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华:共和国最年轻的开国上将
教育孩子“夹着尾巴做人”父亲待人很厚道重情义病榻上还在酝酿机构改革

1965年冬,肖华全家在上海合影。前排左起:肖霞、肖霜、肖露、肖雨、肖云,后排左起:肖华、王新兰
肖华:共和国最年轻的开国上将
肖云,肖华之子。1946年2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文革”中当过炊事员,建筑工人,毕业后分配到张家口铣床厂,担任工段长,车间负责人;1975年入伍,在海军航空兵历任助理员、科长、处长;1988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89年转业下海,任公司总经理,董事,副董事长。
1916年生,江西兴国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团政治委员,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等职。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率队开赴津浦路以东的冀鲁边区,时年只有22岁,被称为“娃娃司令”。其后担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空军政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干部部副部长、部长、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等职。
1975年起,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兰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常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5年8月在京逝世。
1930年,毛主席将14岁的父亲交给红四军政委罗荣桓时说:“这孩子日后会有大出息。”父亲16岁时由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点名调到总政任青年部部长,从冀鲁边区的“娃娃司令”锤炼成共和国最年轻的开国上将。
全国解放以后,父亲长期担任军委总部的要职,超负荷的工作,使父亲终于累倒了。1964年2月,父亲得了严重的肝炎。在总理和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命令和安排下,由我的母亲陪同他到杭州养病。
当时全国正准备庆祝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9月到11月,父亲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长征组诗”的创作中,在这两个月时间里,父亲的转氨酶增高了四次,体重减了好几斤,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呕心沥血之作。当父亲把部分手稿交给我阅读时,我发现手稿的字里行间满是泪痕。
总政将组诗谱曲的任务分别下达给总政文工团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当总理听说战友文工团在排练《长征组歌》,驱车前往,并对排练的演员们讲,你们要用肖华主任写“长征组诗”的精神来排练《长征组歌》。总理先后看了十七次《长征组歌》,他能一字不落地唱下全部歌词。
1965年“八一”建军节,《长征组歌》正式演出,连演30余场,场场爆满,很多老红军饱含着热泪看完演出,仿佛又走了一次长征路。从此,史诗般的《长征组歌》成为中国音乐史上一部不朽的经典作品。
教育孩子“夹着尾巴做人”
我们这些北京的“高干子弟”都有共同的体会,那就是父辈很少给我们说教,讲大道理。原因是他们没有时间,繁忙的工作使我们见一面都很难。我们这些子弟常听到的两句话就是“夹着尾巴做人”和“艰苦朴素”。
父亲从不板起面孔说教,也从不打骂孩子。当他有空闲时,家里总是充满歌声和笑声,他带领孩子们一起参加文艺、体育活动,一起走访总政机关基层干部、普通职工的家庭……
父亲待人很厚道重情义
当他的老部下、老警卫员、老马夫……来到北京,父亲总是亲自安排他们的衣食住行,安排他们参观北京,和他们拉家常,临走他总会送上钱物(当然是他自己的工资),送他们到车站。
父亲不喜欢江青,但对于主席前夫人贺子珍却完全不一样,对这位革命“师母”非常尊敬,解放战争期间,贺子珍带着女儿从苏联回国来到哈尔滨。当时很多从延安过来的老同志碍于江青的面子,不敢见贺。贺的生活也安排得不好,父亲当时任一兵团政委,正在前线指挥围困长春。他刚从前线回到哈尔滨就带上后勤部长探访贺子珍,亲自安排她的衣食起居,并把自己的工资留给她。
病榻上还在酝酿机构改革
1983年,父亲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分管政协提案等工作,父亲又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1984年父亲深入工厂、院所、城镇调研,把自己的想法写成报告呈中央领导,他是老一辈革命家中最早提出搞市场经济的人之一。
1985年4月,父亲已经病得很厉害了,仍不顾家人劝阻,忍着病痛坚持参加政协会议,因为胃癌的扩散,堵住食道,父亲一吃东西就打嗝,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志开会,父亲干脆不吃东西,坚持把会开完。他躺在病床上,脑子里翻腾着关于机构改革的设想,病痛使他无法伏案执笔,他便口述,请身边的工作人员把他的想法整理成文,呈中央领导阅。
1985年8月12日,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69岁。 (据《新民晚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