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出一部《原野》

凌孜没有马上答应，而是回去和著名摄影师钱壮飞的外孙罗丹商量，罗丹说，“答应。”罗丹就给凌孜出个主意：我们去采景拍一组漂亮的镜头，让他们眼前一亮，就会给我们追加。

“我们第一批就去东北大森林里拍，罗丹那时候拍出一组漂亮的镜头，拍白桦树等秋景，也就是《原野》开头的那个场景，拍好了之后经审查吴江满意了，就说，行！你接着拍吧。”

这是凌孜第一次拍电影，请了著名演员刘晓庆和杨在葆，中新社主创人员只有凌孜等几个人，其他有北影、上影、长影的人，“各单位凑出一部《原野》”。

在《原野》的拍摄过程中，凌孜还收获了爱情，与罗丹完婚。时至今日，凌孜还对丈夫赞不绝口。同时，凌孜与刘诗昆保持着一份最真挚的友谊。

1981年，凌孜一人前往威尼斯参加电影节，因为这部片子在某个领导看来是“男盗女娼”，电影局禁止演职人员前往参赛。

马克·穆勒代表电影节将《原野》选入参赛片，这是头一次两岸三地中国第一部参赛的电影。最终获得那一届威尼斯电影节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这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电影。当时亚洲入围的都是黑泽明的，华人这是第一部。”

获奖的《原野》并没有就此进入公众视线，虽然香港票房大获好评，把当时台湾电影金马奖压的没了版面、没了声音，但是依然被审查定性为“只能外销，禁止内销”。

时隔7年之后，《原野》解禁，大量的公众才一睹禁片的真面目。在1988年中国电影百花奖的评选中，《原野》获得最佳故事片奖。

1986年深秋，叶剑英元帅因病逝世。让凌孜遗憾的是，父亲没能看到自己事业上的这次“平反”。

20世纪60年代凌孜结婚的时候，来了很多客人。这一天非常热闹，待到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已是晚上9时多了。“我筋疲力尽地走回屋，还没坐下，父亲突然问我，给没给工作人员送糖果？我说，还没有，已经很晚了，怕大家都睡下了。父亲的脸立刻沉下来了，‘大家都凑了钱给你买了礼物，镜子、暖壶……你怎么可以这样没有礼貌！’于是，我立刻拿了托盘，装了糖果挨家挨户去送。”

20世纪80年代，80多岁的叶剑英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的帕金森氏症明显加重，行动不便。看着老人家这样子，凌孜十分心疼。一天清晨，看着父亲步履蹒跚的样子，凌孜在他旁边小声地说：“爸，全国人民永远会记得你们这一代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但是谁也违背不了自然规律，任何伟人也不可能把儿孙的事做完哪，走完了辉煌的高潮，总是要落幕啊！爸您是不是也考虑一下呢……”父亲认真听凌孜说完后没有回话，又继续刷他的牙。可是没多久叶剑英就向中央写了请辞报告，“而且不止一次，最终如愿了”。

相比于“文革”时候作为文艺战线的红卫兵领袖，她从一名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到一名中国传统文化的建构者，其中变迁，令人感慨。谈起自己的“文革”经历，她说，“我不后悔，我也是受害者。现在想当年当然不对，真幼稚。历史就是这样的，这是历史的产物。”

现在的凌孜倡导儒学的普及工作，“文革”和电影已是过眼云烟，只是平静地生活。(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