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面前不应有“好人”“坏人”之分

殷啸虎

全国人大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已经启动，据报道，在修改后的法律中有望排除刑讯逼供证据。对此，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律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有学者指出，以法律手段保护 “坏人”的沉默权，彰显了保障人权的理念，体现了法治的进步。然而，也有人表示质疑，担心如此一来，会保护了“坏人”的权利，而使“好人”权利受到损害。

我国刑事诉讼法自1979年颁布以来，每当讨论修改问题时，似乎总会涉及“好人”与“坏人”的问题。 “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一直被视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原则。但是，当我们关注于是保护“好人”还是“坏人”的时候，是否想过，法律面前该不该有“好人”与“坏人”之分呢？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用“好人”与“坏人”作为判定罪与非罪的标准，人们总是认为，法律是保护“好人”，打击“坏人”；也就是说，一旦触犯刑法，构成犯罪，那就一定是“坏人”了。对于“坏人”而言，刑讯逼供也好，囚禁虐待也好，都是他们“罪有应得”的，甚至还有那么一些伸张正义的意思。虽然法律明文禁止刑讯逼供，但为什么一直禁而不止呢？我想，很大程度上与这种理念有关。表面上看，刑讯逼供是基于“有罪推定”，而“有罪推定”基于的，恰恰是这种“坏人推定”的理念。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躲猫猫事件等之所以一再发生，从理念上说，正是因为他们都是被当作“坏人”来对待的。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我国宪法和法律的一项基本原则。“好人”与“坏人”从本质上说，只是一个道德评判的标准，它不能、也不应该作为法律评判的标准，甚至取代法律评判。因为在法律上，罪犯不一定都是“坏人”，而往往有时候“坏人”恰恰是法律上的“受害者”。

湖北的邓玉娇在遭受他人无理纠缠、拉扯推搡、言词侮辱等不法侵害的情况下，实施了具有防卫性质的反击行为，致被害人死亡，法院认定其超过了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但考虑到案发后邓玉娇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构成自首；并经法医鉴定，邓玉娇为心境障碍（双相），属部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因此，依法判决对邓玉娇免予刑事处罚 （免于刑事处罚的前提是 “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

洛阳市民曹某面对盗窃助动车的小偷见义勇为，追赶过程中，因制止小偷逃跑而致其摔倒身亡。法院认定曹某犯过失致人死亡罪，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赔偿受害人（小偷）家属经济损失2.5万元。

类似的案件还有很多。从道义上说，这些案件中的罪犯可以说都是“好人”：邓玉娇被人们誉为“烈女”；而曹某的行为则是标准的见义勇为。相反，这些案件中的受害者，从他们的行为看，倒是属于不折不扣的“坏人”。而判决的结果是，“好人”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坏人”却受到了法律的保护。但这决不能说我们的法律或者法官是“好坏不分”，这恰恰体现了法律的原则和精神。因为在法律面前，没有“好与坏”之分，只有“罪与非罪”之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就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在法律面前，“好人”如果触犯了刑法，构成犯罪，同样要受到法律的处罚；而“坏人”的合法权利受到侵犯时，同样也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即便他已经构成了犯罪。法律的终极目标，就是平等地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因此，我们在摒弃“有罪推定”制度的同时，也应摒弃“坏人推定”的理念，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作者为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