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混在“乌有之乡”的那些日子
作者：辛允星，男，1982年生，山东汶上县人。
2000—2004年，山东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本科。
2006—2011年，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专业硕博连读，博士师从赵旭东教授。
2011年—至今，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社会工作系任教。
主讲课程：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中国社会思想史、社会科学导论等。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社会心理学。
一、结识“乌有之乡”
回想自己的北漂生活，其实最为重要的记忆恰恰不在于那些生活的艰辛，而在于那时候的精神世界，一个让我的人生观曾经激情四射又突然转向悲观失望的思想历程；这个历程与北京著名的“乌有之乡”（书店）紧密地缠绕在了一起。我还十分清晰的记得，第一次听说乌有之乡这个“名词”是通过我在心知堂文化交流公司的老板，她在2004年的秋季的某天告诉我说，“北航西门那边有个书店，每周都有讲座，免费的，你可能比较适合去那，我去听过几次，感觉他们的思想太极端，接受不了。”在他这一席话的指引之下，我趁周末时间满怀憧憬地来到北航西门寻找，果然很顺利地找到了，正好是下午两点如期开讲，我早到了近两个小时，于是随手翻阅那里出售的图书，不禁对自己的知识匮乏深感焦虑，同时心里也不断泛起一种对知识的憧憬之念。我当时所听到的第一个讲座是杨帆教授的，他声音洪亮，言谈风格泼辣，但对当时的我来说，那些思想绝对是精神盛宴，尽管演讲的内容我如今已经不记得了；从此以后，我就成为了“乌有之乡”的常客和坚定支持者。
结识乌有之乡让我的精神世界猛然间获得了超级能量，从而很好的填补了物质生活上的极度困乏，这一点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想明白，最初的热情和满足感其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如何获得的。在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之同时，我在工作方面的表现则日益衰落，主要是不再对那些电话业务有太多兴趣，甚至讨厌；记得有一次周末老板要求加班，我以参加乌有之乡的讲座活动为由给予了拒绝，她的那种无奈表情至今还停留在我的脑袋里。还有同事曾这样调侃地说：“她介绍你知道乌有之乡，现在肯定很后悔，你的精力都跑那边去了”，随之就是其他同事的一片大笑，他们都认为我属于不太正常的人——连自己的吃饭都成为问题，却对那些虚无缥缈的所谓国家大事感兴趣，多少有点不可理喻。当然，在我考取了研究生之后，老同事的这种看法有所改变，更多地认为我不适合吃“企业的饭”，注定要去“读书”云云，我对这些评价都表示认可，认为自己可能注定难以成为我们老板那样的人。
我结识乌有之乡一年多之后，它从北航西门搬迁到了北大西南门口的资源楼，离我居住的肖家河和中国农业大学西区更近了，因此去那里就更加方便，我经常会利用去北大逛旧书市场的机会甚至去中关村图书大厦的时候，都会顺便到乌有之乡看看，不管有没有讲座或者是不是喜欢某场讲座，因此355支线即后来的333路公交成为了我最经常乘坐的路线。听说后来乌有之乡又搬迁到了海淀桥南的一个高层写字楼，但这个时候我已经发生了思想的重大转变，因此再也没有去乌有之乡的冲动，它的新家位置自然也不再属于我关心的事务。
二、听每周末的讲座
从2004年秋天开始接触乌有之乡起，我每周的周末时光几乎都是在那里度过的，甚至在没有讲座的情况下也会前往那里，看看书、找找熟悉的面孔；读研之后还多次带同学前往那里听讲座，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常客。截止到2007年底最后一次前往乌有之乡，我已经在那里倾听过近两百场讲座，认识了像杨帆、左大培、韩德强、韩毓海等这样的中国左派大腕，也认识了像黄季苏、郭松民、高梁、祝东力这样的温和左派；更是领教了巩献田、张宏良、杨晓青、孔庆东这样的“雷左”人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同时也目睹了像黄平、汪晖、邓正来这样的学术牛人的尊荣。这些人给我的印象都十分深刻，杨帆的演讲以“气愤骂人”为的基本特点，张宏良的演讲则更具鼓动性，加上著名的孔庆东，他们三人都是“大嗓门”，可谓声如洪钟；韩德强则显得温文尔雅，很有江浙师爷气质（后来得知他在去年的一次游行中掌掴老人，这个印象才有所改变），但是做演讲思维敏捷并逻辑清晰，和祝东力、黄季苏具有相似的儒雅气质；高梁、郭松民两人的最大特色就是外表和言语都十分朴实，因此感觉很有亲和力；巩献田、杨晓青都来自法学界，在演讲中都流露出了“不得志”的哀愁，足见他们在高校法学园地里所遭遇的各种“不理解”（这也许是中国法学之幸）。
我在乌有之乡听讲座的记忆至今留存仍多，可以选其一二简单陈述。记得邓正来先生到乌有之乡做讲座，第一句话就是：“我来乌有之乡之前有朋友对我说，你怎么去那种地方啊？我就问他，那里为什么不能去？是吧，我感觉来这里没有什么嘛”，当初我不能理解邓先生这句话的含义，现在终于懂得其中的意蕴，因为现在连我自己也开始认为作为一个真做学问的人去那个地方确实容易被人误解为“毛左”，而这又确实具有很强的贬义！还记得有一次，杨帆教授做讲座结束，他向听众当中的一个人挥手，请他到演讲席也讲两句，结果这位仁兄无论如何也不登台，最后还是杨教授自己接受听众的“呼应式”提问，这位拒绝登台的牛人就是汪晖，我那是第一次目睹这位知名学者的尊荣。关于汪晖先生的这个拒绝举动，我现在的理解是：他可能需要保持所谓“新左”思想家的贞洁，防止自己“沦为”毛左的身份尴尬，当然，这种“诛心”式的无端揣度当然只能作为一种“笑谈”来看待。我还记得黄平先生到乌有之乡做演讲的场面，他身穿黑色中山装，脸上总是笑眯眯的，显得十分和蔼，演讲正式开始之前向大家道歉，说自己虽然是书店的顾问，但因为忙很少参与这里的事务，然后转入演讲的正题，他语言温润，娓娓道来，与左派知识分子的通常形象有不少的出入。
还记得，中国农业大学的何惠丽副教授前来乌有之乡做演讲，结果搞起了商品推介会，当场出售来自河南省南马庄合作社的有机大米，杨帆教授带头购买了两袋，随之又有不少的合作化支持者也慷慨解囊，现场情况十分热闹，何教授据说因此也名声远播。还有一次讲座也让我印象深刻，记得是苏铁山老师关于毛泽东思想和事迹方面的报告，现场来了很多白发苍苍的老同志，其中一位竟然是来自陕西的，衣服上挂满了各种荣誉奖章；讲座现场可谓是群情激昂，甚至有人满眼泪水地倾诉着中国人今天对毛主席的各种不理解乃至侮辱，可正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却有一位女士压制不住内心的情感，在听众席当中突然站起来很大声地说到：“老毛的时代也该结束了！”这下子可惹恼了在座的一些听众，有人大呼：“把她轰出去，赶出去”，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机，听众们也开始私下嘀咕着什么，幸亏乌有之乡的书店老板范景刚及时制止，才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我们平时就称呼这位老板“小范”，他不苟言笑，为人处事的态度也十分低调，但在关键时候确实能掌控局面，和杨帆教授习惯骂人和发脾气的特点有很大的不同，这也许就是他专心于业务而从不做演讲的原因吧。
三、参与毛泽东旗帜网组织的活动
去乌有之乡的次数多了，自然会结识很多好朋友，慢慢地就产生了强烈的集体归属感，因此我还参与了一些后勤工作，比如帮忙布置和收拾讲座会场、搬运新购图书等，而在这个过程中又会认识一些同盟机构的朋友，毛泽东旗帜网的管理者们就是这样走进了我的生活。在与他们接触之后，我又开始参与到旗帜网的一些活动的筹备组织工作中，比如整理和搬运图书到某些会场向参会者发放，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活动应该是2005年冬季“纪念毛主席诞辰112周年”的系列活动。我跟随毛泽东旗帜网的管理者以及其他自愿者们一起，先是到朝阳区的一家印刷厂搬书，然后分别装到统一准备好的袋子里，忙活了整整一天才完成这项工作；记得第二天，纪念活动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正式开幕，我也作为后勤人员进入了会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走进入到人民大会堂，当时感觉自己能够参与这样的重大活动也算是无上的荣耀了。也正式通过这个活动，我见到了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著名军旅作家魏巍、前中宣部领导王忍之、前国家最高法院的院长郑天翔等高级人物，还有毛泽东的一些家属；记得很多老人都是被家人搀扶着去的，他们说一定要去表达对主席的深切缅怀。
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后勤人员又到王府井大街附近的一家酒店吃饭，我正好与魏巍先生坐在一桌的临近位置，我感觉十分忐忑，但和魏老聊了几句就感觉轻松起来；他眉毛都是白色的，但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言谈举止十分和蔼可亲。我主动说到：“我们这些人都是读着您的文章长大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我们小学教材中的经典文章，我至今印象还十分深刻，没想到今天竟然能与您坐在一起！”魏老摆摆手，说道：“你们年轻人要继承那种精神，不要忘记那些历史，国家的未来还要靠你们”。然后我把自己在参会时领到的一本书《向往毛泽东》拿出来请魏老签名，他大笔一挥就在书的扉页处签上了名字，之后我又请另外一位老师签名，这本书我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尽管我也许永远不再打开，但它的意义已凝固，印证着我曾经的思想历程。前几年在读研期间听说魏老去世了，我本想打听下老朋友后事的安排前往悼念的，但还是因为思想的不断革新而作罢，也许一面之缘注定如此吧！
四、聆听秦晖先生的演讲
我在乌有之乡混迹的这段时间，正是国内所谓“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争的高潮期，因此我在这里所听到的讲座大多围绕这一话题，从不同角度论证新自由主义思想对中国人民带来的极大祸害；后来围绕《物权法》的出台又搞了几次讲座，巩献田的演讲正是对这部新法律的鞭挞。通过这些活动，我了解到了郎咸平、刘国光等“反对私有化”学者的主张，也知道了所谓新自由主义的思想脉络，从哈耶克到张五常、从茅于轼到张维迎等，都属于乌有之乡集中批判的经济学家。我虽然也偶尔去网上去查阅下这些学者的思想及其论证方式，但在情感上我已经天然地站在了“新左派”的一边，因此在与我们的北漂三人小组成员交流时经常发生争执，我那位律师哥们深谙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些思想脉络，他对我从乌有之乡学来的思想表示坚决不能认可，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的我也坚决捍卫自己的观点。围绕这些话题的激烈争论已经成为我们那个“小屋”最鲜明的特色，邻居们只能听热闹却对我们的话题不知所云，这种局面真的可以称的上是“北漂生活的奇葩”了。
我感觉从乌有之乡学习到的核心思想无外乎如下几个核心要点：（1）国家和民族是最为根本的东西，个人的人要服从和服务与国家民族的利益；（2）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大众民主和经济平等是超越与资本主义之上的优越制度；（3）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腐败、社会堕落均源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文化的侵害；（4）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虽然生活比较贫困，但是精神生活富裕，而且取得了军事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因此所付出的牺牲实际上换回来了国家的长远利益；（5）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依靠毛泽东时代的物质和技术积累，而不算是制度创新的结果，若当时继续走毛主席的路线，中国会发展得更好；（6）中国只有摆脱帝国主义设计好的“和平演变”圈套，回归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政治与外交政策，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7）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建立在殖民主义侵略的基础之上，他们的民主、自由、博爱等思想都是谎言，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宗旨，守护好自己特色的政治制度，才能防止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打到。这些观点其实和我们教科书和国家主流媒体保持着高度一致，但是乌有之乡的专家学者们却多次声称自己在中国是“非主流”，我当时就十分糊涂，但由于高度的组织忠诚感作祟，我也未再做追问。
在我坚守以上政治观点两年多之后的2006年12月17日，同样是在乌有之乡，我聆听到了清华大学知名教授秦晖先生的演讲，题目是“当代中国的左与右”，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秦先生，结果却导致了我的思想大转折。秦先生穿着朴实，而演说能力超群，在我听来简直就是字字珠玑，思路逻辑十分清晰，环环相扣，毫无破绽！他从“左与右”的通常区分谈起，引出所谓“激进”与“保守”必须有一个对象才好做区别，进而一一分析了一些十分重要的理论话题，比如人性的善恶自由、自由与个体安全、权责对等和群己权界等，最终暗示出来的结论似乎是：中国当下的很多左右之争实际上是充满逻辑悖论的，西方国家的左右派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共识，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水火不容，中国历史乃至当今的问题并不在于选择公有还是私有、自由多一点还是保障多一点等，而是要实现权责对等，左派主张国家权力要大些，那么也应该主张对民众的责任大一些；右派主张国家责任小一点，更要主张国家权力小一点，若一方面强化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又推卸国家责任，就是不符合基本政治伦理的观点。这是我陷入中国特色的左派思维逻辑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深刻的道理，其实这也不算是一个对智商要求很高的知识，但是直到人生的第二个本命年，“失败”的我才接触到。
秦先生的演讲结束之后，很多听众都积极踊跃地提问，但是也不乏一些故意刁难者，从提问者的语气中就能感觉到这一点；我身边的一位听者甚至这样说到：“我们这里怎么能请这种思想的人来啊！”显然是不能接受秦老师的观点。临近讲座提问环节结束的时候，现场又发生了一个大插曲——某位工人模样的听者突然从会场最后位置站起来往前走了几步，用手指着秦老师大声呵斥：“你别说那么多没用的，你就说你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吧！”我认得这位朋友，他是辽宁的一位国企下岗工人，长期在北京上访，乌有之乡的常客，我在乌有之乡接触了很多类似的人物。秦先生针对他的激烈提问，仍然很客气地说到：“问题很复杂，不像你想的那样，社会主义不是说说就可以的……”但是现场已经很混乱，很多听众似乎已经容不得秦先生继续解释，因此这次讲座就在这种混乱中草草结束了。中国左派可能已经习惯了自己掌握真理的感觉，容不得异样的声音，即使面对饱学诗书的教授，他们也可以充满信心地进行批判，若是在文革时期，这些人估计早就开始暴打走资派了。
在聆听秦先生的讲座之后，我连续半年陷入了对自己政治观点的深入反思中，加之当时已经读研，开始广泛涉猎一些学术著作，并偶尔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这时候自己的家人又摊上了一个很小的官司（起因是邻里纠纷，结果是家人被法官戏弄，被骗上千元钱什么事情也没解决，父母只好搬家他处），这一些列的理论与现实冲击促使我的思想进入了“大整合”的时期。我努力读书、写随笔，把自己的百度空间整得十分充实，这一方面是反省自己曾经坚守的理念，另一方面也是帮助自己寻找更符合实际的理论解释，我记得当时给自己提出了诸多的提问：（1）中国的社会腐败与堕落真的是美帝国主义的阴谋？这和遥远的外国到底有什么关系？（2）中国搞公有制真的就可以实现公平正义？那老人家为什么说合作化时期的农民都爱偷懒呢？（3）中国的官员是被资产阶级带坏才腐败的？（4）毛泽东式的伟人真的能够解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吗？可是文革似乎并未达到这个效果呢！（5）国家和民族为何物？我们只有捍卫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特色才能获得尊严与在世界上的生存权吗？这些问题在今天的我看来当然都不再是问题，但是在2006年底的时候，我却基本上还是能够接受对以上问题的正面回答的，秦先生的演讲只是帮助我开始思考这些问题而已。
五、读博后，我的思想转变
在整个的2007年，我都在思考以上提出的思想话题，这一年秋季我又成为了一名博士研究生，读书自然也更多了，哈耶克、张五常等之前被我们批判的学者的书也在其中，随着视野的开阔，我越来越对自己之前所持的政治理念持怀疑态度。当我仔细阅读完毕秦晖先生的《田园诗与狂想曲》一书之后，我终于断定自己的思想已经彻底从“毛左”过渡到了自由主义状态，我认为其核心的标志就是：自己不再认可“卡利斯玛”权威的有效性，而对密尔的“群己权界论”给予了充分接受；不再认为个人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个人提供利益才具有合法性；不再认为中国的社会腐败源自资产阶级的财富，而是源自公共权力的滥用！我相信对这几个重大理论话题的回答足以见证我的思想转型。
尽管2007年底之后，我再也没去过乌有之乡，但是由于我已经习惯了参与各种的公共话题的讨论，我还是莫名其妙地被网友找到，加入了QQ的“秦晖底线群1”；不久我在这个群里与一位网名为“卡尔·斯密特的”网友进行了系统的三次大辩论，辩论的记录至今留存还很完整，自认为这是我成为自由主义者之后第一次以新的思想身份参与公共活动。也正是通过这次网络辩论，我知道了“国家主义”这套政治理念的由来，并顺着对这一思想的仔细追寻了解到了刘小枫及其著作《现代人及其敌人》，但最后却走到了许继霖先生那里，博士毕业之后2011年秋季，我细读许纪霖先生的著作《知识分子十论》、《启蒙如何起死回生》、《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等，终于对国家主义思想流派有了一个基本的理解。同时我还滚雪球似的接触了其他一些让我“耳目一新”的著作，它们的作者包括启良先生（湘潭大学）、袁伟时先生、资中筠先生、朱学勤先生、于歌先生等，加上我们社会学科班的孙立平先生、郭于华先生、于建嵘先生等，他们的著作让我最终彻底明白了真实的中国历史如何，世界的学术思想是如何演化而来的，我曾经的毛左思维是如何的幼稚和荒唐！
网上流传这样一段话：“一个人30岁以前不是左派就没有良心，30岁以后仍是左派就没有大脑”；我记得也有文记载：哈耶克也是在27岁从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自由主义者。当我看到这些，心理才稍微的有所宽慰，不再对自己当初的无知无畏而羞愧难当！更幸运的是，自己总算没有成为一位“没有大脑的人”，终于在26岁的时候实现了这场思想的重大蜕变，这已经成为对友人经常提起的调侃之词。我并非故意将自己与大师并列，以博得什么荣耀，而是以此来安慰自己那份尴尬的心灵，毕竟全盘否定自己的思想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在各种社会与政治思想的对比中，我还是毅然完成了这个工作。
如今，我已经在大学教书两年，有了自己的房子和小院子，每天早晨起来看看自己种的蔬菜和养的花草，自然有一种与北漂生活时期截然相反的心境。我再也不会把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寄托于某位圣人身上，但求能够在这个荒诞的时代里混口饭吃，自由主义的思想理念虽不是宗教，也然不能为我们提供吃喝穿戴之物，但是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却能让我的心灵变得稍微洁净那么一点点，懂得什么是生活的底线，面对虚伪的权贵人士和各种离奇的社会规则而泰然视之，既不谄媚也不对阵。
北京，已经成为历史记忆，乌有之乡，也已经成为我永远告别的思想场地，我再也不想到那个让人心碎的城市生活，也再也不想接受那种“民间党校”的再教育。回忆“混在乌有之乡”的那些日子，一则为了缅怀自己的人生弯路，二则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通过我的故事更早更快地走出那个可能给人间制造无穷灾难的“乌托邦”！
