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背着小提琴，走过高考1977年

1977年高考在冬季，那是恢复高考的第一次考试。

作为经历过那次高考的我，回首当年“闯五关斩千将”的那一幕，就像电影镜头中的画面，清晰地浮现在我脑海。

去参加专业复试那天清早，我和父亲一人打把雨伞，爸爸帮我背着行包(七十年代男生流行的桶袋)，我背着小提琴，打着手电筒，在漆黑又弯曲的山间公路上穿行。

父亲参加过湘西剿匪，走夜路有经验，下雨天看到路上有反光发亮的要跨过去，那是积水，夏天看到地上一团黑别去踩，那可能是蛇。

作者 何创新

01

《大海航行靠舵手》

我于1976年高中毕业，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伟大号召，插队来到湖南西部的偏远山区。

由于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担任学生干部，又是共青团员，当时在知青点里也算得上二号人物。

中学时我对音乐产生了兴趣，在父母的支持下，练就了一手小提琴。

在农村，除了劳动，其它的空余时间几乎全花在了练琴上(这是当时我招工的“本钱”)，当时练习的多为外国乐曲。

60多岁的房东大娘问我：“你‘锯”(拉)的是‘么个’(什么)歌，听不懂，吵我‘困眼闭’(睡觉)”，我便随意拉了一首“文革”时期家喻户晓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她连声称赞：好听！好听！

1977年下半年，父母在大学工作的缘故，很快便得知将要恢复高考的消息。

作为知青的我感到无比兴奋，未来又多了一条路，过去只有等待招工或参军，当时流行着一句口号：“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带队干部从大学请来了老师为我们授课辅导，大队(村)部也为我们安排了一定的学习时间，祠堂成了我们听课的教室，我们进入了紧张的复习，心里不时地用一句话来提醒自己：“准备战斗，总攻即将开始”(受当时战斗故事片的影响)。

02

《红太阳的光辉把炉台照亮》

我报考的是湖南师范学院的音乐专业，该专业自1962年便停止了招生(最后一届为65届)。

由于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报考的人数太多，为了确保招生质量，全系的老师几乎全部出动，在全省范围内撒开了一张招生大网，绝大部分县城设立了初试考场，每个地市设立复试考场。

我以《练习曲》和《红太阳的光辉把炉台照亮》(此曲现更名“金色炉台”定为音乐考级十级曲目)，顺利地通过了初试。

一周后，我赶赴地区所在地参加专业复试。

那段时间我从农村回到家中复习，因历史的原因，当时父母所在的大学是中南林学院，也在离我们不远的偏远山区。

临行前的晚上，妈妈催促我“早点睡觉，明天还要赶六点多的火车”，待我入睡后，她便开始为我准备着简单行装。

03

父亲的背影

第二天凌晨4点钟，爸爸把我从熟睡中叫醒，由于我们家离小镇车站有十八里路程，年近半百的爸爸不放心，执意要送我，我们上路了。

那是寒冷的初冬，天空下着小雨，寒风顺着山坳“嗖嗖”地向我们]袭来，伴着雨水扑打在我们身上。

我们父子俩一人打把雨伞，爸爸帮我背着行包(七十年代男生流行的桶袋)，我背着小提琴，打着手电筒，在漆黑又弯曲的山间公路上穿行。

一路上看不见任何车辆和其他行人，伴随我们的除了雨滴声和脚步声，就是从远处传来的农家的狗叫声。我们谁也不言语，但心里想的都是一件事。

爸爸解放初期曾在湘西剿匪，走夜路有经验，下雨天看到路上有反光发亮的要跨过去，那是积水，夏天看到地上一团黑别去踩，那可能是蛇。

我跟随着爸爸，步行了近两小时，终于到达了火车站。

这时，雨也渐渐的停了，但天色还没亮，爸爸又得原路走回去，他临走时叮嘱我：“小心着凉生病，影响考试”，便转身离去，我知道他心里藏着担心和牵挂。

望着爸爸的背影，我的眼眶里闪烁着泪花。

我爬上开往地区的火车，在蒸汽机车那粗犷的汽笛声陪伴下，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行程，来到了考场。

主考官是一位五十年代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老教师(贺渌汀的学生)，他那魁梧的身材，和蔼的面孔，让人倍感亲切，但我依然感觉紧张。

当我演奏完时，寒冷的天气没把我冻着，反倒出了一身汗(吓出来的冷汗)。

我慢慢地从口袋掏出手绢，擦去额头的汗水，这一举动倒是给考官们留下了更深的印象，这时，考场内发出了一阵笑声(无恶意)，主考官微笑的望着我点点头，似乎在告诉我：还行。

04

体检前背过视力表

我艰难的闯过了专业和文化考试关，当年艺术类只需考语文、政治两科，注重专业成绩，接下来的就是体检和政审。

我从大队部接到县招生办打来的电话，通知我去县里参加体检。

当年体检非常严格，说好听的，像似在招收飞行员，说难听的，像似一群医生在为病人作会诊。

在“广阔天地”里滚打过，肩膀能承受一百九拾斤重担的我(体重110斤)，并不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唯一不塌实的是视力，在去县城的路上，我把视力表中最小的一行(1.5)背了下来，自认为万无一失。

可万万没想到医生从上往下指，还没到1.0我就卡壳了，医生严肃地说：“我早料到你们会耍花招，所以要从上往下指”。

据说当年还有因血压高而在体检前喝上一大缸自来水降血压的事，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个人表现突出，先后两次被大队和县里评为先进生产者。父亲是扛枪打“猎”出身的老干部，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湘西剿匪，历史清白。

因此，我很自信地把一切交给党(高考语文命题作文：《心中有话对党说》占40分)，接受组织的审查。

当年确有一些人因所谓家庭历史原因未被大学录取。

05

录取通知书被拆封过

高考结束后，我回到了插队的农村继续劳动，企盼着“福星”的降临。

1978年春节刚过，大队供销社的同志从公社(乡)给我捎来大学录取通知书。

他妈的，通知书不知怎么被拆封了。

拿着那张被多人摸过并沾有污渍的通知书，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在生产队当会计的房东大哥高兴地对我说：“你在我家住了一年半，也‘吵’了我家这么久，要走了，我请你吃顿饭”。

他便从房梁上割下一大块腊肉，到“自留地”里采来新鲜蔬菜，花上六毛钱打了一斤红薯酿制的散装白酒(只有这种条件)，我们美美地“撮”了一顿，平生从未喝过酒的我第一次开怀畅饮(发现自己有二两酒量)。

第二天，我收拾好行李，准备回家，正在干农活的房东大哥带着一腿泥从田里赶来送我，还说要到我家吃上一顿，并提出了一个“苛刻”的要求：要喝瓶装酒。我很爽快的答应了，他帮我挑着行李，一起回到了家中。

父母热情地接待了他，爸爸高兴地拿出一瓶德山大曲酒(当时是按级别配给)，招待了我的这位过去的房东，现在的客人。

分别时，已经喝得脸像红面关公的房东大哥深情地对我说：“你是知识分子了，别忘了我这个穷哥儿……”

当时可称得上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假期中曾两次回村探望。

走的那天，爸爸没去车站送我(上午九点的火车)，在他的脸上也没有显露出笑容，但我知道他心里藏着喜悦和希望。

我告别了家人，登上开往省城长沙的列车，在高昂的风笛声的伴奏下，步入了我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