定、拒斥和批判的态度：不仅“芦苇、水草、杉树、渔船、鸬鹚、白鸥/一夜消失”（《鹊巢》），所谓的城镇化建设或导致家乡频改地名：“原来地名从此作废，仅限流通于/老辈人的记忆和话语”，或导致人们《失所》《失地》，失去“祖坟”：“地图上没有平民墓地的名称/楼盘层层推进，仿佛分裂生殖的移动城堡/——土地还是那块土地/在抵达故乡的傍晚/游子绝无可能找到祖坟，还有许多人”（《地名》）。能够进入诗歌的“城市生活”，多集中于诗人的书桌或卧室：“你迷恋词语，胜过其他的事，/搬来或移走它们，塑造出各种风景。/不管早晨，还是晚上，坐在/本来是饭桌的书桌前——/上面堆满书、稿纸、笔记本和诗集复印本。”(《词语》)“一个人的寂静，我沉迷其中，/像个小贩忘掉世界抹点口水反复数钱。”（《酒醒后打开一本小说集》）。

诗人对乡村变动的诗歌，带有明显的社会观察视角和目光，并体现为可贵的质询姿态。不过，需要警惕的是，我们是否会因对“城市”的不满，而在回望家乡的过往时不自觉或无意识地将其优美化、纯真化、理想化、田园化？或者反之，因着对乡村“迟到的热爱”，而对今日的城市持简单否定的态度？城市及其所代表的现代性进程，带来的是否仅仅是水泥、噪音、工业污染、尾气等等反自然、反生态的物象？且不论城市化生活所提供的种种便利，其流动性所代表的自由化（虽然非常有限）可以完全被忽略吗？是否在某些细微时刻，城市还呈现过一些可爱的面相，并成为安慰的来源？

在我们想安静地入睡时，一切声音都是噪音。然而当我们半夜醒来并陷入失眠的漩涡时，声音——特别是人发出的声音——成为一种安慰。本雅明曾发现正是人群构成了城市巨大的魅力来源。“至少这时候/这世上并非我一人没法睡觉” （《酒醒后打开一本小说集》），这是颇具现代性的体验。这样的时刻凸显出孤独的个体在现代社会深深感受到的与他人相联结的需要。正是城市，在更多的时刻为“孤独的群众”提供了“相互展示的空间”，使一大堆“悬在孤单和传播之间”的“单子”“在互相匿名的情况下摩肩接踵”，融化其间（查尔斯·泰勒《世俗时代》）。在现代社会，不仅灯光、书和词语，还有陌生人的汽车声，提供着传统的家宅、鸡鸣狗吠和亲人所具备的庇护所功能。此时，诗所展现的经验和感受，相较于简单的城乡二元对立和道德姿态，要更为细腻、复杂和真诚。诗人不再寄托于对消逝过去的怀恋，而愿意停驻此刻，进而发掘生活的真实、意义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