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兰跨国索赔18亿 三十而立挥别过去的自己

本刊记者 / 赵晓秋

异国受伤，跨国维权，25名被告，索赔18亿美元！

这不是桑兰第一次如此引人注目。

“刁难航班”、“谴责保姆”、“抱怨组织”……从2008年年底起，一向在镜头前以乐观、坚强形象示人的桑兰似乎变得容易愤怒、较真。

大家指责桑兰不该“太事儿”，但似乎忘了这个“被模范”太久的人只是一个刚刚30岁、却在轮椅上坐了13年的女人。

2011年6月11日是桑兰30岁的生日。即将三十而立的她似乎想通过“跨国索赔”这种特别的仪式，“告别”过去的那个自己。

在专家看来，桑兰能够选择跨国索赔是幸运的。她在美国不仅只需要支付不到中国万分之一的案件受理费，而且还能争取到比在国内打官司多得多的权益。从法律角度看，18亿美元，不是桑兰的“白日梦”。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6月上半月期)

律师海明说，我们的目的不仅要打赢官司，而且要让大家知道事实真相，通过法律还原真相。

桑兰律师：要用法律还原真相

2011年4月28日，即将三十而立的桑兰委托美国律师海明组建了一个9人律师团，将美国时代华纳公司、美国体操协会、TIG名下的两家保险机构、RIVERSTONE保险代理5个机构以及友好运动会创始人前时代华纳副董事长特德·特纳和桑兰受伤后在美监护人刘国生、谢晓虹夫妇3名自然人告上了专门处理跨州和跨国官司的纽约南区联邦地方法院，共索赔18亿美元。

5月14日，桑兰的律师海明将这次瞩目的跨国索赔案的起诉项目从18项变成21项，另外追加了17名被告，其中15人是互联网用户。

异国受伤，跨国维权，25名被告，索赔18亿美元！

这让在中国原本就家喻户晓的前体操运动员桑兰与本·拉登成为中国媒体同期最为关心的两个人。案件还没有庭审，关于该案的网络论战已经硝烟弥漫。

2011年5月4日～11日，本刊记者对桑兰的代理律师海明进行了7轮的电子邮件采访。在7次邮件回复中，海明详解了桑兰跨国索赔案的来龙去脉。下面请看海明律师的自述。

“火焰鸟”桑兰

我是北京人，来美国25年了，现在美国主持纽约海明律师楼。我在中国没有业务，近几年因为经手中国留美博士生翟田田被诉“恐怖分子”案、中国博士赵静告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宗族歧视案、北京奥运会前声讨CNN辱华言论案，而与国人有了交往。

2011年3月，我第一次接触了桑兰的经纪人黄健。他在美国中文网上给我的博客留言，不同意我博文的观点，我们还在网上对吵了一架。起初我也不看好桑兰索赔案，因为已经过去13年了。但是，黄健说服了我。我们的目的不仅要打赢官司，而且要让大家知道事实真相，通过法律还原真相。

自从接受了桑兰的官司，特别是向社会公布官司在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方法院立案后，我就开始被一些网友咒骂，有些人甚至骂得十分难听。这是我做律师以来，前所未有的经历。当然，桑兰和她的经纪人黄健也遭到了更不堪入耳的谩骂。

我跟黄健说，好歹我们俩是大男人，我真担心弱小的桑兰能不能承受这些人的谩骂。黄健给我的回答是，桑兰比我们两个大男人更加坚强。原来，我心里的压抑和郁闷，桑兰竟然一点儿也没有。她单纯、善良，一如既往，乐观快活，每天都笑呵呵的。毕竟，桑兰从17岁起就克服着常人无法想象的苦难，这点儿谩骂影响不了她乐天的性格。

我最喜欢的一首音乐名为《火焰鸟》：奋斗不止的火焰鸟突破重重障碍，振翅高飞，无所畏惧，一心向上向前。据说，火焰鸟带来的火焰可以把寒冬瞬间变成夏天。我发现桑兰的坚强和乐天性格就像是火焰鸟，永远在燃烧，不会冷却。桑兰不屈服压力的精神也像火焰鸟，给了我鼓励，让我在逆境中看到了榜样。我不禁自嘲，这点儿事算什么？连小女孩儿桑兰都不放在心上，我们这些大男人真没出息。

人生路多崎岖，希望桑兰这只火焰鸟能继续像以前那样炙热、感人，给人以力量，给在困难中挣扎的人们以光焰的启迪。

不会收取桑兰的律师费

海明律师楼目前有全职、兼职律师9名，由欧洲裔、亚洲裔、非洲裔组成，所有律师都是美国的法律博士。我们经手过一些金额庞大的跨国公司纠纷案，在纽约州高等法院有420个官司、民事法庭有84个官司，还不算其他各类几十种法庭的官司。我有近千个官司要打，包括很多刑事案件、各种重罪案、巨额团伙诈骗案等。

在美国打官司要花很多钱，但是代理桑兰的官司我们一分钱也没有收。无论将来结果是输是赢，我们都不会收桑兰的律师费，并且会承担打官司的花销。如果桑兰想支付律师费，我们会建议桑兰用这些钱建立一个公益基金。

桑兰是中国人的一笔精神财富，我愿意帮助她，义务为她打官司。我也是经历过很多坎坷的人，我与桑兰惺惺相惜。

我们状告8名被告的18项侵权行为，每项求偿1亿美元。其实，这样的高额索赔在美国很正常。2009年11月19日，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布劳沃德巡回法院陪审团就曾判决烟草公司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向61岁的烟民辛迪·诺格尔赔付了5660万美元的医药费和伤害赔偿以及2.44亿美元惩罚性损失赔偿。

桑兰是中国国家级冠军，她值这个钱。在美国，一个国家冠军级的运动员如果因公在比赛中受伤，会被捧为国家英雄，仅广告收入几辈子都花不完。美国特别重视残疾人的权益，为国家受伤而残疾的人士会获得国家终生的抚养。伤者还有单独的个人权利，以追求国家赔偿之外的赔偿。18亿美元不是桑兰和经纪人一拍脑门喊出来的，是我们律师团根据美国法律条款一条条算出来的。

除了要求18亿美元的天价赔偿外，我们了解到桑兰将昔日“恩人”刘国生、谢晓虹夫妇列为被告，让其得到了“忘恩负义”的骂名。其实，桑兰在美国受伤次日，她的父母就接到通知，并立刻从中国赶到纽约。然而，他们被剥夺了担任女儿监护人的权利。中国体育管理部门授权给刘国生、谢晓虹，由他们担任桑兰的监护人。

在成为监护人后，刘、谢夫妇严格控制桑兰的活动，不许她自由地和媒体接触。他们没有为当时还是未成年人的桑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没有对相关责任方进行索赔。刘、谢夫妇还控制了桑兰的友好基金，擅自在其经营的生意中使用桑兰的姓名和肖像，并用于广告和出版物；还非法刊登桑兰及其男友的私人信件、私人家庭照片和其他隐私。

还没到亮出证据的时候

目前，桑兰的案件已经立案，主审法官是81岁的终身联邦法院大法官托马斯，程序法官是60多岁的佛朗斯。

接下来，只有官司输赢的讨论，而没有“不予立案”的问题。纽约南区联邦地方法院已经签发了传票，上面盖有法院的钢印和法院书记员的签字。所有被告收到传票后都要在规定时间内答复；否则，法院会以被告缺席而判决其败诉。

立案后，根据纽约当地的法律，法院将用4个月的时间向美国各地的被告送达传票，包括纽约州内和外州的被告。对方答辩后，法院会开始开庭，进行取证、调查的程序。我已经申请由陪审团来审理此案。陪审团的终审不会很快进行，可能要在一年后或者更长时间。

18项侵权控告的有些项目的确已经过了诉讼时限，这不是秘密。我们告了18项罪名是为了避免漏掉任何可以告的东西，有几项能胜诉就是成功。

桑兰受伤的事件发生在13年前。但是，美国保险公司和美国体操协会对桑兰的歧视对待至今仍然在发生，没有过诉讼时限。同样，刘国胜、谢晓虹对桑兰的侵权也没有过期。就算被大家广泛承认的已经过期的关于“主办方渎职造成桑兰受伤”的控告也不是桑兰的责任，而是有阻力不许桑兰进行控告；其中，她的监护人就要承担不及时控告的责任。18项侵权控告里有强有弱，没有人敢肯定地说，我们的18项控告都会输掉，被告方的律师也不敢这样说。

桑兰案缺乏实证是被告的讲法。被告方怎么知道我们手里有什么证据呢？现在还没有到亮出证据的时候。证据够不够充分是由陪审团来断定的，现在就讲我们缺证据无异于“算命先生的推算”。

另外，我也是最近得知，谢晓虹的儿子在桑兰于1998年8月至1999年5月在美治疗期间，帮她洗澡并给她买胸罩。对于没有美国医疗机构认可的护理资格的人，这已经严重侵犯了桑兰的隐私权并涉嫌性骚扰。我们考虑把这一新内容追加到民事诉讼里去。

估计两三个月后桑兰案会开第一次庭。我们有信心打赢刘国生、谢晓虹这一部分(官司)。因为，事实+法律在我们一边=胜。

链接

刘、谢夫妇及其律师

刘国生、谢晓虹夫妇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进入中国彩票市场的外商，他们于1987年创办了北京乐达利公司，印制即开型彩票；后来又创办了电彩公司，提供电脑彩票系统。谢晓虹的乐达利公司是中国女子体操队的主要赞助商，她和李宁都是中国体操协会的特邀副主席。

2011年5月2日，刘国生在美国中文网发表《应对诉讼：向〈美国中文网〉网友请个长假》的博文并表示：“(官司)给我们全家造成重大压力……有关诉讼事宜，我们已经全权委托莫虎律师代理。”从此，刘国生、谢晓虹夫妇接受莫虎律师建议，暂停博客，开始沉默。

莫虎曾为纽约曼哈顿检察署副检察官和纽约市缉毒特别检察官、纽约警察总局副局长兼审判厅厅长，后主持莫虎律师事务所。数天后，莫虎律师接受媒体采访时，逐一回应了桑兰对刘、谢夫妇的各项指控并分析事件走向——

按照美国法律，律师只要将符合其样本的起诉状递交到法院，支付350美元，法院就会给他一个分配好的登记号码。之后，原告律师有4个月即120天的时间，将起诉书通过邮寄等方式递到被告人手上。按程序，从收到起诉书之日起20天内，被告人可以向法院回复一个针对指控的答辩状。

桑兰的这份起诉书目前已在该法院的官方网站上公示，针对刘、谢夫妇的指控共10项，其中有一部分是重复的，主要的指控有4～5项。

对方(桑兰及律师)所提出的指控，经过我方律师的调查，也可以选择不答辩，马上到法院办公室要求撤诉。更重要的是，据我所知，法院方面，目前还没有对这个起诉状进行审查，也就意味着是否已经立案还是未知。同时，刘、谢夫妇现在还没有收到对方的起诉书，我们还不需要做任何事。

美国每一个案子的起诉都有时间限制，最长的时限是6年，最短的是1年。唯一不受限的是谋杀案。桑兰及其律师所提出的18项指控中，大部分已经过了诉讼时限。仍在诉讼时限内的，包括对于刘、谢夫妇在博客里对桑兰进行诽谤的指控。

至于黄健在微博中说桑兰当年在刘、谢夫妇家中被照顾期间曾受其儿子猥亵一事，子虚乌有。从时限上来说，已经超过10年了，按照美国法律这也是站不住脚的。

在美国，民事诉讼还有一个程序，双方律师都有权力要求对方到办公室作证。我们也有权力把桑兰叫到我们办公室，要她提供文件。但她目前都是口头证据。所以，我认为，这些案子最终会被统统撤掉。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6月上半月期)

这不是桑兰的第一次是非。从2008年年底开始，桑兰就因为多次“维权”陷入舆论风波。

还原“被模范”的桑兰

从2008年年底开始，在镜头面前，乐观、坚强的桑兰在公众眼里开始多了愤怒、较真的形象，并多次因为自己的“维权”陷入舆论风波。

“轮椅门”里的骂声

作为名人，尽管高位截瘫、行动不便，但桑兰不能每天宅在家里，为了生存和公益，她会受邀到全国各地参加活动，其中避免不了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桑兰坦言，在国内，她最怕的事情之一就是坐飞机。

其实，以前每次出国比赛乘坐飞机，桑兰都非常兴奋，漂亮的空中小姐，大大的飞机，在蓝天中体味那种渐渐远离地面的美妙感觉。可是，1998年受伤后，每次坐飞机都成了桑兰最不乐意的事情，因为——轮椅！

2008年11月1日，桑兰一行三人从福州乘机回北京。在飞机起飞前，桑兰向机组提出，飞机降落后，她要使用自己的轮椅。不过，当飞机抵达北京时，她的轮椅却没有及时送到。“我和我随行的三个人傻傻地等在飞机上，经历了清洁队、补充餐食……”，等待了一段时间，机场方面拿来了一个简易轮椅。

“我要等我的轮椅。”又经过30分钟左右的等待，桑兰的轮椅来了。在下飞机的过程中，桑兰看到在登机口等候登机的旅客们情绪激动，好像每个人都在骂骂咧咧。他们认为，正是由于桑兰不坐机场提供的轮椅才导致航班延误，现场不少认出桑兰的旅客由此认为她这是在“耍大牌”。

“从福州到北京，我又一次迷茫了，又一次想到自己人生的不容易。而面对登机口玻璃窗外苦苦等候登机的旅客，那些大骂我的旅客，你们到底要骂谁？骂什么呢？”对此，桑兰满腹委屈。

桑兰说，自己不是一般的截瘫，虽然看起来能够好好地坐在轮椅上，那都是因为自己特制的轮椅可以更好地支撑身体，舒适而且安稳，不用考虑在轮椅上发生危险。而机场的轮椅没有保护带，坐垫和靠背都是软的，对于截瘫位置高的人来说，一旦身体痉挛就容易从轮椅上掉下来，“不是我拒绝坐机场的轮椅，而是太危险”。怕遭到误解，桑兰在博客中还向大家一一说明自己轮椅的特殊构造，“固定和支持腰部的垫子、防止因为痉挛而滑出轮椅的保护带……”

在这次“轮椅事件”之前，桑兰已经多次因为乘机遇上麻烦，“我曾经在长沙、珠海、南京、沈阳机场登机或落地时出现不顺利，甚至也曾经遭过白眼”。

声讨小保姆后被攻击

2009年9月5日，桑兰再次因为自己的“愤怒”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她在网上晒出了与小保姆的矛盾，并把有关照片也贴到了网上。

当天早上，桑兰家里的小保姆小杜提出因为父亲病危，自己马上要回四川老家。听到保姆的话时，桑兰有点儿不理解：“她家里老人生病，重要。可是，早在一周前她已经知道了这一切，但她在我给她发完这月工资后的清晨，如此寒冬般地让我作出选择！伤者、病者为大，我选择让她离去，但她要给我一个交代。”

接着，愤怒的桑兰在其经纪人的帮助下，用相机拍下了自己家中各个脏乱的角落：床头打印机蒙了一层灰，卫生间墙壁瓷砖上部一片黑迹，抽油烟机周围满是黄黑的油垢，相框上灰尘满盈一摸一个手印，队友当年赠送的千纸鹤的绳子上也长了“千年的尘土”。通过照片，透露出桑兰对拿着2500元高月薪的小保姆的无奈与心寒。

桑兰抱怨自己的运气太差了，也猜想是不是因为自己的身体真的让人家觉得太麻烦——大小便全部要别人协助，穿衣、刷牙、洗脸都需要别人帮助。

桑兰表示自从父母离开北京后，她先后请过一些小阿姨来家照料自己的生活，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让她舒心。

虽然桑兰也一直反思是不是自己做人有问题，但桑兰认为自己的家应该是整洁、明亮、体面的。事实上，她的居住环境实在是太差了，“最应该怪的就是我摔了、伤了，我不能收拾自己的家。说到这些我每一次都偷偷地流泪”。

在舆论漩涡中，桑兰和保姆小杜都承受了很大压力。很多网友开始攻击桑兰刻薄、难伺候、太事儿了。

作为一个高位截瘫者，桑兰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在保姆事件中暴露无遗。桑兰受伤后从国家体育总局和浙江省体育局各得到20万元补偿，她每个月还能从浙江省体育局拿到2000多元的工资和保姆费，但她每个月维持基本生活和康复条件的花费却需要5000元以上。

桑兰在美国受伤时，尽管有很多人为她捐款建立了“桑兰友好基金”，但桑兰表示这部分钱实际上一直由刘、谢控制，直到2008年刘、谢才给桑兰本人。“最早他们(刘、谢夫妇)说(基金)有17万美元，现在这是14万美元。支出什么的，都没有明细。”桑兰抱怨道。

轮椅事件和保姆事件让桑兰的形象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桑兰通过博客告诉公众， “一个人的形象的确重要。但是，我不是演员、不是歌星，这些形象对于我来说是虚幻缥缈的，我也是个普通人，我的遭遇也是很多人的遭遇”。

对于桑兰的愤怒，著名电视新闻评论员白岩松表示了理解和支持：“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有的时候不能太事儿；但是，对桑兰来说，如果不事儿的话就要命。从她身体的角度来说，她平常不敢喝水，因为如果要是喝水喝多了，不能及时排尿就会导致中毒。她的家里为什么要干净，她所有的操作必须是无菌操作，这是关联生命的问题。”

体操中心让她心寒

2010年8月5日，桑兰连发微博指责国家体操中心在她受伤后的12年间对其不闻不问，爆出自己与体操中心的矛盾。

桑兰在微博中提到，“今天，全国青联11届委员会将推荐表递到体育总局，要求单位盖章，机关党委打电话到体操中心，得到的回复是‘桑兰和我们没关系’。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心凉了一半儿” 。而当年桑兰受伤时，时任体操中心主任的张健明确表示“我们一定会对桑兰负责到底”，并保证给桑兰“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

因为心寒，桑兰爆料称自己在1998年的受伤并不是“意外”，当时她的动作变形是因为在她练习时有一名教练临时撤走了垫子，“这种干扰直接导致我空中姿态犹豫，最后导致今天的结果。如果诉讼，我将不会起诉这名教练。主办方对场地管理以及秩序混乱是导致事故的原因。因此，我会将国家体操队作为第一被告，而当年的赛事组织者将作为这次诉讼的辅助被告。这场官司我要到美国去打。当初身处异国不得不吃亏，当时我17岁。12年后我不会再吃这个哑巴亏，现在我有能力保护自己” 。

当时，很多人以为桑兰要“去美国打官司”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8个月后，桑兰真的打起了跨国官司。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桑兰一度“心情不好”，于5月1日连发三条博文表示自己迎接一切挑战后就停止了微博的更新。5月7日，似乎恢复心情的桑兰又连发了15条微博，“人要经历过才知道，诉讼之路不简单，但我一定坚持下去”。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6月上半月期)

案情分析

不幸中的万幸

分析人：方正宇，上海纽迈律师事务所律师。

桑兰是不幸的，年仅17岁就因为一次受伤而导致终身残疾。当她迟至13年后才提起诉讼时，又将面临包括时效、取证在内的一系列难题。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桑兰又是相对幸运的。与其他那些在国内遭遇意外伤的运动员相比，由于她的受伤地点在美国，所以这次可以向美国法院提起诉讼，从而可以在最大限度内保护自身权益。反过来说，如果诉讼地点在中国境内，那么桑兰有可能面临更多更大的困难。

以18亿美元的索赔金额为例，如果这起案件在国内法院进行审理，根据中国法律，由于案件涉及财产内容，将根据诉讼标的的一定比例来确定受理费。桑兰的索赔请求在折算成人民币之后超过110亿元，所对应的案件受理费在5000万元以上。这笔费用远远超出了桑兰的承受能力，所以，诉讼一开始就会被卡在受理费问题上。

在美国，案件受理费采取上限封顶的制度，各级法院的案件受理费上限从150美元到350美元不等。也就是说，同样是索赔18亿美元，桑兰在美国只需要支付不到中国万分之一的案件受理费，这是她和她的律师团队敢于将索赔金额定得如此之高的关键原因之一。

除了法院收取的案件受理费之外，律师费也是维权过程中的一笔重要开支。美国律师对于此类人身损害案件大多采取“风险代理”方式，开始时并不收取任何费用，而是胜诉之后对所获赔偿款进行分成，比例一般在1/3左右。这种收费制度，一方面避免受害者在缴纳高额律师费之后仍然输掉官司，另一方面也是鼓励律师尽最大可能为当事人争取权益。相比之下，国内对于“风险代理”这种方式限制很多，中国律师对此往往采取回避和排斥。

至于在人身伤害案件中有可能争取的权益，在中美两国之间也存在着不少区别。中国法院在确定赔偿金额过程中，主要依据来自于《民法通则》的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除此之外，近年来还加入了“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内容。但总体而言，中国法律对于赔偿金额的计算，仍然更侧重于受害者直接损失的部分，对于受伤之后所承受的痛苦以及生活上的不便考虑得较少。

相比之下，受害者在美国提起索赔的范围除了实际经济损失之外，还包括“疼痛和痛苦”、“生活乐趣的丧失”等多项内容。在受伤和手术过程中产生的疼痛感，受害者及其家属在情绪上的波动，乃至受伤对于娱乐活动、夫妻生活的影响，都会成为计算赔偿金额的依据。

除了以上计算之外，美国法院还会特别考虑双方当事人的背景，受害者的年龄、性别都有可能影响赔偿金额的高低。

尤为关键的是，原、被告双方财产状况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项目。美国法院确定的赔偿金额，除了对原告具有补偿性质之外，同时也有对于被告过错行为进行惩罚的目的。在伤害情况相仿的情况下，大公司需要支付的赔偿款往往比小公司多得多。因为被告中存在时代华纳、TIG保险等知名公司，所以桑兰才会提出巨额赔偿。

由此可见，无论桑兰最终能否赢得诉讼，本案件都将具有特别的借鉴意义。尤其是美国法律在人身损害案件中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值得国内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进行学习和研究。

记者手记

挥别过去

13年了，从1998年到2011年，从17岁到30岁。

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样的年华本来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时期。可对桑兰而言，这13年却是一段压抑、迷茫，甚至有着残酷记忆的岁月：颈椎骨折，胸部以下高位截瘫，每天需要战胜不能活动的手指，80%没有知觉的身体，逐渐萎缩的小腿肌肉……

1998年7月22日，桑兰在第四届美国友好运动会的一次跳马练习中受伤，造成颈椎骨折，胸部以下高位截瘫。从此，17岁的桑兰从一个健康人直接坠落残疾的深渊，甚至要像婴儿一样重新学习生活的一切，用工具吃饭、刷牙、洗脸，用工具打字，用轮椅代步……

轮椅上的桑兰表现出极大的意志力，就读北大新闻系、主持节目、担任奥运火炬手，她被外界称为“最乐观的运动员”。

这些年，桑兰似乎习惯了“坚强”这个名词伴其左右；但有时候，特别是在无人的黑夜中，她只有卸下“坚强”，才能安稳入睡。

自称“化学达人”的桑兰曾经给自己算过这样一笔账，一天服10粒药，一年要服3650粒药。从1998年受伤到现在总共12年10个月，她总共服用4.5万粒药。这些药用药瓶装起来，总共要用掉750个药瓶子。

对于未来的账，桑兰还没有算过，她也不敢算了。

面对这些，微笑真的能承载一切吗？

去年，29岁的桑兰在北京一家私人俱乐部举办生日晚宴，答谢了多年关心、帮助自己的亲朋好友。

2011年6月11日，是桑兰30岁的生日，她似乎想通过“跨国索赔”这种特别的仪式挥别过去的那个自己。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6月上半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