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植棠：历经磨难传薪火

谭植棠

“性格沉稳，宣传鼓动能力极强”的谭植棠号召青年们“做个独立的自由民”。 插画/金锐 王金花

谭植棠自传

【人物志】

谭植棠

广东高明人，生于1893年，卒于1952年，1919年就读北大期间参与五四运动，1921年3月参与成立广州共产主义小组，负责宣传工作。　

他，出生富裕家庭，一心向学，最终走上革命道路；

他，“革命三谭”之一，性格沉稳，宣传鼓动能力极强；

他，追求大同世界，在北大“熔炉”历练后将革命之火传递至广东；

他，是谭植棠。

1926年，广州街头，一位30多岁的清瘦男子正在演讲。

他一袭长衫，教师打扮，看上去身体羸弱，“为什么农民终日耕田还不得温饱？为什么有些人终日不劳动却有大把钱粮？……”

忽然，听众里几名男子站起来捣乱，起哄说“你家是不是地主？”

清瘦男子攥紧了手中铁皮做的喇叭，越讲声越大，突然口吐鲜血，昏倒过去……

他叫谭植棠，出身富裕家庭，却走上革命道路，与同乡谭平山、谭天度被世人誉为“革命三谭”，是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

初入“熔炉”

1893年，广东省高明县（今佛山高明区）明城镇濠基村，乡绅谭超喜得长子嫡孙。谭家在当地属大户，有数百亩田地和一家米店。为了祈求孩子安定长寿，家人将其乳名取为“亚定”。“亚定”就是谭植棠。

幼年时，谭植棠酷爱读书，祖父要求他辍学做掌柜，谭植棠毅然拒绝，后考入广东高等师范附属中学。

1917年，谭植棠考入北大文科，与他同行的是族叔谭平山。谭植棠从小热爱习武，曾准备投军报国，但因体质不合格，后来改学历史，而谭平山学的是哲学系。

相对于哲学系而言，历史系的学生思想并不十分激进。相反，在新文化运动中，谭植棠所在班级很少有参与白话文革新的学生。

谭植棠是个例外。

学者认为，这源于谭平山和陈公博对他的影响。他们是广东同乡，同年考入北大，住同一个宿舍。

陈公博与谭植棠相交甚笃。其在《我和共产党》中提及谭植棠：“至于植棠倒是朴实无华，忠于待人，信于所守，他是学史地的，因平山的关系，我才认识他。我对于植棠的印象和交谊都比别人为深，至今怀念斯人，犹恋恋不释。”

通过两位好友，谭植棠接触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一直闷头读书的谭植棠开始变得激进起来。五四当天，他与谭平山一起游行到天安门前。火烧赵家楼时，谭平山怕他体单力薄吃亏，让他不要乱跑，谁知谭植棠却跑到队伍前面，带头挥旗子。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谭植棠负责学生联合会的宣传工作。同学评价他“性格沉稳，宣传鼓动能力极强”。

事后，谭植棠在给广州同学谭天度的信中说：斯时的北大，乃是中国革命青年的熔炉。

“革命三谭”

谭天度和谭植棠、谭平山都是高明明城镇人，三人还有家族的亲戚关系，被后世称为“革命三谭”。三人少年时代曾在一起探讨康有为的《大同书》、西方赫胥黎的《天演论》到接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更渴望和追求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谭植棠在北大时经常给谭天度寄进步书刊。如今，高明博物馆还存有谭天度当时藏在阁楼上的一大包书，有1919年的《新青年》，1920年的《政衡》以及早期的《新潮》杂志。其中，有不少谭植棠当时发表的文章。

谭植棠早期的文章多数围绕中国历史、政权更替等方面，到了大学生涯后期，他的文章中开始出现社会主义、民主等字眼。

五四运动后，曾参与运动的北大学生纷纷南下。谭平山、谭植棠等人来到上海，并于1920年3月创办了《政衡》杂志。谭植棠是杂志的主要撰稿人。《政衡》杂志第一卷第二号共十篇文章，其中《平民主义最后的胜利》等八篇文章都是谭植棠写的，他主张中国人民应与俄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认定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

谭植棠发表的《防止过激派》被党史专家解读为“最纯洁的革命思想”。文章写道：政治，要以人道正义为前提，以安宁幸福为目的，以自由平等为归宿，而实行全民政治，务使人人都有直接为治的权能，凡种种专制独断的政治，都应该早日除去。

办报启民智

谭植棠之子谭汉威曾回忆说，“当时，他（谭植棠）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如果想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定要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内军阀，尤其必须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一致起来，才能达到目的。”

要启发民智，办报纸无疑是最好的办法。

1920年下半年，谭植棠与谭平山等人回到广州。谭植棠被聘为国立广东法政学校教员，兼授广东高等师范的课程。

回广州途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他们从上海转道香港。在香港那几天，陈公博把几个人的旅费花光。谭植棠对此很恼火，他负责管钱，只好向香港开金铺的亲戚借钱回家。路上，谭植棠批评陈公博摆阔浪费，“往后不是自己的钱不要随意乱花。”陈公博自知理亏，“定哥（谭植棠乳名），等我以后有了钱还你们。”后来，陈公博投靠汪精卫，在汪伪政府任上海市长期间曾邀请谭植棠，“你来上海吧，我还你半条街。”谭植棠对此嗤之以鼻，“现在的定哥还是以前的定哥。”

回到广州后，按照之前的约定，谭植棠、谭平山等人开始筹办《广东群报》。“如果我们有自己的阵地，就可以扩大宣传和影响，号召民众起来，改变目前的现状。”为了办报纸，谭植棠节衣缩食、私人集资，并向家里求援。

创刊过程中，谭植棠等人致信陈独秀，请他作刊首语。陈独秀立即复信，对他们的行动给予热烈支持。当年10月，陈独秀在《广东群报》创刊号上发表《敬告广州青年》一文，希望“诸君做贫苦劳动者的朋友，勿为官僚资本家佣奴”。

《广东群报》创刊后，便开辟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1月1日，谭植棠在《广州群报》上发表文章“最危险的———续出的顽固党”。文章说，“可怜中国人，眼光如豆，胆小如鼠，顽固保守，不加审察，当此社会革命淘涌的时候，竟视社会主义为梦想，同盟罢工为盲动。你们须知道现在的政治不打破，无以脱自由网罗，现在的经济制度不推倒，乃难得到多数的幸福。”

谭植棠向青年们发出号召：“青年啊———快要逃出你们的奴隶圈，做个独立的自由民；快要信仰社会主义，去实现社会的革命；不要做续出的顽固党，以阻碍社会的进化。”

参与创建党组织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南下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陈独秀一到广州，就约谭平山、谭植棠等人商谈建党之事。

建党一事早已被提上日程。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陈独秀就致函谭平山、谭植棠，商约在广州建党。谭植棠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曾说，陈独秀到广州后，常向他们提出关于领导民众运动的意见，指出有组织领导比个人领导的重要。

一天晚上，陈独秀等人齐聚谭植棠家中。陈独秀指出，“我们以小集团领导民运是担负不起的，为使广东民运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共产主义集团组织。”陈独秀问他们是否参加这个组织，谭平山、谭植棠表示同意。

1921年3月，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党员共有9人。书记先是陈独秀，后为谭平山，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兼任党组织机关报《广东群报》的经理。

为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谭植棠还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及宣传员讲习所。

这个宣传员讲习所以及后来成立的“注音字母教导团”，都是广东教育委员会属下。谭植棠分别任教导主任和教员。讲课内容为反帝反封建、社会主义、群众运动、阶级斗争等。所里还设有工人夜校，并成立了机械工人学校。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在广州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六届农讲所的负责人都是共产党员，谭植棠是第四届农讲所所长。那一届于1925年5月1日开学，9月1日毕业。原有学员98人，毕业时有51人。

1926年冬，谭植棠讲演时遭到几个右派分子的捣乱。他由于过度激动，肺病复发，吐血昏迷。被救醒后，他向探病的战友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重返自己的战斗岗位”。

装“死人”返乡

谭植棠患病后，国内形势发生恶化，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出动大批军警，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党组织决定，将正在广州住院治病的谭植棠转移到东莞的一家医院。当晚，几个特务闯到谭植棠家里，在屋里搜出一条红布，上面写着“广州总工会代表会”。特务说：“这是奸党活动的证据！”并逼着谭植棠妻子罗亚女交出丈夫，逼供未果打得她口吐鲜血。此后，罗亚女得了重病，最终咳血而死。

谭植棠转诊后，广东党组织已遭到严重破坏，敌人通缉他的风声越来越紧。谭植棠的叔父谭仲珊又赶到东莞把谭植棠接出来，先转到澳门，然后让他隐蔽在一口棺材里，雇一条船，采取“活人死运”的方法，安全返回家乡。

从此，谭植棠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回乡后，谭植棠深居简出，在房里待了两年，病才养好。平日里，一身农民装扮的谭植棠常穿个木屐在门口溜达，木屐磨穿了也不换。谭植棠精神稍好后，就给乡亲们讲革命故事和先烈事迹。等到谭植棠与党组织联系上后，他周围的这些乡亲多数都参加了革命。

据谭植棠第二任妻子潘少雄回忆，1944年，国民党警察要抓谭植棠，被他一身农民打扮蒙骗了过去。当年年底，谭植棠被派往东江根据地工作，此后又赴香港开展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谭植棠被派往肇庆，担任西江行政专署工商科科长兼贸易、粮食、百货三大公司经理。在1952年春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

1952年6月，谭植棠在广州逝世，临终前留给儿女的遗产有5件———一本自己装订的《毛泽东著作》、自传一份、私章一枚、旧绒衣一件、须刨一个。

27年后，谭植棠获平反，错误处分被撤销，党籍恢复。

纪念馆

谭植棠自传

这是谭植棠1951年5月写的一份自传，详细说明了1921年3月陈独秀指导谭平山、谭植棠等人成立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过程。关于谭植棠的历史文献较少，这份由他亲自手书的《自传》显得愈发珍贵。

1927年到1937年期间，谭植棠因肺痨病一直在家治病，因中共地方组织受到破坏，他与组织失去联系，只能在暗中做些群众工作。1945年冬，经分管华南工作的周恩来同志的亲自审理，谭植棠恢复了党籍。

关于包惠僧在回忆录提及的“陈公博、谭植棠追随陈炯明，中共中央将二人开除党籍”的说法，经历此事的谭天度曾表示，陈炯明叛变后，谭植棠一直在广东党内工作，包惠僧的记忆是不符合事实的。

□本报记者 涂重航　广东佛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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